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五一

回歸祖國與賭權開放，是澳門特別行政區短短十一年的歷史中最燦爛的兩個亮點，十一年來澳門社會結構與市民生活所發生的諸多變化，無一不與此兩件事相聯系。而兩件大事本身則存在著相互支持、相輔相成的關系。一方面，賭權開放，產生於“一國兩制”的大背景，產生於《基本法》為其創造的法律與制度條件；另一方面，由賭權開放所帶動的澳門經濟的全面市場化改造，健全與完善了澳門的資本主義制度，促進了經濟的全面發展，從而為“一國兩制”在澳門的實踐、為特區政府的有效施政做出了重要的經濟支撐。

一、賭權開放推動下的博彩業大發展

所謂賭權開放，是指博彩公司由一家變多家、博彩市場由壟斷變競爭的博彩經濟體制的改革。同時，它還在廣義上被理解為博彩產業規模的擴大和經營花色晶種的增加。甚至，對於經濟生活中今天發生的一切變化，在一定程度上澳門社會都傾向於將之與賭權開放聯系起來。

賭權開放是澳門政府的施政選擇，客觀上，它是由“大”“小”兩個背景因素促成的。小背景是，2001年底獨家專營了40年的澳娛公司的賭牌到期。是否要給予澳娛公司的賭牌以續期?如何續期?是繼續維持其獨家專營地位，還是籍此機會頒授更多的賭牌?特區政府面臨選擇。按當時的法律規定，澳門政府有權將博彩經營權最多授予三家博彩公司。也就是說，政府在法律上有權打破壟斷，建立一個有競爭的博彩市場。澳門政府抓住了這個契機。大背景則是世界“賭博爆炸”。進入1970年代以後，隨著交通、通信、金融等技術領域的進步，世界旅遊業迅速發展起來。商業博彩逐漸被越來越多的國家和地區作為一個亞產業要素而納入了旅遊業的概念。 而賭業所天然具有的社會危害，會促使開賭國(地)的鄰近國家或地區“以賭防賭”以保護自己的經濟與社會利益。由此所形成的多米諾骨牌效應，使得博彩業迅速在世界範圍內漫延。一股賭業合法化的世界性浪潮，於七十年代萌生，八十年代成勢，九十年代達到高潮。40年前的1961年，當澳娛公司從泰興公司手中獲得博彩專營權時，澳門是當時亞太地區唯一一個有合法賭業的地區，市場肥沃，開賭即賺。然而40年後的2001年澳娛公司的博彩專營合約到期時，整個地球上已經布滿了3000多家各式博彩機構，亞太地區的許多國家或地區已實現了賭業合法化。澳門賭業的市場條件已完全今非昔比。2001年的澳門面對著與世界博彩市場的一場博弈：如果繼續保持彼時之11家賭場300多張賭台的產業規模和見縫插針式的混亂佈局，那麼澳門賭業很快就將淪為世界賭林中的“普通一兵”。而“普通一兵”是養不活澳門的。要麼，走拉斯維加斯“逆場形勢而動”的道路：市場越小，產業做得越大；需求越小，供應做得越大。以此，來繼續保持自己在亞洲賭林中的老大地位和市場優勢。澳門選擇了後者。

與賭權開放的制度改革相配合，澳門特區政府行政長官何厚鏵在2001年的施政報告中又進一步提出了“以旅遊博彩業為龍頭、以服務業為主體，其他行業協調發展”的產業政策。如果說，賭權開放為澳門博彩業的大發展創造了制度條件，那麼博彩業龍頭產業的定位則為此一發展提供了直接的政策動力。

2002年初賭牌開標後不久，以金沙賭場建築開工為標志，澳門的賭場大建設全面開始。最初各博彩公司的建設規劃，加起來的總投資額是200億澳門元(以下凡未特別注明者，貨幣單位均指澳門元)。2004年，中國政府對港澳開放“個人自由行”，澳門賭業的市場條件因此而發生革命性變化，博彩商界因此而紛紛調整自己對澳門賭業前景的預期，並進而調整自己的投資計劃。所有六家賭業公司都在“自由行”的鼓舞下而變得更加雄心勃勃，賭場建設計劃一調再調，最後，總計劃投資額由最初的二百億元增加到了一千億元。在宏大的賭場建設熱潮推動下，澳門博彩業進入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速增長期。

由數據可以看到，以回歸前的1999年為基數，到2009年，博彩總收入10年間增長了8．3倍，博彩稅增長了10．6倍，博彩稅收占財政收入的比重由1999年的19．53％提高至2010年上半年的89．8％，博彩業就業人數增長了1．28倍，博彩業的經濟比重由1999年的25．38％增加到了2010年上半年的83．56％。

根據目前已經公佈的前九個月的數據，可以推斷，2010年將是澳門博彩業超高速增長的一年，是澳門賭業史上年增長率最高的一年。2009年澳門博彩收入額是1117．34億元，而2010年上半年僅半年的博彩收入額就已達858．53億元，再加上第三季度的數字，已達到1332．38億元，九個月的博彩收入便已遠遠超過了上年的數字。以保守的估計，假定剩下的三個月的月均創收額為140億元，則2010年的年收入將達1752．38億元，較2009年增長56．8％。如此超高速增長，將是澳門賭業史上創紀錄的。2008年4月，在博彩業應適度發展以及澳門經濟要適度多元化的理念下，特區行政長官何厚鏵宣佈，不再增發新的博彩執照及增批新賭場建設項目。盡管如此，要完成目前所有已定的博彩業建設項目，尚需要三至五年時間、近千億元的投資。五年後的澳門將更呈光鮮亮麗。

