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後30年，關露內心一直非常淒苦。她的死必有原因。

——夏衍

1982年3月23日，北京朝內大街203號。

中共中央組織部派人向躺在病床上的關露宣讀了平反決定：關露的歷史已經查清，不存在漢奸問題。……撤銷和推倒強加于關露同志的一切誣衊不實之詞。

“決定”還撤銷了過去對她的審查處理報告：“關露在接受組織任務到敵偽機關期間，並未積極為黨工作，而是公開地為敵人工作，起了漢奸的作用。”

43年的漢奸名，10年牢獄，終於昭雪。七個多月後，1982年12月5日，關露在完成了回憶錄以及她的老上級潘漢年的紀念文章之後，服安眠藥自殺。

關露，原名胡壽楣，上世紀30年代著名作家，趙丹主演的電影《十字街頭》主題曲《春天裏》就出自關露之手。她還因寫下“甯為祖國戰鬥死，不做民族未亡人”的著名詩句而被譽為“民族之妻”。1939年，關露受中共黨組織派遣，打入汪偽特工總部“76號”臥底，策反特務頭子李士群。抗戰勝利後，她被國民黨列入漢奸名單；新中國成立後，她又因漢奸罪名在共產黨的監獄裏坐牢10年，出獄時仍然頂著“定為漢奸，不戴帽子”的汙名，直到1982年3月23日獲得平反。

在悼念關露的座談會上，夏衍說了這樣一句話：“解放後30年關露內心一直非常淒苦。她的死必有原因。”

遺囑

關露唯一的親人是妹妹胡繡楓一家。

胡繡楓和“76號”日偽特務頭子李士群之妻葉吉卿曾是復旦同學，並且有恩于葉吉卿，中共欲利用這層關係策反李士群。妹妹胡繡楓當時恰巧另有任務，於是1939年秋，就像電視劇《潛伏》中的“翠平”，陰差陽錯，姐姐關露被派去了“76號”。

多年後，胡繡楓告訴《關露傳》的作者柯興，“我不該把我姐姐認識李士群的事情告訴潘漢年。去‘76號’和後來受牽連遭罪的也都應該是我，可都讓我姐姐代替了！”

這個故事在這個家庭中從不被談起。關露的外甥女李稻川向筆者出示了關露的遺囑。遺囑立於1975年關露出獄之後。“我自己沒有兒女，只有三個外甥女兒，名叫李康將、李妙莊、李稻川。我生病時和生活上遇有困難時，她們都給我各方面的照顧。因此，我也把她們當成我自己的女兒。……如果我的心臟停止跳動，我的生活資料、香山東宮村2號房屋等都歸我的三個外甥女兒所有。”

香山東宮2號是關露1975年出獄後用補發的工資買的。這是一座帶小院的平房，條件簡陋，連自來水都沒有，但遍植綠樹香花。寫作餓了，關露就端個凳子站在棗樹下，現摘現吃。

1978年深秋，關露的老朋友去香山，還能看見她在跑步，“身體輕健而勻稱”，雖然跑得很慢。但1980年“五一”節的一次中風奪走了她的健康。

為了便於看病，通過多方努力，文化部終於借了一間宿舍給關露。在朝內大街203號的一座筒子樓裏，一樓，陰面，一面牆緊挨公共廁所，因受潮白灰脫落。冬天暖氣不熱，另生一隻煤爐。地面是坑窪不平的土地。兩張折疊床，一張是關露的，一張是保姆的。

寫作的希望成為泡影

關露搬來後不久，屋裏來了一位“不速之客”——在作協工作的蕭陽。蕭陽聽說關露孤身一人很可憐，“連保姆都欺負她”，就打抱不平來了。

她首先張羅替關露換了個保姆。新來的是一個胖胖的安徽小保姆，叫金正英，老實溫和，關露很滿意。

關露中風後，沒有偏癱，就是全身疼痛，經常說疼得像刀割一樣，無法入睡。蕭陽和小金推著輪椅帶關露去協和醫院看病，但沒查出病因。蕭陽還托人找來了一位大夫幫關露按摩了一段時間。大夫認為，關露的疼痛主要是心理上的，不是生理性的，他無能為力。

1982年5月，小屋中又來了一位客人，是關露早年的結拜姐妹陳慧芝。已退休的陳慧芝願意來陪伴關露，幫她整理回憶錄。關露十分高興，“迫不及待”要她搬進來，一天都不能等。

陳慧芝自帶生活費住了過來，幫關露領工資、交黨費、記賬、改善伙食，還督促關露多起來活動。

關露出獄後，關係轉到文化部，只拿打了折扣的生活費，直到平反後才發全工資。給她定的是文藝11級，當時她的外甥女婿已是文藝3級。

關露出獄時補發了1萬多元錢工資。她給了李康將2000元，並且到處托人給李康將的女兒李若幼買了一架二手鋼琴。這架鋼琴其實音不准，從來就不能用，但直到今天，它還擺在李康將家的客廳裏。關露還給了曾經資助過她讀書的恩人劉道恒家1000元。

有時候，陳慧芝的女兒姚光光也來看母親和“五姨”。她告訴筆者，“五姨”給她的印象是文弱，特別“靜”，說話慢聲細語，老喊疼。她記得有一次關露讓她幫忙買一塊泡泡紗做短袖衫，還讓她替自己也買一塊，說是“算我送你的”。

