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療、教育和住房，已然是中國人熟知的新三座大山，從長遠計，跨過三座大山，是拉動內需的根本所在，是中國經濟持續發展的動力所在，也是調和各種社會矛盾的核心所在。

美國次貸危機爆發後。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降低對外部市場的過度依賴的必要性更加凸顯。從需求結構分析，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就是要提高國內消費需求的比重。

居民不能把所有收入用於消費，必須為未來的養老、子女教育、醫療、住房等遠期開支進行儲蓄。因此，要提振國內消費需求，從根本上講。就必須鏟除攔住居民消費的三座大山;醫療、教育和住房。

居民收入占比不斷下滑

2007年我國政府、企業和居民收入占GDP比重分別為:19.2:21.3：59.5。其中居民所占的份額不僅遠低於西方發達國家的水平(如美國80.5%、希臘76.5％)，也難以望其他亞洲國家項背(韓國65.0％、日本65.8%)。值得注意的是，我國政府收入占GDP份額與以“高稅收、高福利”聞名的北歐國家相當，但政府收入的大部分卻並未用於社會福利。而是被大量的投資、驚人的公務消費所耗散。近年來。我國財政收入平均每年增長約20%，黨政機關及行政事業單位公務用車達二百多萬輛.每年公務用車消費支出1500億元至2000億元(不包括醫院、學校、國企、軍隊以及超編配車)。要知道，2009年中央財政的教育支出也不過1981億元。

中國人為何消費不起來？

電視劇《蝸居》引發全國熱評，特別是被房價壓垮的80後一代更是心有戚戚焉。不少大城市房價收入比超過10，買房負擔成了“未富先老”的中國社會除了醫療、養老、教育之外的又一座大山。台灣歌手鄭智化所唱的“我身上背著重重的殼，努力往上爬，卻永永遠遠跟不上飛漲的房價”。如今不幸已成現實。

房價問題必須引起重視，因為這不僅關系到公民的幸福水平，也關系到中國經濟增長模武的轉型。2007——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標志著“中國儲蓄、美國消費”的模式是不可持續的，必須加以調整。一方面，美國居民在金融創新和寬松信貸環境的支撐下過度消費，居民負債率一度達到133.%。到2009年5月美國居民儲蓄率已經從危機前的接近零儲蓄上升到6.9%.為1992年以來的最高值。以金額計算.新增儲蓄達到7500億美元。另下方面，中國是“全球化紅利”的重要受益者。並迅速積累了約２.３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

但是，面對美國去杠杆化和美元長期貶值趨勢的雙重擠壓，中國必須轉變高度依賴出口的經濟增長模式，從依靠外需轉向依靠內需。金融危機爆發後，我國政府已經意識到了這一轉變的必要性，並採取了多重政策刺激國內需求。遺憾的是，目前國內需求仍然是以投資需求為主，居民消費需求不足。2009年投資占GDP比重已升至67%的歷史高位。在消費需求不足、出口需求滑坡的情況下，投資膨脹可能進一步導致生產過剩和資源的低效率配置，而大量資金從投資領域被轉移到資產市場更加劇了房地產和股市泡沫化的風險。

提振居民消費需求在國內已成共識，但要實現這一目標卻前路艱辛。根據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弗蘭科.莫迪利安尼的生命週期假說，居民在高收入階段要大量儲蓄以備養老等需要。對我國而言，居民的收人只有剔除了養老需求、醫療需求、購房需求、子女教育需求等預防性收入之後的部分，才是能夠釋放出購買力的有效收入。顯然，問題的根本症結還是在於居民有效收入太低，這是中國高儲蓄文化的根本成因。該如何解釋GDP連續so年平均9.8％的增速與居民有效收入的緩慢增長之間的矛盾？

首先，這與現階段經濟增長模式高度相關。由於GDP是考核地方官員的主要指標，各個地方都出現了招商引資的熱潮，而且項目越大越受歡迎。外資項目通常只把生產製造環節放在國內。“世界工廠”模式意味著中國在全球價值鏈分工中處於不利地位，處于“微笑曲線”的底部，付出了巨大的環境和資源代價卻只獲得了微薄利潤。以《華爾街日報》報道的“羅技現象”為例:瑞士和美國合資的羅技公司每年在美國銷售2000萬個在中國蘇州製造的鼠標，每個鼠標售價約40美元，其中，羅技得8美元，分銷商和零售商得15美元，零配件供應商得14美元，中國包括工人工資、電力和其他經常開支僅得3美元。

其次。企業的社會責任感有待加強。企業不僅要為股東利益服務，也要兼顧員工、社區等利益相關者。目前由於缺乏強大的工會體系，員工利益時常得不到保護。蘋果公司在《2009年供貨商社會責任進展報告》中。自曝其多家中國代工廠存在克扣員工加班費、員工居住環境惡劣、員工收人低於當地最低工資標准等一系列問題。在GDP崇拜心理下，地方政府對這些問題往往睜一只限閉一隻眼。

再次，稅收制度漏洞加劇了收入兩極分化。根據亞洲開發銀行《亞洲的不平等》(Inequality ASIa)報告,中國2007年的基尼系數達到了0.48左右，居參加排名的22個亞洲國家之首，與美國的收入兩極分化程度基本相同.收入分配的兩極化，一方面反映了市場競爭的結果；是“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市場化改革必然的階段。例如，比爾.蓋茨通過微軟桌面系統成為2007年全球首富，巴菲特則靠穿透未來的判斷能力成為全球第二富。他們的傍樣激勵了無數的創業和創新人才。另一方面。我國現行稅收制度的不健全加劇了收人分配不公平的問題。有兩則新聞需要引起我們的特別關注。其一，在香港上市的碧桂園大股東楊惠妍問鼎中國2007年度首富。年僅26歲的楊惠妍擁有了工200億元人民幣的財富。僅僅是因為她父親把所持有的大部分股份贈與了自己的女兒。如果按照美國最高50%的遺產稅稅率，這意味著需要向政府繳納600億元的稅收。倡在我國卻輕易地逃脫了。這是一個巨大的漏洞。我們在關注民營企業“富二代”在管理上接班的同時，更要關注在股份持有者身份上的“悄悄繼承”。其二，宗慶後在“達娃之爭”中被披露大量逃稅。並在立案前夕突擊補交兩億多元個稅稅款。我國現行的個人所得稅累進制度存在很大漏洞。由於民營企業主可以拿很低的工資，把各種費用計人公司成本，同時把個人收入隱藏在公司利潤中，非常容易逃避累進所得稅。相比之下，大量的白領階層則成了暴露在陽光之下的綿羊。如果企業家因為有名，就可以補交個人所得稅而不受懲罰，則無異於對逃稅行為的鼓勵和縱容。

由此可見，要培養一個強大的中產階層、讓中國人消費起來，不僅要完善醫療和養老體制，更要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強化企業社會責任意識，並完善稅收體制，而遺產稅的開征更是重要議題。

（劉勝軍/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