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五月二十六日，是有「地下紅色總督」之美譽的澳門中聯辦的前身－－澳門南光公司、中國銀行澳門分行、澳門中旅社、《澳門日報》的創辦人柯正平先生誕辰一百周年紀念日。為緬懷這位為澳門回歸祖國和居民福祉作出卓越貢獻並深受包括葡裔居民在內的廣大市民愛戴的社會活動家，一群民間人士聯同柯氏家族於昨日舉行「紀念柯正平先生誕生一百周年座談會」。獲邀請出席及聞訊自發出席的各界民眾，達二百多人，把皇都酒店二樓會議廳擠個水泄不通。舉目望去，除了是白髮蒼蒼的「老南光」之外，還有不少是並未與柯老接觸過，但萬分敬仰他的各界人士，甚至還有明顯是中學生的年輕人，場面十分感人。

由於不久前，澳門才舉辦過柯正平先生的七兄同樣也是澳門革命活動家的柯麟先生誕辰一百十一周年的紀念活動，因而昨日有與會者就很自然地將兩個座談會連接了起來，並進行了一番比較。有人形像地指出，柯家兩兄弟的「大誕辰」紀念活動，就象當年毛澤東主席和周恩來總理逝世時，內地進行追悼活動時的不同表現。前者是由官方主導，形式隆重莊嚴，體現了繼承遺志的意念；而後者則是民眾自發進行，更著重於個人感情的抒發，直把總理當作是自己的至愛親朋。實際上，柯麟、柯正平兩兄弟在澳門的奮鬥歷史，各有千秋，但都在各自不同的崗位上作出了重大貢獻。柯麟的「潛伏」是戰略性的，是直屬於周恩來、葉劍英領導的中央南方局的，專志於長期的高層統戰工作，其性質有如潘漢年的工作那樣。而柯正平則是屬於接受地方黨組織所指派，進行既是戰略性又是戰術性的「潛伏」，在澳門以貿易為掩護，創建地方地下黨組織，團結和組織廣大基層民眾，投入新民主主義的鬥爭；新中國成立後，又對外代表中國政府與葡方進行交涉，對內則代表中央政府加強與澳門愛國同胞的聯繫，並將之組織起來，建立各界別的社團，為形成「半個解放區」打下組織基礎。

關於柯麟的事跡，內地已出版了多部專著，筆者手頭就有《柯麟傳略》、《紅色醫生、教育家柯麟傳》和《紅醫將領》等。其中的一本《柯麟傳略》，還是在柯麟先生在生時，由柯正平先生親手送交筆者的。兩年後柯麟先生逝世時，這本書就成為當時本報的前身——《華澳郵報》圖文並茂專版的主要素材來源。而柯正平生前事跡，由於澳門處於特殊環境，除公開報導的社交活動新聞外，則一直只有口頭流傳，未見集結出版。為此，在柯老逝世時，筆者還在本欄以《從柯老仙遊談到搶救中共在澳活動史料》為題，發過「搶救包括澳門新華社發展史在內的澳門中共活動史」的議論。不過，據說有心人正在蒐集資料，準備為這位傳奇人物立傳並正式出版。我們期待著這本不同平凡的傳記能盡快面世。

從座談會工作小組編印的場刊《紀念柯正平先生誕生一百周年特刊》中，我們獲悉了不少過去鮮為人知的資料，也有幸地看到了許多過去並未公開的珍貴照片。過去，不少人都認知為，柯老的革命史是以東江縱隊開始；其實，早在上世紀二十年代，他就參加了第一個由中共領導的農民運動——由彭湃烈士領導的海陸豐農民運動（過去的中共黨史，將毛澤東領導的秋收起義定位為第一個由中共領導的農民運動，並將由彭湃烈士創辦的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說成是由毛澤東創辦並主辦，其實都不是實事求是之舉），並早在一九二九年就前往香港工作，從事愛國進步事業活動。由此，其工作履歷向前推進了十多年。