大家還給關露買了一個洋娃娃，小金替娃娃做了一件背心、一條短褲。關露很高興，把娃娃放在枕頭邊，替娃娃蓋上被單，有時抱起來看看。

十一二平方米的小屋，擠進三張單人床和最簡單的家什之後，實在是連一張小書桌都放不下了。陳慧芝只能靠在床上寫，讓關露心裏很不安，希望能多一間房，寫過幾次申請，但房子一直未能解決。

最讓關露痛苦的，是她的記憶力不行了，也寫不了字了。解放後33年間，除了《蘋果園》和獄中詩，她沒有發表過一部作品。第一次出獄後寫的長篇小說被抄家抄走了沒有下落，第二次出獄後她曾經雄心勃勃要“大寫特寫”，但中風讓這個希望成為泡影。

丁玲帶來潘漢年平反的消息

1982年9月15日，陽光明媚。

這天上午，客人來訪的時候，關露正在擦拭剛洗完的頭髮。她坐在折疊床邊，室內唯一一把舊木椅放在床前當臉盆架。

進來的是作協副主席丁玲和她的秘書王增如。“她抬起一雙眼睛驚恐地望著我們”，仔細端詳了好一陣，才哽咽地問道：“丁玲！你是丁玲大姐嗎？”王增如後來在回憶文章中寫道。

兩位30年代上海灘上齊名的才女，“左聯”時期的老朋友，多年後首次見面。丁玲告訴關露：“我來是要告訴你一件大喜事，漢年馬上要平反了！”

關露的眼圈紅了：“真的嗎？我盼的就是這一天！我中風後幾次想到死，可一想到漢年的冤獄還沒平反，潑在他身上的髒水還沒洗乾淨，我就想，我得活下去，我得替他等到那一天！”

潘漢年曾說過一句話：“凡是搞情報工作的大多數都沒有好下場，中外同行都一樣。”從1939年的那個秋天起，關露和潘漢年的命運交織在一起。她到李士群那裏做臥底做的聯絡和摸底工作，正是為潘漢年親自出馬鋪路，也才有了潘漢年後來被李士群誘騙到南京見汪精衛之事。這未經請示也不敢彙報的見面，終於埋下大禍。

1955年，潘漢年因“漢奸”、“日本特務”等罪名被捕，關露作為這一“反革命集團”的成員被捕，兩年後出獄，不給結論，並被勒令退休。1967年，“文革”開始後，關露再次受“潘案”牽連，在秦城監獄關了8年。1982年，“潘案”在陳雲和廖承志的過問下終獲平反，惠及於她。但潘漢年已含冤死於勞改農場。

丁玲表示要幫關露解決住房問題，而且說做就做，當天就去找作協秘書長，建議用關露香山的房子在城裏換一套單元房，而且立刻返回關露住處把房子有望解決的好消息告訴了她。

據關露的外甥女李康將和李稻川對筆者說，確實給了一套三居的單元房，但關露沒要。對此，丁玲後來說了這樣的話：“她的性格在重重壓力下扭曲了，使她什麼都怕。怕搬到作協宿舍後文化部不再管她，怕上醫院看病時要不到汽車……我們的社會主義國家應該充滿陽光，但是陽光照不到她身上。”

永別人世

1982年12月4日，星期六。

陳慧芝是每週日照例要回自己大女兒家，關露一定早已選擇了這個時機。她不動聲色，只待回憶錄完工。姚光光對筆者感歎，一點預兆都沒有，看來到底是做過地下工作的。

這一天，回憶錄終於寫完了，紀念潘漢年的文章也寫好了。

關露告訴陳慧芝，說明天有老同學會來看她，開車來，還帶保姆，可以給他們做飯，所以給小金放假一天。

陳慧芝提議她再跟老同學打電話確認下，關露堅持不用，說已經約定了。“她知道我愛吃鴨子，她來時還帶一隻鴨子給我吃呢。”

下午，陳慧芝看關露精神不錯，便提議把回憶錄念給她聽，看看需不需要修改。這一部分主要寫的是李士群，題目叫《我在潘漢年領導下為新四軍做了一點李士群的工作》。

關露說：“好，你念我聽，把稿子定下來，再抄一份給梅益同志。他看完還要轉給夏衍同志看看，再給上海市委寄去。”

關露幾次給梅益打電話，說有事托他幫忙。兩天前的12月2日，梅益來了。關露告訴他自己在寫回憶潘漢年的文章，還有關於李士群的材料，整理好後就給他送去。

梅益注意到關露床頭的塑料娃娃，感歎寫作對於她真是件吃力的事，“不僅因為病痛，還因為沒有桌子”。

多年後，這位《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一書的譯者，還記得1936年第一次見到關露的情景：清晨，在上海法租界環龍路家中，關露身穿一襲曳地白色長裙，手拿書本，很優雅地坐在一張扶手椅裏。他這個才從北平來的文學青年，整個談話過程中一直雙手扶膝，連椅背都沒敢靠。

1982年12月5日，星期日。

李康將和李稻川都記得，這一天極冷。

她們接到電話分別打車趕到朝內203號時，天已經黑了。屋裏只有關露一個人，身體還是溫熱的。

是回家後的小金首先發現關露出事的。

李稻川對筆者回憶，關露穿得整整齊齊，乾乾淨淨，兩手疊放在胸前，像睡著了一樣，臉色蒼白而平靜。小床頭櫃上放著一杯水，兩個小藥瓶，碗裏還有兩個煮雞蛋。

李稻川的感覺是難以置信，從沒聽過關露抱怨過一句。他們不相信是自殺，報了警。公安機關調查後的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