統戰問題專家認為，非中共人士擔任政府部委正職，將會給權力結構帶來重大變化，這種變化將對傳統權力運行機制產生重大影響

4月16日，全國市地以上新任統戰部長培訓班在京開班。參加此次集中培訓的學員為2011年以來新任省(區、市)、副省級城市以及市(地、州)黨委統戰部長。

作為十八大前夕新晉的統戰系統官員大規模培訓，尤為引人關注。

此前，中共中央剛剛印發《關於加強新形勢下黨外代表人士隊伍建設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其中明確提出“要加大黨外代表人士的選拔任用力度”，“切實搞好黨與黨外代表人士的合作共事”。

“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第一次以中共中央名義下發關於加強黨外代表人士隊伍建設的專門文件。”中國人民大學黨委統戰部部長、當代政黨研究中心主任周淑真對《中國新聞週刊》如此評價。

負責黨外代表人士政治安排的中央統戰部四局(幹部局)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相關負責人告訴《中國新聞週刊》，此次中央專門下發關於黨外人士隊伍建設的文件，旨在促進黨外人士素質提高，讓其更有廣泛的代表性。

新形勢新問題

4月16日，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央統戰部部長杜青林在全國市地以上新任統戰部長培訓班開班式上強調，學習貫徹《意見》精神，是當前統一戰線的重要政治任務。

“中央如此重視統戰工作前所未有。”長期研究政黨問題的專家周淑真觀察到，新形勢下的統戰工作，中共中央把“人”的問題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這是有現實意義的，黨外人士隊伍發展事關治國理政。”

作為指導新形勢下統一戰線事業發展的綱領性文件《意見》明確定義：黨外代表人士是指與中國共產黨團結合作、作出較大貢獻、有一定社會影響的非中共人士。其中包括民主黨派代表人士、無黨派代表人士、少數民族代表人士、宗教界代表人士、非公有制經濟代表人士、港澳臺海外代表人士等。

《意見》把“政治堅定、業績突出、群眾認同”，作為衡量黨外代表人士的基本標準。

此外，《意見》還對加強和改善黨對黨外代表人士隊伍建設提出明確要求：各級黨委要把黨外代表人士培養選拔使用作為政治責任，從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實現國家長治久安的高度抓好落實。

周淑真分析認為，中央如此重視黨外人士的發展，是為了體現統戰工作的包容性。

1949年，新中國建立之初，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在組織成立人民民主專政性質的中央人民政府時，曾廣邀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出任政府高官。從而形成了中國共產黨領導、八個民主黨派參加的多黨合作格局。

據資料統計：1949年9月30日，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上，通過選舉產生的6位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有宋慶齡、李濟深、張瀾3位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56名中央政府委員中有27人。同年10月19日,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三次會議任命的4位政務院副總理中有2位；15名政務委員中有9人；在政務院所轄32個部、會、院、署、行的正職負責人中有13人；在省市政府主席、副主席中有54名。

但在之後的歷史進程中，這一制度設計從1957年開始受到挫折，在“文革”中更是遭到了毀滅性的破壞，甚至民主黨派工作被迫停頓。

儘管如此，直到“文化大革命”前夕，國務院各部委中仍有非共產黨員部長9人。

1979年10月19日，在全國政協、中央統戰部宴請各民主黨派和全國工商聯代表大的大會上，鄧小平講話明確表示，“統一戰線仍然是一個法寶，不是可以削弱，而是應該加強，不是縮小，而是應該擴大。”

此後，多黨合作制度進入制度化並上升為國家意志。1993年，“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將長期存在和發展”載入憲法。

2005年，中共發佈5號文件，推動多黨合作的制度化、規範化和程序化。

儘管多黨合作制度早已成為社會各界共識，但是如何讓黨外人士發揮作用才是根本性命題。面對社會利益訴求越來越分化以及已經形成的不同利益團體，作為執政黨，中共如何包容這些利益團體，是一個緊迫的問題。

在這種大背景下，周淑真認為，與計劃經濟時期相比，目前統戰工作的最大考驗是如何整合不同利益群體，如何更好地讓民主黨派動起來，“所以，中共關注黨外人士人才發展是題中應有之義”。

強調正職安排

“現在八個民主黨派已經獲得較大發展，從‘文革’後的6.5萬人增長至近80萬人。但與執政黨8000萬黨員相比，比例還是太小。”周淑真認為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黨外代表人士隊伍面臨一些新情況新問題，“主要是數量總體不足，有的領域存在青黃不接的現象；有的領域高層次人才匱乏；發展不平衡，相對集中于教科文衛等領域”。

