國際特赦組織近日發表了新年度人權報告。這份「人權報告」繼續其一貫「懷疑一切」的腔調，對澳門人權狀況諸多指責，聲稱澳門過去曾經有自由的氣氛，但是現在卻因澳門特區政府只用了四十天時間諮詢國家安全立法，禁止「叛國」、「煽動叛亂」和「顛覆」等行為。報告聲稱，《維護國家安全法》罪行定位模糊，有可能導致濫用壓制人權、言論和結社自由，威脅不同政治見解的生存空間。
以往國際特赦組織在發表新年度人權報告時，在澳門的部份老是緊揪著「言論自由」之類的問題大炒特炒。但連炒了幾年之後，可能連他們自己也覺得沒有炒出新味，太沒意思了。何況，美國國務院編制的世界各國各地區的年度人權報告，雖然對澳門的人權狀況也是諸多挑剔，但為了表示「公允中立」，也不得不就「言論自由沒有明顯受壓」說了幾句，如果再就「言論自由」之類的問題翻炒下去，可能連國際特赦組織的先生小姐們自己也感覺到是老菜常炒，要對自己的味蕾說聲「抱歉」了。
於是，國際特赦組織本年度的人權報告澳門部份，就抓住了澳門去年底年初為國家安全立法的新鮮熱辣問題，大做文章，以免落入「老生常談、沒有新意」的巢臼了。但即使如此，國際特赦組織的指責，也是完全沒有道理的，只不過是要在雞蛋中挑骨頭，無話找話而已。否則，只是交上一張白紙，也就難以再伸手向其後台大老板要經費了。
實際上，因為為維護國家安全立法，這是任何一個主權國家的主權行為，也是全世界任何一個國家都會履行的國家義務。世界各國都十分重視國家安全立法，並把它作為維護國家安全的重要手段。即使是在被網民視為「享有高言論自由」的美國，也不例外。而且，「九‧一一事件」之後，美國所頒佈的《愛國者法案》，在某種程度及某個領域上，對公民的權利的限制還較為嚴厲。美國還是較早開始國家安全專門立法的國家。隨著戰後國際形勢變化的需要，美國於一九四七年七月二十六日通過了《國家安全法》。一九八二年，美國頒佈了加強對外國駐美外交人員監視的《外交使團法》。「九一一事件」後，美國又於二零零一年十月二十六日頒佈了《愛國者法案》。在歐洲國家中，英國於一九八八年十二月公佈了新的《官方保密法》，並於一九八九年頒佈了《國家安全機構法》。法國於一九八八年五月頒佈了新的反恐怖法規，規定對恐佈份子實行寬嚴相濟的政策。而兩德合併前，西德於一九八六年頒佈了七項國家安全法規，一九八九年又頒佈了幾項關於國內安全的法令，如《關於遊行和恐怖份子法》，禁止蒙面人參加遊行。羅馬尼亞也於一九九一年七月二十六日頒佈了《國家安全法》，明確規定了國家機關、公共或私人組織在維護國家安全方面的義務等內容。前南斯拉夫則於一九八四年頒佈了《南斯拉夫國家安全制度基本法》。
在亞洲國家中，韓國建立了完備的國家安全方面的法律體系，制定了《刑法》、《軍事刑法》、《軍事機密保護法》、《國家保安法》等法律，對危害國家安全的反國家行為進行打擊和制裁。印度於一九八零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公佈了《國家安全法》，一九八四年又對該法進行了修正。該法是一個主要對印度國內反社會、反國家份子、極端主義份子和恐怖份子（包括外國人）的預防性拘留條例。蒙古於一九九二年五月十三日頒布了《國家安全法》，明確了保障國家安全的基本原則，規定了國家安全全機關的職權和公民應盡的義務。泰國於一九七四年制定了《國家安全條例》，現正制定《國家安全法》。
綜上所述，世界各國由於國情和法律文化傳統不同，故在國家安全立法方面的做法或不盡相同；但不論社會制度、意識形態、文化背景與具體的做法如何，各國都把維護本國的國家安全放在首位，並且十分重視運用法律手段來保障國家安全，這一點是相同的。國際特赦組織的成員們，在其總部所在的國家，以及所活動的國家，也同樣是會受到當地的「國家安全法」的規限。正因為如此，澳門特區為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也就是符合世界慣例之舉。因此，國際特赦組織揪住澳門為國家安全立法不放，豈非是要讓澳門大門洞開，讓這個組織所同情的危害國家安全的組織和人士，通行無阻地進入澳門並在澳門進行危害國家安全的活動？
國際特赦組織還指責澳門只用四十天時間諮詢國家安全立法。諮詢活動的效益，是不能以時間的長短來衡量的。諮詢時間定得再長，如果鬆鬆垮垮，再長也無用。如果抓得很緊，諮詢活動進行得充足、深入，時間更短也能保證素質。實際上，為國安立法的諮詢活動，可以說是澳門特區近年幾項立法諮詢活動中，廣度和深度都較為突出的一次。在不長的時間內，不但是各類社團紛紛舉辦了介紹會、諮詢會或研討會，而且報章上也發表了不少評論文章或專文，頗為熱鬧。一些研討內容也頗有深度，有獨特見解。這就為《維護國家安全法》的高質素提供了可靠的保障。
新年度人權報告認為《維護國家安全法》對「叛國」、「煽動煽亂」、「顛覆」等行為的定義模糊，這又是無話找話。實際上，在擬制過程中，是極為謹慎的，嚴格對應「澳門基本法」第二十三條所羅列的破壞國家安全的行為，比照《澳門刑法典》的相關規定而草擬的，經得起立法學和刑法學法理的考驗。而且，所謂「有可能用來壓制人權、言論和結社自由」之說，純屬「假設性問題」，正是杞人憂天。而正是這些概念的設立，才能保障廣大澳人不受恐懼地享受言論和結社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