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重新尋找定位

從回歸前後的擔心香港衰落,到後來努力保持香港獨特性的去大陸化,到現在積極向大陸靠攏,擔心自己被邊緣化,香港正在發生巨大的轉變。

曾經,香港對大陸人是高不可及的一個夢,代表著財富、明星、時尚、傳奇、金融中心、紙醉金迷、國際大都市等等離當時國人很遠的另一個陌生的世界。即使1997年香港回歸之後的幾年,香港對大陸人來說依然是疏離的、觸手難及的。

曾經,香港對大陸是至關重要的,有著至高無上的地位,它是中介,是橋樑,是大陸對接世界的窗口。改革開放之後,克服重重困難,第一批到中國內地開廠的製造商,就是香港人。中國的市場經濟改革,很大程度上更是“全國學深圳,深圳學香港”。

但是,隨著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等城市的迅速崛起,隨著中國經濟的飛速發展,特別是香港自由行放開之後,香港似乎正變得越來越不重要,不獨特,不神秘,不驚豔,像從風華絕代到美人遲暮。是繁華落盡的衰微,還是洗盡鉛華的回歸本真?大陸人在重新審視香港,而香港也在重新尋找自己的定位。

香港在邊緣化?

在香港回歸的前幾年,各種關於回歸後的預言不斷,港人更是掀起移民潮。1995年,美國《財富》雜誌曾刊登文章《香港已死》,預言香港在回歸後將日漸衰落,但2007香港回歸10周年的時候,《財富》雜誌再次發表文章,坦承當年的預言完全錯誤。是的,在香港回歸10周年的時候,現實有力地說明香港不僅沒有衰落,反而更加欣欣向榮,因為它在依然具有原有優勢的同時,又得到了大陸的有力支持。

但另一種擔憂又開始冒出來。2004年大陸在做“十一五”規劃的時候,首次出現有關香港的內容,當時引發港人大討論,“香港邊緣化”、“香港被規劃”的反對聲不斷。這反對聲其實隱含著港人的擔憂,他們擔心香港失去獨特性並不再重要。

截然相反的是,2010年,在大陸制定“十二五”規劃的時候,香港基本不再存在反對規劃的聲音,甚至積極希望得到規劃的關照。只是大陸方面在涉及港澳的時候一向比較謹慎,所以香港並沒有真正被納入“十二五”規劃之中。2011年,“十二五”規劃正式發佈之後,香港掀起了“十二五”規劃討論熱,討論的一大主題,是香港如何更好地利用大陸“十二五”期間的發展機遇發展自己。

從回歸前後的擔心香港衰落,到後來努力保持香港獨特性的去大陸化,到現在積極向大陸靠攏,擔心自己被邊緣化,香港正在發生巨大的轉變。

香港自身的發展也越來越碰到瓶頸,特別是自由行之後。目前香港95%以上都是服務業,服務業主要依賴的一是金融,二是物流。金融受到了上海、深圳的挑戰,尤其是上海。物流則因為鹽田港等港口的迅速崛起受到影響。

作為最早進入廣東,成就廣東經濟崛起的港資,在今年廣東大招商的三大重頭戲中卻難覓蹤影。有香港業界人士擔憂香港在廣東的地位會有所弱化。曾任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副會長的現任立法議員黃定光對媒體表示,港商投資的工業近年在廣東有被邊緣化傾向,原因之一是港商的投資已很大程度上不能適應地方政府的偏好,與廣東的經濟結構調整亦不相適應。東莞的招商指導文件也顯示,未來5年,東莞的招商目標將向日資、韓資、台資轉移。廣東經濟結構正出現根本變化,未來香港經濟對廣東的影響和輻射勢將逐漸減弱。

前年,中國創業板在深圳開板,今年,國際板登陸上海的腳步也日益逼近,這被看作是中央送給深圳和上海的兩份大禮,對深圳和上海的金融業發展不無裨益。深圳和上海的盛景,不知是否使香港想起了當初H股開通的風光,對比今時今日,恐陡生被冷落之感。

作為國際貿易中心,香港曾風光一時的深水港,也日益受到廣州南沙港和深圳鹽田港的衝擊,再加上上海的人工深水港,香港恐怕在物流方面也會風光不再。因為大陸的開放,香港不再是必需的中轉站,和南沙港、鹽田港等相比,香港並不具備優勢。激進的觀點甚至認為,早晚有一天香港會被邊緣到無物可流的地步。

香港的市場經濟已經發達到一定程度,但是受地方狹小等方面的限制,香港的產業轉型相對較慢。

可能正是意識到了港人對邊緣化的擔憂,國務院港澳辦主任王光亞6月訪港時指出,香港有能力和條件抓住機遇實現更大發展,不會因內地發展而被邊緣化,因為香港具有許多周邊地區和內地城市在相當一段時間內難以比擬和替代的優勢。這條新聞在香港地鐵內的顯示屏中被不斷地重複播放。7月底王光亞會見“香港大學生外交夏令營”成員時再次強調不必擔心香港邊緣化。

唐英年在公開講話中表示,很多人擔心香港中介作用不斷弱化,會被邊緣化,這些憂慮歸根結底,是基於香港人在全國的發展大局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坐標,搞不清自己的角色作用,而要根治這種患得患失的“信心病”就必須靠心藥,“香港要當棋盤上一個有用的棋子,一道撒手,而不是棋盤邊的棄卒”。但如何當一個有用的棋子?港人似乎還沒有界定出自己清晰的坐標。香港好像突然發現,在內地化的過程中,自己正變得面目模糊,並且似乎越來越不重要。

