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0月6日，“四人幫”被粉碎。當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緊急會議，決定了黨和國家的一些重大問題。其中之一，就是決定迅速接管由“四人幫”控制的輿論工具，先後調集耿飆、遲浩田、鄭屏年、劉西堯等12位同志，臨時進駐中央電臺、新華社、人民日報社、光明日報社等中央主要新聞單位。關於中央在特殊時期的這一重要措施，諸多著述已比較翔實記述了耿飆、遲浩田等人接管中央廣播事業局（廣播電臺、電視臺）和人民日報社的情況，而關於接管光明日報社的經過則比較鮮見。《光明日報》雖不屬於“兩報一刊”，但因為特殊原因，中央對《光明日報》同樣高度重視。我當時是中組部核心小組成員、組織組負責人，作為當年中央派駐光明日報社臨時領導小組的成員、那段歷史的主要當事人之一，我覺得有必要把親歷的這段歷史說清楚，以供後人研究。

◇　非常時刻的非常之舉

1976年是新中國歷史上極不平凡的一年。在毛澤東主席逝世後，“四人幫”加緊篡黨奪權。王洪文咬住中組部不放，要求就“鄧小平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特別是組織路線，對組織部有哪些影響，聯繫組織部的實際，深入揭發批判”。10月7日下午2時，我正在修改中組部給中央的檢討報告，時任中組部負責人的郭玉峰打電話通知我，讓我帶上洗漱用具儘快同他一起去中南海。在路上，郭玉峰對我說，中央領導同志找我們談話，中央有新的任務交給你。由於對“四人幫”隔離審查是在極其秘密的情況下進行的，我當時根本沒有往這方面想，也猜想不到會是什麼任務。根據多年在中央機關工作養成的習慣，我沒有告訴家人，家人因為我走的急而且反常，一直擔驚受怕，直到粉碎“四人幫”的消息正式公佈。

到了中南海紫光閣，華國鋒、紀登奎、蘇振華正在會議廳同遲浩田談話，工作人員讓郭玉峰和我到休息室等候。過了一會兒，當時在國務院值班室工作的王維澄來了，他消息靈通，偷偷地告訴我：昨晚中央把“四人幫”抓起來了。這時，紀登奎從會議廳出來，他讓我和王維澄給人民日報社的魯瑛、新華社的解力夫、光明日報社的莫艾打電話，通知他們3人立即到紫光閣，說中央領導找他們談話。並囑咐，他們來後由警衛安排，一個人安排一個房間，不要他們碰面。

華國鋒同遲浩田談完話後，有事離開了紫光閣，紀登奎、蘇振華兩位中央政治局委員代表中央在會議廳同郭玉峰、王維澄和我談話，主要是紀登奎講。他說：“在毛主席逝世後，‘四人幫’抓緊篡黨奪權活動，昨晚中央採取措施將‘四人幫’隔離審查。中央政治局昨晚開會，一致推舉華國鋒擔任黨中央主席。”說著，他還給我們看了毛主席親筆寫的“你辦事，我放心”的複印件。“由於宣傳口長期被‘四人幫’把持，為防止意外，中央決定對宣傳口各單位採取特殊措施。耿飆同志已在昨晚進駐中央廣播電臺，中央決定派遲浩田、孫軼青進駐人民日報社，鄭屏年進駐新華社，劉西堯和你們兩位進駐光明日報社。劉西堯現在出差在外地，已通知他迅速回京，你們倆先進駐。由於目前的情況比較複雜，粉碎‘四人幫’的消息還不能馬上公佈，還有許多工作要做。你們進駐報社的任務有三項：一是把住報紙的關口，從今天起再不能有宣傳‘四人幫’的字樣；二是把報社的隊伍穩定住；三是在中央正式公佈粉碎‘四人幫’後領導報社揭批‘四人幫’的運動，報社原領導小組在你們的領導下工作。”紀登奎談話後交給王維澄和我一份由華國鋒事先親筆簽署的文件。文件寫道：

中央決定：派劉西堯、王維澄、孫中范三同志為中央派駐光明日報社臨時領導小組成員，劉西堯同志任組長，報社的一切工作都要由臨時領導小組決定。

◇　臨時領導小組成員的選定

接著，紀登奎又對我說：“小孫你很不簡單，在‘四人幫’猖狂一時的時候，你頂住了巨大的壓力，堅持實事求是，沒有跟風跑。”紀登奎說這話是有所指的，於是我明白了選我做光明日報社臨時領導小組成員的原因。

党的十大以後，王洪文以接班人的身份抓工青婦的籌備工作，借機提拔、安插了大批造反派出身的“小兄弟”。1975年，經中央批准，借鑒四屆全國人大籌備工作的經驗，紀登奎指定我組建了工青婦組織組，負責工青婦籌備的具體工作。不久，鄧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聽到王洪文提出“不要小綿羊”的口號，就親自過問，將工青婦的籌備工作主導權從王洪文的手中奪了回來。在鄧小平的直接領導下，我們對工青婦三個班子進行了調整，拿掉了影響很壞的一批造反派頭頭，增加了王崇倫、馬恒昌等勞動模範。對此，王洪文、江青非常不滿。工青婦籌備工作成為當時鄧小平等中央領導同志與“四人幫”進行政治鬥爭的一個戰場。