二、高速發展背後的隱憂

澳門博彩業的迅速擴張以及由此所帶動的澳門經濟的高速增長，給澳門社會帶來了巨大變化。與此同時，由於發展速度過快，原有的平衡被迅速打破，而新的平衡尚未建立起來；由舊平衡向新平衡過渡的時期，尚存在著一些與博彩業發展相關的問題，有待澳門政府及社會去面對、重視及採取措施加以解決。

1．土地資源瓶頸

要在30平方公里的小地方最終建設40多間賭場，這本身對澳門的土地資源就會形成壓力。澳門不但小，而且封閉。小，使之土地短缺；封閉，使其勞動力短缺。為此，不得不大量引進外地勞工。而這些外勞所產生的居住空間的需求，會進一步加劇土地資源的緊張，從而使得兩個短缺變為實際上的一個短缺－－土地資源的短缺。土地資源的緊張狀況已經在澳門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顯現出來，並且嚴重制約了澳門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2．產業單一化

澳門以賭立命的歷史雖已逾百年，但澳門經濟在整體上從未像現在這樣近乎絕對地依賴於博彩業。可以看出，此一趨勢似有日益加劇之勢。澳門傳統上的一些產業，如制衣業、玩具製造業等，在博彩業的擠壓下迅速萎縮。產業單一化趨勢的加劇，意味著澳門整體經濟安全度的下降－－在澳門賭博經濟的背後，隱含著的是澳門的經濟賭博。

3．客源結構單一化

2004年在CEPA概念基礎上的“個人自由行”政策，從根本上改變了澳門賭業的傳統客源結構，大陸客迅速取代了香港客而成為澳門博彩業的主市場。結果，在博彩一業獨大所形成的產業風險的基礎上，博彩業本身又生成了大陸客“一源獨大”所形成的另一層風險。這種雙重風險結構不但構成了整個澳門經濟的一個脆弱的軟肋，而且也形成了澳門與中國大陸之間的一個利益沖突點。有關大陸賭資流向澳門，流進美國人腰包的民間抱怨之聲不斷見諸媒體；由此所產生的政治壓力終于演變成了官方的行動。2006年5月，內地首次採取收緊“自由行”的嘗試，引起了澳門社會的震動。2008年5月，中央政府再次實施力度更大的收緊“自由行”措施。雖然，兩次收緊“自由行”的舉措，都未持久，但賭業“一源獨大”的風險卻由此顯現。

4．博彩監管的制度瓶頸

博彩公司由一家變六家以後，傳統上由博彩專營公司代行部分監管職能的“委託監管”關系，顯然已不可能繼續下去。在原來的專營公司由二級監管者的角色變為一個普通的被監管者的角色以後，原來由它行使的一些監管職能，必然會形成一些監管真空。另外，與博彩專營制度相聯系的一些傳統的監管體制，也與新的博彩市場環境形成沖突。歷史遺留下來的諸如“一家一照”的博彩營業執照制度、“公私合營”的賭場財產權制度、多家共管的博彩監管體制等，都與現代化大博彩的概念形成沖突。

5．貴賓廳的困境

澳門博彩業的一個很大特殊性是，它擁有一個獨特的貴賓賭業體系，澳門博彩收入的70％左右來自這個體系。在賭權開放前的博彩專營制度下，由於專營公司可以有效地控制整個體系，包括有效地控制碼傭率的水平和泥碼借貸的風險，此一體系健康地運轉了20多年。 賭權開放後，博彩公司間為爭奪貴賓客而展開的競爭，很快演化成為所謂的“碼傭戰”。碼傭率在競爭的推動下迅速翻了一番，達到了博彩公司乃至賭廳承包人所能承受的極限。在疊碼仔的收入水平跟著碼傭率的上漲而上漲的同時，博彩公司貴賓業務的利潤水平以及賭廳承包人的收入，卻被碼傭率的上漲擠得越來越小。與此同時，在競爭的巨大壓力下，為了拉住客人，博彩公司及博彩中介人在泥碼借貸的風險控制上越來越放手，從而使得貴賓賭業的風險鏈也在繃緊。一方面是收益的減少，一方面是風險的加大，澳門傳統的貴賓賭業陷入了極大的困境。

三、努力實現博彩業健康有序酌發展

在澳門博彩業大發展的同時，亞洲的博彩業也在以爆炸式的速度發展，180多間賭場遍佈於20多個國家和地區，與澳門形成了日益激烈的競爭關系。2010年，新加坡的兩間豪華賭場分別於2月和6月開張，對澳門形成了直接的競爭壓力。在新加坡開賭的刺激下，菲律賓也制訂了雄心勃勃的賭業擴張計劃，言明要“與澳門和新加坡競爭”；台灣已經實現賭業合法化，只待2012年的公投。澳門賭業所面臨的區域競爭壓力日益嚴峻。隨著更多的在建賭場投人運營，尤其是亞太地區更多的國家和地區開賭，澳門的博彩業，無論是貴賓廳還是中場，其利潤率水平將不可避免地趨於下降。“開賭即賺”的神話，將在世界範圍內破滅。賭業利潤水平的下降將對澳門以賭稅為核心的現行財政體制提出嚴重挑戰。練好內功，應對挑戰，將是澳門博彩業未來相當長一個時期內的重要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