歷史的拐點

行政長官曾蔭權在一個午餐會上致詞時表示,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的14個年頭裏,祖國和香港攜手走過一段既不平凡、又豐盛燦爛的路。這段豐盛燦爛的路其實走得磕磕絆絆。自回歸後,關於香港究竟要走什麼道路,香港政界也好,企業界也好,原來一直有兩種觀點,一種是走國際化之路,去大陸化,一種是走內地化之路,和大陸相融合。從19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到2003年的SARS,再到大陸放開香港的自由行,大陸對香港經濟起了很大的支撐作用,帶來了香港經濟的恢復。對國際化還是內地化的爭論開始淡化,和內地相融合,似乎幾成必然。香港無法避開內地經濟的影響。

香港社會很多有識之士都看到這個癥結,倡議香港應該有比較長遠的發展規劃和藍圖,在制訂這些藍圖時要充分配合國家的發展需要,繼續發揮其獨特的作用。這種看法正逐漸被社會接受,逐漸成為共識。港人對於同內地的經濟融合,從抗拒、到認識、到認同、到形成迫切感,發生了觀念及態度的轉變。而正是在和內地經濟的融合過程中,港人開始擔心自己的邊緣化和獨特性的喪失。

香港的精英人群對香港邊緣化的說法似乎並不感冒,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王泳博士認為,說香港邊緣化,是把香港的作用從一個極端拉到了另一個極端,與其說是邊緣化,不如說是正常化。從整個社會發展水平來講,香港遠超內地任何城市。這集中體現在軟件上,像市民的知識層面,思想觀念,專業技能,制度意識等方面的發達,還有各種工作的人性化和對社會多樣化群體的足夠尊重等等。王泳認為,如果硬要加一個數量級的話,香港社會大概要比大陸先進30年。可以對比一下社會問題,看大陸現在出現的社會問題香港是什麼時候出現的。

土生土長的香港人、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政治學博士李彭廣認為,內地和香港平分秋色是歷史發展的必然,當時香港的一枝獨秀是歷史特殊原因造成的,是不正常的,並不是香港衰落了。

香港金融管理局總裁陳德霖認為,90年代,大陸的貿易都經過香港,但是當貿易量增長的時候,上海及其它地方都興建了很好的港口,香港就沒有那麼重要了,但是香港作為貿易中心的角色從來沒有減弱。在2010年,中國所有貿易結算中,67%是通過香港中介的。去年,57%的投資來自香港。所以香港還是扮演很重要的角色。香港的人民幣存款已增長至今年4月底的5100億元。離岸人民幣存款增長強勁、業務發展迅速,港元發鈔量從2001年底的1080億港元,倍增至2010年底的2270億港元;2010年港幣和外幣存款分別增加約2400億港元。過去20年來,外幣占香港總存款的比例一直維持在50%左右。香港市面上越來越多人民幣流通,是由於內地遊客的使用和流通,是香港旅遊業蓬勃的表現。

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副院長郭萬達也認為:“香港和內地正在融合,它作為中國大陸的經濟中心,不存在邊緣化危機,而是如何和內地合作的問題。香港剛開始是簡單的橋樑,是中介,這個作用會越來越弱,但連接全球市場的某些功能是不可替代的。”

也許正如王光亞所說,“香港是一本難讀的書”。但無論如何,有一點已成共識,那就是香港不再是曾經的香港,它的作用和重要性還有獨特性都在打折扣。

矛盾正在看上去繁榮祥和的香港社會內部醞釀。住房、教育、醫療這三個在大陸出現嚴重問題的領域,在香港也多多少少出現了一些不和諧音。其中民怨最深的是住房問題。李彭廣告訴記者,香港的貧富懸殊比以前嚴重得多,雖然因為香港有比較好的社會安全網,窮困者不可能低到某個層面之下,但穩定的橄欖型社會正在發生變化,香港政府有一些政策,對一般中產階層是不利的,穩定核心的中產階層在往下掉。原來香港一部分中產階層是靠住幾年政府居屋,存起一筆錢,才買得起私人住宅,金融危機後,香港停止蓋居屋,同時,因為不再建居屋,商品房的需求陡增,目前香港房價已經高到離譜,這批人再買不起房子,開始向底層掉。另外,相當多的經理階層,在金融風暴後薪酬銳減,但是物價水平卻高企。這些人也在往底層掉。

王光亞在和訪京的香港大學生交流時,直言香港“成也英國,敗也英國”,指在港英治理下,英國人主導香港事務,培養出的香港公務員水平雖高,但只懂接受及執行指令,缺乏對香港未來發展的長遠規劃和政治設計。香港特首曾蔭權7月28日透過網志發表對籌備施政報告的想法,稱特區政府的團隊無論是問責官員或公務員,都是以香港整體長遠利益為依歸,同心協力,制定政策。被認為是不點名地回應了港澳辦主任王光亞的言論。

和回歸後選擇國際化還是內地化一樣,香港現在正面對另一個歷史的拐點,即內地化之後,因應內地經濟社會發展的大趨勢和自身的變化,香港要走一條怎樣的路,才能既不衍生出內地的種種弊端,又不在內地城市的競爭威脅中落敗,並保持自己的重要性和獨特性?李彭廣認為,香港已經從轉型社會進入了成熟社會,政府角色應該隨之發生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