從1975年11月2日至1976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連續開會批評鄧小平（在社會上還未點名，叫“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這時，金祖敏以工會籌備組的名義揭發我，說我曾在工青婦籌備組會議上傳達過鄧小平“階級鬥爭哪能天天講”的言論，此論後來收入“梁效”編印的《鄧小平言論100例》，流傳全國。“四人幫”對金祖敏的揭發如獲至寶，王洪文在1976年1月5日的政治局會議上興師問罪地追查此事。1976年2月25日，中央召開打招呼會議，公開點名批鄧小平。“四人幫”把金祖敏誣陷鄧小平的言論作為反對毛主席的罪證加以批判，王洪文再次在政治局會議上追查此事。

在3月29日紀登奎找郭玉峰和我商量後，3月30日下午，由郭玉峰召開中組部核心小組會議，我從檢查工青婦籌備工作中有關問題的角度發言，詳細說明了鄧小平有關對工青婦籌備工作的談話內容及傳達貫徹的真實情況。發言的核心是否定了“四人幫”及其爪牙對鄧小平的誣衊和攻擊，公開說明鄧小平沒有講那句話。會後把我的發言印中組部核心組簡報送中央。在給紀登奎送簡報的同時，還附上了我整理的《鄧小平同志關於工、青、婦籌備工作和領導班子的談話記錄》原件備查。6月11日，王洪文對中組部作了“深入揭發批判鄧小平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的批示，他對鄧小平關於工青婦的談話死死抓住不放，對我的發言簡報更是氣急敗壞。紀登奎曾告訴我說，“王洪文看了你們的簡報很生氣，並要走了《鄧小平同志關於工、青、婦籌備工作和領導班子的談話記錄》原件進行查對。王洪文還說：‘看樣子孫中范已經陷得很深了，你們要幫助他轉彎子’。”

因為王洪文的點名批判，我在中組部作了兩次檢查，並已經做好了被關押批鬥的準備。因此，10月7日，郭玉峰通知我帶洗漱用具到他辦公室的時候，我的第一反應是自己要被隔離審查了，而絕沒有想到是被中央派去接管光明日報社。

20世紀80年代中期，我去看望紀登奎的時候，紀登奎曾和我談起當年選定接管新聞單位人選的過程。耿飆接管中央廣播事業局是華國鋒和葉劍英商定的，隨後中央委託當時分管組織工作的紀登奎選定接管其他新聞單位的人選。紀登奎當時主要是和李先念等商定並報中央批准確定的人選，每個新聞單位派駐的人都由華國鋒親筆簽署文件。

劉西堯任中央派駐光明日報社臨時領導小組組長，就是李先念提議的。劉西堯1934年入武漢大學物理系學習，抗戰期間參加學生運動，後投筆從戎，在新四軍從事軍政工作，為李先念所熟悉。新中國成立後，先後工作於工業和國防科技建設領域，參與領導“兩彈一星”的研製。“文化大革命”開始後，曾任周總理聯絡員，聯繫中科院，後任國務院科教組組長，深受周總理等中央領導的信任。而《光明日報》是面向知識界、科技界、教育界的報紙，有科教工作背景的劉西堯無論從政治立場、政策水平以及資歷、能力上，都是最合適的人選。

王維澄也是李先念推薦的，到光明日報社後不久，因為工作需要被李先念調回，劉西堯商中組部調來了趙振清。趙振清在“文化大革命”前是中組部二處處長（當時中組部是部、處兩級建制，二處相當於後來的地方幹部局），“文化大革命”後期任二機部政治部主任，為劉西堯所熟悉，後來先後任上海市委組織部部長、中組部副部長。非常巧合的是，趙振清1964年曾創議並組織實施了從大學生中選拔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工作，我就是那批被選拔的60名大學生之一。因此，趙振清可以說是我工作上的引路人。

◇　接管光明日報社的經過

紀登奎等同我們談話後，又分別向魯瑛、解力夫、莫艾宣佈中央的決定。他在同莫艾談話時，沒有直接提到粉碎“四人幫”的事，而是非常嚴肅地說：“我們受黨中央主席華國鋒同志的委託同你談話，中央原來領導你們的那個人不再領導你們了，中央決定派劉西堯、王維澄、孫中范三同志組成中央派駐光明日報社臨時領導小組，從現在起報社的一切工作你們都要請示他們同意後再辦，你要配合他們的工作，這也是中央對你的考驗。”他說完讓我將華國鋒親筆簽署的文件給莫艾看。這時，莫艾的表情十分緊張，他看完文件後表態說：我服從中央的決定。

按照紀登奎的安排，談完話後，我同王維澄一起坐莫艾的車來到光明日報社，並立即開始了緊張的工作。我們到報社後告訴莫艾：從今天起我們要天天看報紙的大樣，經過審閱修改定稿後報紙才能付印。報社的經常性工作仍由你們負責，有什麼問題我們可以商量。莫艾問：是否要開報社全體工作人員大會宣佈中央的決定？我們說：先不急著開大會，等劉西堯同志來後再定，你可在報社領導小組範圍內宣佈一下。莫艾立即通知開了一個幾分鐘的報社領導小組會議，我同王維澄和領導小組成員見了面，莫艾宣讀了華國鋒親筆簽署的文件，並告總編室從現在開始每天報紙的大樣要送王維澄、孫中范審定後才能付印。他還說，大家有什麼問題都要向他們請示。會後，莫艾迅速讓報社為王維澄和我安排了辦公室，總編室送來了明天出版的報紙大樣。從此，我們就天天看大樣，成了《光明日報》的“把關人”。

10月9日，劉西堯趕回北京，華國鋒接見了他之後，迅速來到報社聽取了兩天來的情況彙報，對工作作了安排。在那個特殊的年代，“四人幫”掌握了輿論陣地，報紙大量篇幅是宣傳“四人幫”和批判鄧小平的內容，在中央沒有公開粉碎“四人幫”之前，要在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