周淑真表示，從目前掌握的情況看，民主黨派成員中有造詣的一流的專家學者並不多，比如九三學社以科技界為主的民主黨派，院士也大大減少。

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原副院長、中央黨校黨建專業博士生導師甄小英在接受《中國新聞週刊》採訪時則認為，隨著經濟發展，各黨派“趨同化”現象日趨嚴重，各自的組織特色正逐步失去。

“黨外人士選拔行業限制也是值得注重的問題，比如新聞單位、軍隊、保密部門的人員加入民主黨派是受限制的。”周淑真說。

實際上，在黨外人士人才範圍選拔上，此次中央文件已有突破，《意見》要求“探索打破身份、區域、部門、行業和所有制限制的體制機制”選拔黨外人士。

上述中央統戰部四局(幹部局)相關負責人表示，建國初期，中共與民主黨派就協商了4%的黨員發展比例，並且還圈定了“三個為主”即“中上層人士為主、大中城市為主、協商確定範圍為主”。

早前，杜青林曾撰文指出，要深入研究黨外代表人士的成長路徑。要密切關注各領域嶄露頭角的黨外人士，及時把他們納入視野、跟蹤培養、給予安排。但要把握“政治性是根本，專業性是前提，群眾性是基礎”這個標準。

在擴大範圍選拔黨外人士的同時，《意見》還要求“加大推薦使用力度，有針對性地在人大、政府及政府工作部門、政協、法院和檢察院、高等學校、國有企業、科研院所、人民團體等做好推薦使用工作，適當增加安排職數、擴大安排部門、推動正職安排”。

最近，中共中央統戰部在貫徹學習《意見》時亦是強調“要重點推動民主黨派、工商聯成員和無黨派人士進各級人大、政府和政協領導班子，加大政府部門正職安排力度”。

“十八大前夕，中央再次強調加大力度安排黨外人士任政府部門正職，其意義深遠。”周淑真分析說。

2007年，時任致公黨中央副主席的萬鋼和無黨派代表人士陳竺先後被任命為科技部部長和衛生部部長，曾引起社會廣泛關注。

“長久以來，黨外人士基本任副職，甚至擔任副職的黨外人士在升遷上基本按照‘副職晉升’規律進行，也就是說從下一級副職直接升任上一級副職。”周淑真認為，從《意見》來看中央已有意識擴大黨外人士任正職的範圍以及著力解決目前非中共人士基本都是“副職”和主要在“文教衛部門”安排的現象。

甄小英認為，中共應適時改善對民主黨派的領導，各民主黨派要深度參政議政，也許推動民主黨派人士擔任正職是改善領導的一種方式。

改變權力運行機制

“加大政府部門正職安排力度，有利於改變黨外人士‘副職晉升’的路徑，增加其工作能力的歷練。”甄小英認為，多黨合作制度應該做好頂層設計，增強黨外人士的社會影響以及其包容性，這有利於抵制不期的社會風險。

亦有輿論認為，安排黨外人士擔任政府部門正職，中央旨在對國家權力構架和運作機製作出調整。

“2007年，萬鋼和陳竺先後被任命為科技部部長和衛生部部長之時，輿論最為關注的是黨外人士任部長後能否處理好與黨組書記的關係”。 周淑真說。

為此，中央統戰部在湖南召開了“關於黨外人士任實職如何處理好與黨的關係的研討會”。

周淑真參加了是次研討會，她認為，“這不是太大問題，因為一些重大問題都是通過黨委集體決策制定的。”

作為黨外代表人士實踐鍛煉基地的試點城市，上海市委統戰部在宣傳經驗時曾介紹黨外人士如何處理好與黨組的關係。“如市科技工作黨委規定黨委會議題確定前，書記與主任先行溝通，涉及行政業務工作的重大問題，書記要與主任充分討論和醞釀；涉及幹部人事任免事項，在民主推薦考察基礎上，經書記與主任充分溝通並徵求意見，以及黨委書記與副書記、紀委書記、組織幹部處處長共同醞釀後，提交黨委會討論決策。”

周淑真顯得很樂觀，她認為，非中共人士擔任政府部委正職，將會給權力結構帶來重大變化，這種變化將對傳統權力運行機制產生重大影響。

“但前提是黨外人士擔任政府正職數量足夠多。”周淑真補充說，“中共要有胸懷，民主黨派要爭氣。”

（王全寶/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