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隨著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特別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以來，在全球經濟衰退大潮的沖擊下，中國經濟仍然保持了GDP年平均增長8%的好成績。中國的經濟發展模式開始受到廣泛關注，對中國模式的討論也開始深入起來。

何謂“模式”？如果按字義學或從工藝技術的角度講，是指某種事物的標准形式或使人可以照著做的標准樣式。但在社會科學的分析中，對一個國家，一個地區發展“模式”的界定和解釋，已不可簡單地看作“標准樣式”，而應理解為其發展帶有連續性戰略、相應的推進方式和制度建設，對於別的國家或者地區具有一定的啟示意義。

至於“中國模式”，當然主要是指從中國改革開放30多年經驗總結出來的一種發展路徑。客觀地說，如果我們對中國過去的30多年作一個分析，它確實在發展曆程中走出了一個屬於自己的獨特模式。這個模式既不同於老牌的西方工業化國家走過的道路，也不同於二戰以後日本、韓國等走過的道路。相比起來，“中國模式”更類似於日本或韓國模式。而且，“中國模式”又不同於冷戰結束前的蘇聯和東歐的發展模式。如果把上述三個參照系作一個比較，就會看到，中國在過去

30多年裏，走的完全是獨立自主的發展道路。

客觀而言，中國的成績舉世矚目，不管是來自中國官方的資料，還是來自世界銀行、IMF，或世界上一些著名的大學、研究機構。盡管這些數據之間在統計口徑或計算方式上有差異，還是證明了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確實獲得了巨大的進步。

當然，在中國的經濟發展過程中也存在很多問題，一是發展過程中的公正問題，隨著經濟的發展，貧富差距也在拉大，工人、農民的社會地位有所下降。二是生態環境的惡化。從國際上獨立的科學研究機構，以及聯合國、世界銀行、世界衛生組織等發表的指針可以證明。中國環境問題的確需引起足夠的重視。三是發展的行政成本問題，為了貫徹“GDP 增長高於一切、穩定壓倒一切”的發展政策，中國的各級行政系統常常是不計成本的，客觀上造成了社會資源的浪費。不過這三個問題的出現，倒也不完全是中國獨有的情況，事實上在西方國家工業化的初級階段，同樣存在上述問題，中國自然也不能例外。雖然中國在經濟上仍存在上述三個問題，但是隨著中國經濟總量的發展，中國社會在整體上仍然處於一個基本穩定的狀態，沒有大面積激化社會矛盾。

中共經濟體制上“變”與政治體制上的相對“不變”形成了對比，迄今為止，中國仍然是一黨專政。

但對於一般的民眾而言，生活水准的提高是擺在第一位的要事，政治的權利反倒在其次，中共正是抓住民眾的這一心理，在經濟體制上大膽改革，以經濟上的實際利益來換取民眾對其管治的支持。

換句話說，就是中國老百姓總體上對於中共的統治仍然處於可理解的範圍之內，沒有改變現狀的內在動力。正因為如此，伴隨著中國模式的興起，中共的統治地位愈加穩固。

與此同時，20世紀80年代末開始的民運，由於“六四”事件遭到鎮壓，雖然當時獲得了道義上的正當性，在國內外有廣泛的輿論支持，一時間民主運動風起雲湧，大有一戰而功成之勢。然而，隨後卻日漸衰落，陷入了十幾個人，七八條槍的窘境，個中原因，不勝唏噓。

主要原因在於其道義正當性的喪失。“六四”事件之所以獲得廣泛的同情，就在於其當時運動的道義正當性，中共管治一段時間後，腐敗等問題的出現已到了較為嚴重的程度，而民運正是抓住這一關鍵點反對中共，贏得世界範圍內的同情就不足為奇了。但是，民運要想推翻中共的統治，就必須首先向人民作出表率，要占據道德上的制高點，獲得民眾的信任，民眾才會放心大膽地支持民運。有了堅實的群眾基礎，民運才可能有所建樹。

可惜，正如民運人士王希哲曾經對香港《星島日報》的記者所言，民運中百分之九十五都是壞人，且多為社會的邊緣人物，更有甚者是犯罪人物。由於他們受到主流社會的排擠、歧視和壓迫，因而不滿社會，進而報複社會。所以，這些人參與民運的動機不純，根本就不是追求民主。

23年過去了，不變的是這些民運人士的壞人本質和其參與民運的動機。變的則是不斷翻新、空洞的所謂民主口號。隨著王炳章假護照事件、彭明假鈔票事件、王希哲大鬧國會、魏京生自我沉淪、阮銘文搞臺獨、侯德健吸毒、王丹同性戀淫亂、吾爾開希夜總會泡三陪、倪育賢招妓、薛偉張青通奸、胡平打前妻致殘，到柴玲信用欺詐、劉青私吞公款等一系列的醜聞爆發，其道義的正當性早就蕩然無存了。

民運道義正當性的喪失，不僅體現在其個人道德質量上，還體現在其具體的行為上。民運發展至今，派系林立，相互間黨同伐異，大搞一言堂，容不得其它意見的存在，且權力欲極重，人人都在爭名逐利，貪汙盛行。試問這樣的組織能成甚麼氣候呢？

中國的未來是指望不上民運了，如果真正要選擇，普通民眾寧願選擇中共一黨管治，也不會選擇民運。至少，在中共的統治下，溫飽和社會穩定問題有著絕對的保證。而還沒有當權的民運人士，就已經將組織弄得烏煙瘴氣，一旦有一點權柄使用，社會狀況真的是不堪設想。

吳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