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困難時期” 鄧小平如何調整國民經濟?

1959年至1961年,我國經歷了一個“三年經濟困難時期”。其困難的嚴重程度,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是空前的。為了克服困難,中共中央提出了“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國民經濟進入調整時期。當時,作為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的鄧小平,為國民經濟調整的順利進行作出了重要貢獻。

廬山會議後,隨著新的“大躍進”的啟動和農村人民公社一系列“左”的政策的出臺,造成了比1959年上半年更為嚴重的經濟困難。為瞭解決農業問題,1961年3月,中共中央在廣州召開工作會議。

廣州會議之後,黨的各級領導幹部紛紛走出機關,深入基層調查研究。4月7日,鄧小平到了京郊的順義農村,在這裏整整進行了15天的調查。

到順義之後,鄧小平先是以蹲點、座談、訪問的形式,詳細瞭解農村實際和幹部群眾的情況。4月12日,鄧小平召集公社、管理區幹部座談會和公社、大隊書記座談會。此前,一些幹部群眾曾對“一平二調”(即平均主義和無償調撥)等問題提出過批評,但在“反右傾”鬥爭中,卻又被當作攻擊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而受到批判,所以在會上吞吞吐吐,不敢直言。鄧小平說,“一平二調”搞得大家都沒勁頭了,要儘快制定“三包一獎懲”(包工、包產、包成本,超產獎勵、減產懲罰)和“四固定”(將土地、勞動力、耕畜、農具固定到隊使用)責任制。現在包產過大的單位應當適當劃小。包產單位小一些,便於互相比較生產條件,你瞞不過我,我也瞞不過你,包產指標就容易落實了,要讓他們在同等條件下搞生產競賽。定生產指標要力求合理,還要留有10%的餘地,照顧到有產可超,這樣他就會有奔頭,就拼命去幹了。

在談到克服分配中的平均主義時,鄧小平說:要認真執行“按勞分配、多勞多得”的原則,承包單位之間、社員之間無論如何不能拉平,要克服分配上的平均主義,這樣才能調動起社員的積極性。

當時,嚴重影響農民積極性的還有公共食堂。4月15日,鄧小平在北小營召開的由上輦大隊、北小營大隊、仇家店大隊支部書記、生產隊長參加的座談會上,反復詢問參加座談會的幹部:公共食堂是吃好,還是不吃好?當時,《農業六十條》中仍強調“一切有條件的地方,生產隊應該辦好公共食堂”,可對什麼是“有條件”並無具體規定。因此,會上多數人都不敢說公共食堂不好,而是違心地大講公共食堂的好處。鄧小平對幹部們說:公共食堂是個大問題,現在群眾議論很多,要注意一下。隨他來視察的卓琳因為已在上輦村社員孫旺家住了一個星期,瞭解情況,就對鄧小平說:“上輦吃食堂是假的。由食堂分糧食,社員自己回家做飯吃才是真的。”鄧小平對上輦大隊的幹部說:“你們村的幹部對共產風、平調風頂得好。鍋碗瓢盆沒有被刮跑,鎖沒有砸,門沒有拆,是很好的事。吃食堂光榮,不吃食堂也光榮。吃不吃食堂要由群眾決定。”

從1961年開始,國民經濟進入了調整時期。由於嚴重的經濟困難主要表現為糧食供應的嚴重不足,因此,在實行八字方針的初期,曾將調整的重心放在農業方面,對工業方面的調整決心並不是很大,雖然也精簡了一些多餘的職工,並將其充實到農業生產第一線,但企事業單位仍有大量的富餘人員,人浮於事的現象仍十分嚴重,工農業間的矛盾也仍很尖銳。

1961年7月14日,鄧小平來到瀋陽,當天就聽取了中共中央東北局負責人的彙報。第二天,他又聽取了遼寧省委負責人的彙報。在談到工業問題時,鄧小平說,企業問題的解決要從“幾定”著手。定員、定額、責任制、技術政策、工資政策,這些問題解決了,企業才好領導管理。城市人口的定額和城市規模的確定也要由此著手。要一個廠一個廠地算,否則整風也整不出名堂來,解決不了根本問題。搞好了定員、定額,城市減人和供應問題也可隨之解決。

8月11日至14日,在鄧小平主持下,中央書記處在北戴河連續舉行了4天會議,對條例稿逐條討論,邊議邊改,最後定為70條(因此又稱《工業七十條》),分10章,約2.5萬字。

8月23日至9月16日,中共中央在廬山召開工作會議鄧小平在會議上發言。他首先談了當前國民經濟比例嚴重失調的嚴峻形勢,談了貫徹調整方針的迫切性,接著說:“‘大躍進’過了頭,違反了客觀規律。過了頭要退下來,退到這次調整的目標為止。退要退夠,調整要抓重點,工業集中力量加強煤炭,農業主要是糧、棉。要按照《工業七十條》,一個一個地抓,一個一個地整頓好。工業調整和整頓是為了前進,不能失去前進的信心。”他還說,《工業七十條》將採用《農業六十條》的辦法,先發下去試行,在試行中再修改。

《工業七十條》的公佈和試行,對於貫徹執行國民經濟的“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恢復和建立正常的生產秩序,提高企業的管理水平、技術水平和生產水平,起了重要作用。