從辛亥革命到人民共和國建立，從英佔香港、葡治澳門時代到香港、澳門相繼回歸祖國，柯老見證了一個偉大時代的苦難和幸福、動亂和安寧，在其擔任的重要崗位上為國家統一和富強、人民幸福和進步奉獻了光輝的一生。柯老從一九四三年來澳到一九九九年韋奇立總督降旗，柯正平先後與十三位澳門總督同時生活於澳門。上世紀五十年代起，他作為中國政府在澳門的代表，更直接與多位澳督面對面打交道，會商澳門重大問題。因而有評價說，葡國派駐澳門的澳督幾年一任，而柯老在澳門堅持六十二年如一日，比澳督們更加深入了解澳門的政事變遷、人脈關係、社會需要和政治運作，難怪有人說他是澳門的「紅色總督」。

柯老的高風亮節，感染著許多人，也包括了筆者。因而在柯老逝世時，筆者在本欄就議論道，「與香港的情況不同的是，在澳門的主要中方機構，都是柯老發揮主觀能動性一手創辦起來的。實際上，在早期香港的幾家中方機構，如香港新華社、華潤公司等，是分別由喬冠華、錢之光等人奉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命令，攜帶資金到香港創辦的。而在澳門，則據說是柯正平奉東江縱隊指示到澳門開闢工作後，以個人在香港和澳門的經商所得，先後創辦了南光行、南通銀號、中旅社等商號，以經商為掩護，進行中共的地下工作的。在新中國成立後，他把上述商號都無條件奉獻給國家，使之成為中央或國務院的駐澳機構。」這一段話，經常為柯老親屬引用。在昨日的座談會上，柯老長孫女、中國旅行社總經理柯海帆又再次引用。

有道是「飲水思源」。筆者雖然與柯老直接接觸不多，但他卻有恩於筆者。當年筆者的處境十分困難，是柯老指示其下屬向筆者了解情況，並進行認真調查，最後得出了正確理論，幫助筆者逐步擺脫困難。在中葡談判期間，作為中國政府代表團成員的柯老，曾專門約見筆者，指出筆者在香港一家政治雜誌上所發表的澳門通訊（其中大部分文章已收入由澳門基金會出版的《中葡關係與澳門前徒》一書中），其中一些觀點已受到了中國政府代表團的注意。他還排除異議，力主甄選筆者為澳門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委員。《華澳郵報》創刊時，打算匯集孫中山先生的墨寶作我們的報名，他就讓其夫人周金陵女士送來孫中山先生向鏡湖醫院借款創辦中西藥局的借據影印件，讓我們採用了「澳門鏡湖醫院」中的「澳」字。我們的報由週報改為日報，也得到了柯老的支持，並為我們揮毫題了詞。

柯老雖然位高權重，但卻平易近人，在澳門遇到重大事件時，約見筆者要求提出意見。一九九二年的立法會選舉，由於澳門愛國社團改變了以往組成聯合提名委員會，提名土生葡人為候選人的做法，而是因應未來「澳人治澳」必須培養未來治澳人才的前景，分別由工聯總會和街坊總會組成了「同心」和「群力」出戰，並由工聯總會提名並非是該會會員的崔世安博士為候選人。柯老約了筆者在濠璟酒店飲早茶，詢問筆者應注意些甚麼？筆者分析認為，澳門有不少內地知識分子新移民，他們在「文革」中普遍受到不同程度的不公正對待，因而懷有逆反情緒。因此，「群力」和「同心」在競選過程中，只宜盡力宣揚自己的政績，即使是對手抹黑也不要反擊，盡量避免刺激對手。柯老認為筆者這個分析有道理，據說後來也為「同心」、「群力」所接納，即使是在某一大型活動中遭受對手「踢館」時，也未見出惡口。但遺憾的是，最後卻功虧一簣，讓並非是「同心」、「群力」團隊的人破了功。

柯老回眸應笑慰，擎旗自有後來人。柯老畢生追求的理想，已經實現；柯老長期為之奮鬥的願景，也由其所結交的肝膽相照的老一輩何賢、崔德祺的後人－－何厚鏵、崔世安先後出任特首，領導澳門發生了巨變，十二年勝過葡人直接或間接管治的四百年。柯老在天之靈，應是含笑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