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自一九九八年民進黨實行由全體黨員一人一票直選黨主席以來，投票率最高但當選者的得票率最低的「兩極反差」現象，折射了蘇貞昌是自直選黨主席以來，黨內認受性最低的黨主席。這是因為，投票率最高與得票率最低這麼兩頭一對扯，就把蘇貞昌的「主席含金量」扯低了。其實，這也正是「四打一」圍剿戰術要衝高投票率的用意之一，目的就是要以高投票率來對襯蘇貞昌的低得票率，讓他在主席任內的正當性和認受性受到質疑。

這種情況，令到蘇貞昌的頭一個兩年主席任期內，必須首先處理黨內的團結問題。因此有消息說，他將恢復過去民進黨的「派系共治」，但卻由「新潮流系」主導的傳統的傳說，只不過是在當年的「新潮流系」的基礎上，增加自己嫡系的「蘇系」而已。由此，當昨晚突然傳出，將由「新潮流系」的翁金珠出任秘書長的消息時，黨內外都不會感到愕然，而這也凸顯了蘇貞昌對「新潮流系」的倚重。不過，為了實行「派系共治」，三位副秘書長有可能是由「英系」、「謝系」和「遊系」的代表出任。

按一般規律，蘇貞貞在頭一個兩年任期內，是屬於「整合守成」階段，不會有大的作為，只求穩定陣腳。湊巧的是，適逢這兩年間沒有大型公職選舉活動，正好為他可以集中精力，整合內部提供了難得良機和充裕的時間。總之一句話，蘇貞昌在頭兩年的任期內，最大的任務就是既要安撫及團結好黨內各派系，又要盡量避免犯錯，防止中途被拉下臺。

蘇貞昌即使是能在二零一四年爭取到連任，但由於當年年底有一個「七合一」選舉，因而他在此任期的前段也不可能會做出大的改革轉型動作。因為此時蘇貞昌必須全力應付「七合一」選舉，這是關係到他能否獲得二零一六年「總統」選戰「入門券」的關鍵一役。如果打贏了這一仗，他就理所當然地獲得代表民進黨出戰「二零一六」的「出線權」。如果搞砸了，就必須按照民進黨的傳統，為敗選負責而辭職下臺。因此，此時蘇貞昌是如履薄冰，小心翼翼，並全力以赴應對「七合一」選舉，因而也就顧不上黨務改革了。

現在有一個關注點，就是在二零一四年「七合一」選舉時，黨內其他派系是否會與蘇貞昌全力合作打好這一仗，為他做嫁衣裳？這是極為矛盾之處，倘「七合一」這一仗打得不好，兩年後的「總統」選舉就將難以形成「地方包圍中央」的格局和氣勢，民進黨想再次上臺執政的距離又再拉遠了。如果打贏了這一仗，蘇貞昌就將大為增加代表民進黨出戰「二零一六」的正當性，這卻又是黨內各派系所不願看到的，尤其是曾經在這次黨主席選舉中，直接或間接「卡蘇」，以為蔡英文開路的幾位「天王」極為不願見到的事。因此，此間就有一種「陰謀論」在流傳，認為在「七合一」選舉中，其他幾位「天王」及各派系將不會積極配合蘇貞昌主席，以避免為蘇貞昌「抬轎子吹喇叭」。

另一個觀察點，就是蘇貞昌是否會成立專門機構處理兩岸關係事務？前晚他在「超越基金會」的勝選記者會，順口回答了記者的這一提問，表示將會恢復中國事務部，並在此基礎上成立中國事務委員會。但因為是「順口回答」，而非預先擬定了發言稿或提綱，故人們都認為他是「說說而已」。許信良更是批評他設立使用「中國」一詞，是在挑戰大陸，不是化解兩岸問題，他建議應當成立「兩岸關係委員會」，避免敏感性稱謂，才能真正對大陸釋出善意。

這就牽帶出兩個問題；一方面，縱觀蘇貞昌的從政史，他確實未曾就統獨議題做出過重大發言，既沒有蔡英文的「兩國論」，也沒有遊錫的《正常國家決議文》，更沒有謝長廷的「憲法一中」。這既是他的強項，也是他的弱項。人們因此可能會認為他是「不統不獨」或「無所作為」派，但也正因為是充滿了模糊性，也就向自己提供了可塑性，在兩岸大氣候和民進黨小氣候之下，將自己塑造成為對兩岸事務較為開明的黨主席。

另一方面，與謝長廷的足智多謀，遊錫的深謀遠慮，蔡英文的靜水深流相比，蘇貞昌卻是最為缺乏戰略意識的人，可以說是一個專注於行政事務，因而有點像高級官僚事務官，從屏東縣長、臺北縣長到「行政院長」，都是如此。因此，要期望他在處理兩岸事務上會有重大突破表現，似是並不樂觀。只能是寄望他的「蘇系」和「新系」幕僚，能夠向他提出大開大闔的建議。然而，蘇貞昌又是一個剛愎自用的人，能否聽得進逆耳忠言？幸好，在這次黨主席選舉的後期，他在遭到《美麗島電子報》炮轟後，終於能夠收斂霸氣。但願他在主席任內，仍能保持這個作風。

實際上，恢復「中國事務部」的構思，就是一個缺乏戰略眼光的想法。這除了是「中國」一詞，未必能得到對岸的接受之外，更重要的是，民進黨中國事務部的功能職責，並不能為民進黨的兩岸政策有所突破做甚麼事。這是因為，民進黨曾有過的中國事務部，似是學術研究機構多於黨中央的幕僚機構，無論是在野時期還是執政期間都是如此。這其中固然是有著體制不同的原因，民進黨在執政時的中國事務部，未能象對岸的中共中央台灣工作辦公室與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是兩個牌子、一套人馬，因而與「陸委會」的關係頗為疏遠，「陸委會」的兩岸事務的實務性研究，都是由自己的企劃處完成。也有與中共的關係不像國共關係那種特殊狀況的問題，因而未能象在野時的國民黨，其大陸事務部可以為連戰主席訪問大陸打前站，與中共中央台辦研究並擬定「胡連會」《兩岸和平發展共同願景》等重要文件。因此，蘇貞昌倘是以恢復「中國事務部」的形式，即使是改名為「大陸事務部」或「兩岸關係部」，也因其功能不彰而發揮不了作用，只能是繼續進行學術研究式的研究而已。

因此，才有蘇貞昌的成立中國事務委員會之說。因為委員會是決策機構，具有民進黨中央的財務委員會、政策委員會那樣的位階。實際上，這兩個委員會的主任委員都由黨主席兼任，其成員包括有「立委」，執政時的相關部會首長，各執政縣市的縣市長等，而其執行長也多是由「立委」兼任。所以，只有把這個機構提升到委員會的位階，那才是認真的態度，亦有可能具有實效。其主委當然是由作為黨主席的蘇貞昌親自兼任，執行長應是「立委」，其成員包括黨內的「天王」、「立委」，以及學者專家。執行長則應由曾任過海基會董事長的洪奇昌、張俊宏等出任。

（發自臺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