到1961年底,調整工作已初見成效,農村形勢繼續好轉,工業的滑坡現象也開始停止。但是,形勢的發展並不平衡,城市的局勢依然嚴峻,工業並沒有扭轉被動的局面。

為了進一步總結經驗教訓,動員全黨更堅決地執行調整方針,徹底戰勝面臨的經濟困難,中共中央決定召開一次有縣級以上黨委主要負責人,以及一些重要廠礦、部隊負責幹部參加的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因為與會者達7000多人,這次會議史稱“七千人大會”。

1962年1月11日,七千人大會正式開幕。按照原定的計劃,由劉少奇在1月27日的大會上宣讀《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報告》。開會的前一天,毛澤東提議:既然報告已經印發,在大會上就不要念了,請少奇同志根據報告的精神在大會上放開講一講。這樣,劉少奇就連夜準備了一個提綱。第二天開會前,他在休息室裏將提綱送給毛澤東和其他政治局常委作了傳閱。經常委們同意後,他在大會上作了長篇講話。在談到產生困難的原因時,劉少奇說,原因不外乎兩條,一條是天災。連續三年的自然災害,使我們的農業和工業減產了。還有一條,就是從1958年以來,我們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有些地方的農業和工業減產,主要原因是天災;有些地方,減產的主要原因不是天災,而是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

在1月18日召集的報告起草委員會上,彭真發言說:“我們的錯誤,首先是中央書記處負責,包不包括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的同志?該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錯誤就是多少錯誤。毛主席也不是什麼錯誤都沒有。三五年過渡問題和辦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鄧小平插話說:“我們到主席那兒去,主席說,你們的報告把我寫成聖人,聖人是沒有的,缺點、錯誤都有,只是占多少的問題。不要怕講我的缺點。革命不是陳獨秀、王明搞的,是我和大家一起搞的。”彭真接著說:“毛主席的威信不是珠穆朗瑪峰也是泰山,拿走幾噸土,還是那麼高。現在黨內有一種傾向,不敢提意見,不敢檢討錯誤。一檢討就垮臺。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錯誤不檢討,將給我們黨留下惡劣影響。省、市要不要把責任都擔起來?擔起來對下麵沒有好處,得不到教訓。各有各的賬,從毛主席直到支部書記。”

劉少奇關於“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說法,鄧小平、彭真關於毛澤東的錯誤的看法,在當時提出是需要勇氣的。

為了進一步統一全黨的認識,保證調整工作的順利進行,1962年5月7日至11日,中共中央又在北京召開工作會議(簡稱“五月會議”)。

會議重點討論了精簡職工和減少城鎮人口的問題。鄧小平在會上指出:“這次各方面的問題都擺出來了,要做的事情很多,恐怕中心任務是兩個:一個是減少2000萬城市人口,一個是加強農村生產隊的工作。這兩件事都不能夠抓遲了。有些事情還可以慢一點,但是這兩件事越抓遲了越不利。比如減少城市人口的工作如果抓遲了,就影響鈔票投放和糧食供應,也影響生產的調整,各方面都受影響。加強生產隊的工作如果抓遲了,就影響農業生產。我們有了糧食、棉花和其他東西,才翻得了身,這些東西要靠生產隊拿出來。”

精簡城鎮人口是國民經濟調整的中心,也是一件十分複雜的工作,要處理好這件事,可謂千頭萬緒。鄧小平提出的這兩點意見,抓住了問題的關鍵。

《農業六十條》頒佈後,對於如何克服社員間的平均主義,調動農民更大的生產積極性,迅速扭轉農村的困難局面,許多黨的幹部都在思考這個問題。七千人大會後,包產到戶再起波瀾,黨內對這一問題再次出現不同看法,鄧小平對包產到戶就明確表示支持。

6月下旬,中共中央書記處聽取了華東局農村辦公室的彙報。華東局認為安徽搞責任田就是單幹,是方向性錯誤。會上,贊成和反對的意見各占一半。鄧小平說:在農民生活困難的地區,可以採取多種辦法,“不管黑貓黃貓,能逮住老鼠就是好貓”,這話有一定的道理。責任田是新生事物,可以試試看。

7月2日,中央書記處開會,除了分析形勢外,還討論了包產到戶問題。鄧小平說:“恢復農業,相當多的群眾提出分田。陳雲同志作了調查,講了些道理,意見提出是好的。”又說:“在過渡時期,哪一種方法有利於恢復,就用哪一種方法。我贊成認真研究一下。分田或者包產到戶,究竟存在什麼問題?你說不好,總要有答復。對於分田到戶要認真調查研究一下,群眾要求,總有道理。不要一口否定,不要在否定的前提下去搞。過渡時期要多種多樣。現在是退的時期,退夠才能前進。總之,實事求是,不要千篇一律。這幾年就是千篇一律。”

7月6日,毛澤東從外地回到北京,感覺到黨內高層對包產到戶的傾向性越來越明顯。他認為,將基本核算單位從大隊下放到生產隊,是調整農村人民公社的底線。如果突破了這條底線,人民公社就會動搖。堅持人民公社體制,是毛澤東允許農村政策調整的前提。他認為,有必要對包產到戶表明態度了。

7月8日,毛澤東在他的住處召開了有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陳伯達、田家英等人參加的會議。會上,他介紹了他在河南、山東瞭解到的夏收情況,說形勢沒有那麼壞。他還明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