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健青

自2008年5月國民黨在臺灣重新執政以及2010年6月兩岸簽署經濟合作框架協議(ECFA)以來，澳門在新形勢下兩岸關係中的地位與作用不但沒有下降，反而有上升的趨勢，主要表現不在經貿領域，而是在海峽兩岸的人員、文化、教育等方面的交往中起到獨特的作用，以“和”為核心，為兩岸的和諧相處、和氣生財、和平發展、和平統一貢獻自己的力量。

一、澳門關係是兩岸關係的一個特殊部分，有著良好的基礎與歷史

1、澳台關係始終維繫

澳門和臺灣都是整個中國在20世紀有著特別重要和特殊地位的地區，包括香港在1949年10月以後，中國大陸成立了新政權——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由英國管治，澳門由葡萄牙管治，臺灣則在蔣介石和以他為首的國民黨的統治之下，形成了一個“四角關係”。這其中的澳台關係是以國民黨在澳門的機構所體現的。這種關係一直維持到1966年12月，當時臺灣國民黨駐澳門的人員機構被驅離出澳門。澳台關係呈短暫的中斷狀態。1979年後，大陸實施改革開放政策。1986年臺灣開放大陸籍老兵回鄉探親，批准開設了澎湖到澳門再返大陸的海上航線。1987年起，臺灣的企業家黃周旋等人到澳門作投資的考察，1988年臺灣資金在澳門收購原澳門賽馬車會改為澳門賽馬會，看中的都是澳門鄰近大陸經濟最發達最開放的珠江三角洲地區，又是投資大陸的一個重要的跳板。1987年簽署的關於澳門將在1999年回歸中國的《中葡聯合聲明》並未使澳台關係停滯，反而有進一步的發展，除了經貿上的投資、貿易較20世紀60年代末至80年初有較大增長外，人員的交流也有了大幅的增長，主要是大批澳門居民到當時在亞洲經濟發展迅速的“四小龍”之一的臺灣地區就業打工。當然，這與澳門居民中有1／5—1／4是原籍大陸閩南人有關，語言相通、生活環境相似，收入高於澳門是主要原因。另外一個現像是許多澳門居民的子女到臺灣大專院校就讀。可以說澳台之間的經貿文化交流從停滯到發展，大陸的改革開放是一個重要的契機。

1990年澳門的一些企業家、民間團體邀請臺灣的文藝團體到澳門進行演出。隨後臺灣當局“外交部”及其他相關行政部門邀請澳萄政府的“護督”經濟政務司範禮保訪問了臺灣，並於1990年底正式在澳門設立了機構——“臺北旅遊貿易辦事處”，這個半官方機構隸屬於臺灣“外交部”管轄，首任處長李梅章。隨後，國民黨在澳門也恢復了活動，從1966年起曾經中斷的台澳關係，以一種新的形式恢復了，澳台之間的交往也從單純的民間轉為半官方，由單向逐步向雙向發展。

2、因應澳門的回歸，台澳雙方都做了努力，進一步鞏固了澳台關係

1999年12月20日澳門回歸祖國大陸，為確保台澳關係順利發展，並借助澳門這個平臺瞭解大陸對台的政策變化，作為兩岸關係的另一條補充渠道，臺灣當局經認真評估考慮後，決定採用法律手段規範香港、澳門的地位，在1992年正式出臺“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四年後，制定了“港澳關係條例”，其基本點就是把港澳地區從大陸地區剝離出來，作不同的考量，將臺灣與港澳的關係一定程度上與兩岸關係區隔開來，避免臺灣當局的港澳政策受到大陸政策的震盪，從而影響臺灣與港澳的關係。該條例的出臺原則是：儘量維持現有規範，以維持、促進、保障台港澳之間關係及港澳人民的權益。採取互惠原則，以保障臺灣地區人民在港澳的權益。納入國際多邊規範精神，以適應台港澳將來如成為一個國際組織會員時的需要。這些“立法”原則一方面顯示出臺灣當局對港澳地區的重視，不因港澳的回歸而放棄與港澳的聯繫，失去對其影響；另一方面顯示出臺灣也想通過與港澳的關係，推銷其“民主、自由、安全、繁榮”的理念，將港澳作為其對大陸活動的基地，讓港澳為臺灣當局的政治服務。臺灣前“行政院副院長”兼“港澳小組召集人”施啟揚聲稱“目前對港澳的工作主要是通過經貿及文教活動的方式進行”，“運用我之政治、經濟實力並結合國際力量，確保港澳地區政治民主化、經濟國際化、社會多元化和生活自由化為目標”，把澳門作為推動兩岸關係的戰略要地。

臺灣當局不僅制定了“港澳關係條例”，而且在實施上也是緊鑼密鼓。在澳門回歸前的1999年2月，委派首任“陸委會港澳處處長”厲威廉接替王永昌，並以厲威廉借調到“外交部”的方式來因應澳門的回歸。厲威廉是一個進取心十分強又十分務實的官員，到任後與澳門各方面的聯繫活動十分頻繁，且迅速與澳門工商界、學術界的著名人物建立了較好的關係，並與預定作為未來特首何厚鏵的臺灣事務顧問廖澤雲建立了直接關係。厲本人也積極主動願意加強台澳之間的聯繫，這既是他的工作職責所在，又是他個人性格特殊點主觀能動性所決定。厲在澳門期間，台“駐澳機構”順利完成了“改名”任務，從“臺北旅遊貿易辦事處”改名為“臺北經濟文化中心”，隸屬關係也從“外交部”轉到“陸委會”，順利完成了澳門回歸祖國大陸後臺澳關係的一個過渡，即承認台澳關係是兩岸關係的一個特殊組成部分，在隨後的臺灣“政黨輪替”民進黨取代國民黨執政的期間，台澳關係未受到實質性影響，反而在各方面的的交往有所擴大，這不能不說到厲威廉及其後任蔡之中、陳崇弘等台“駐澳機構”負責人在其中起到的作用。一個機構的作用主要是通過其負責人的表現來體現的。另一方面，他們的所作所為也符合了台澳兩地民眾要求加強交流、擴大往來的客觀要求，可以說台澳關係在這一階段是發展正常的。

從中國大陸方面來說，早在澳門回歸之前，中央政府及駐澳門的機構(當時稱“新華通訊社澳門分社”，現稱“中央人民政府駐澳門聯絡辦公室”)，對澳台關係及澳門在兩岸關係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做了清醒認真的研究和評估，在中葡聯合聲明簽署後不久，就在中央駐澳機構中設立對台事務工作部，專職負責澳台關係事務，並制定了相應的政策。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兼澳門特區籌委會主任錢其琛於1999年1月15日在北京召開的澳門特區籌委會上宣示了中央處理1999年後澳門涉台問題七項原則與政策，即著名的“錢七條”，將回歸後澳台之間的民間交往、經貿文化交流關係不變的原則基本上確定下來，錢其琛還在1998年11月6日澳門特區籌委會第四次全體會議致開幕辭時指出：“‘一國兩制’構想最早是針對臺灣問題提出來的，而它的成功實踐是從香港回歸開始的。澳門回歸將是落實‘一國兩制’的方針，實現祖國統一的又一個範例。澳門在兩岸關係交往中起到獨特的作用，澳門回歸後我們希望能繼續發揮這種作用”。錢其琛所指的“澳門在兩岸關係交往中起著獨特的作用”是有事實為依據的，而且也是中央政府及駐澳機構在實踐中已做到的促進澳台關係的政策、措施、舉措和許多已被實踐證明是正確、成功的行動，包括允許臺灣當局在澳門設立機構(實質上大家都知曉台“駐澳機構”的官方背景)，歡迎台資到澳門投資，並通過澳門到內地、香港投資；同意並大力支持建設以臺灣為主要客源地的澳門國際機場，使得澳台航線正式開航不久就開通了臺北至澳門，並經澳門“換航班號不換飛機”的“一機到底”的“間接直航”模式，兩岸實現了間接的“三通”，也被稱為“澳門模式”，使得大量臺灣居民及台商選擇經停澳門的往返內地與臺灣，澳台航線成了澳門國際機場最繁忙、經濟效益最好的航線之一。不僅如此，當時澳台航線續約、港臺航線的續約及海峽兩岸的春節包機談判都在澳門進行。雙方的民航官員、兩岸事務官員都以航空公司、航空業公會的名義進行談判，由民間機構代表雙方的公權力部門在“一個中國”的原則下進行事務性商談，特別是在當時海協會與海基會的磋商管道暫時中止的情況下，澳門起到了特殊的、積極有效的作用，既體現了“澳門模式”的實用有效性，也體現了中央對台政策、對澳台關係是原則性和靈活性高度有機的統一。自從2005年兩岸春節包機談判在澳門達成協定後，每次春節包機談判都在澳門進行，還有大陸居民赴台旅遊、兩岸合作共同打擊跨境犯罪等事務談判也都在澳門進行，另外涉及兩岸關係的研討會、論壇等也在澳。　　2006年12月舉辦的全球華人促進中國和平統一大會，有400多名臺灣人士出席，是臺灣各界出席歷屆“和統會”活動最多的一次。在促進澳台的雙向交流，促進澳台關係及兩岸關係順利發展，中央政府及駐澳機構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同樣，澳台關係能夠一直在克服困難和阻撓，經歷各種重大事件包括澳門主權回歸祖國大陸、臺灣實行“政黨輪替”而正常向前發展，澳門各界及澳門特區政府也發揮了重大作用。在澳葡管治期間，澳門的工商界人士、學術界人士就提出要發展澳台關係，加強雙方的各方面往來和合作。作為澳門特區政府的首任特首何厚鏵先生及其特區政府班子的主要成員，在還未正式上任時和正式就任以後，始終十分重視發展與臺灣的各種交流與合作，按照“一國兩制”方針和“錢七條”，認真妥善處理澳門的涉台事務，指派專人負責處理涉台事務，特首及有關部門負責人積極參加澳台間的交流活動，許多在澳葡統治下的不會出席的活動也都參加了。另外，澳台間從主要以民間交往為主已逐步發展到官方及半官方事務性接觸交流，許多臺灣政界人士都曾到澳門活動，包括國民黨前主席連戰先生。澳門特區政府許多部門包括貿促局、經濟局、旅遊局、教育青年局特別是警務部門也到臺灣進行考察，參加研討會，與臺灣有關方面進行交流。最為典型的是2003年“非典”流行時，澳門特區政府衛生部門和台“駐澳機構”，航空公司、大陸的衛生檢疫部門、拱北口岸密切配合合作，共同抗擊“非典”，為兩岸三地的民眾排憂解難，給人們留下“兩岸三地是一家”的深刻印象。由於澳台雙方交流有了公權力部門的參與，為兩地在加強旅遊經貿合作、打擊跨境犯罪，保障兩地居民在對方所在地的權益等事項的談判解決問題上有了實質性的進展，為兩地的居民做了實事。

澳門的民間人士、學術團體、許多社團從澳門回歸前到目前始終是促進兩地關係正常發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