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政治人物能在政治舞臺上扮演什麼角色，在社會政治生活中起到什麼作用，得到民眾怎樣的評價，除受到特定的社會歷史條件的影響與制約外，他們各自的獨特個性心理素質起著重要作用。一個人性格的養成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必有一種或幾種方向的心理屬性是占主導地位的，它決定了這個人個性的主要傾向和本質屬性，並進而決定了其從政風格與政治行為模式。在馬英九政治性格的形成過程中，中國傳統文化、西方民主與法制與家庭因素佔據著較為重要的地位。

中國傳統的“士大夫”文化的長期薰陶，型塑出“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政治人格

馬英九的政治性格中，中國傳統的“士大夫”的特點屢屢顯現。考察馬英九的從政言行，可以看到，他做人為政一貫的基本原則有七：一是誠懇，二是誠實，三是自信，四是自律，五是儉樸，六是責任感，七是包容。他從道德、法律、責任上都能控制自己的行為，遵守所有的規則，做人昭然坦蕩，講本分，肯反省，求和諧，即使遭對手故意抹紅或挑釁都不改其善良本性，與搭檔合作則合乎“君子思不出其位”的儒家政治人格的基本修養，操持父親的喪事也合乎“喪致乎哀而止”的儒家文化“誠”的精神，一旦認識到自己的過錯則立即坦然道歉，表現出“君子之過，……更也，人皆仰之”的君子風度；處事有理有據，不走偏鋒，表現出“周而不比”、“貞而不諒”、“勇者無懼”、“當仁不讓于師”、“敬其事而後其食”等“君子”之格；而在個人的仕途上也“潔身重義，知道之不行，必先引退”。馬英九一再表示，“政治人物應存誠去偽，以拙樸取代虛巧”，“官可以不做，但人不可以不做”，認為“政治不該是勾心鬥角、權謀而已，應該要有更多的誠意、格調及信任，或許有人認為這是曲高和寡，但如果不堅持這些，那臺灣還會有希望嗎”？還說，“許多人批判我不夠權謀，太過拘泥法律，但我真心認為，臺灣過去的混亂，正是由於部分政治人物太過權謀，把法律當成可以恣意操縱的權力工具的結果。我怎麼可以重蹈覆轍呢”？

馬英九的這些言行正體現出了他超越個人功利之上的理想性與使命感，從中的確彰顯著其“溫良恭儉讓”的內心修養和“仁義禮智信”、“走仁道”的從政核心價值。馬英九所具有的這些政治性格、所奉行的這些政治文化的核心價值，與那些在國民黨長期獨裁體制下衍生的一般政治人物所具有的“威權人格”特徵——在政治行動上充滿對抗性與依附性——大異其趣。

接受現代西方民主、法制觀念，強化了其自律的心理特性，並能遠離“權力弊病”

1974年8月，馬英九赴美留學，1976年2月取得紐約大學法學碩士學位，1981年3月取得哈佛大學法學博士學位。近十年法律專業的深入學習與領會，使馬英九的價值觀深深打上了西方法制觀念的烙印。

在西方文化因素的影響中，西方現代民主法制的觀念對馬英九影響最深。馬英九赴美國學習時，西方的法學觀念已經經歷並基本完成了始於20世紀50年代末的重大的法學本體論變革。這場本體論的變革，一方面使得西方現代法學的本體論與傳統中國政治文化“以德為本，以法為用”的法律核心價值相互輝映，有了一致性；另一方面也深刻揭示出西方法的核心價值中與傳統中國法的核心價值的差異性。中國傳統法的觀念是一個包含著天理、國法、人情的大法的觀念，而天理、國法和人情卻是相通的，其中人情在法律中是最有價值的東西。這樣的法律觀念容易引發的弊端顯而易見，這就是人情大於法，它加劇了權力對上位者的消極影響，導致嚴重的權力弊病。浸淫西方法律近十年的馬英九必然對此看得分明。

因此，對自己有著極高道德要求，並篤信法律是現代人應該遵循的高於情和義之上的惟一最高行為準則的馬英九，在為人上必然會遠離人情，不經營派系人脈；在處事上必定以 “依法”、“按程序”辦事作為解決一切問題的最佳方式，特別在政黨、個人行為與法律衝突時，不惜被自己的同志“千夫所指”也要按法律辦事。可以說，這既體現了他對東西方法律價值觀的思考和揚棄，也提供了他養成“不沾鍋”、“法律人性格”、中規中矩並重視程序、正義等行事風格的政治文化心理土壤。

家庭影響——內斂、謹慎、溫和等性格特點和“以妥協爭取認同”、“溫和而堅定”的政治操作模式的養成

馬英九之所以深受中國傳統“士大夫”文化的影響，與他的家庭背景和從小受到的嚴格的家庭教育密切相關。眾所周知，馬英九出身於書香世家。馬英九在臺北市長辦公室懸掛的祖訓對聯“黃金非寶書為寶，萬事皆空善不空”，就是馬英九的祖父馬立安所題寫。馬英九的父親馬鶴淩，受馬立安的言傳身教，也是中國傳統儒家的信奉者。他生活簡樸，飽讀詩書，多才多藝，詩詞棋藝無不精通。要求子女熟讀四書五經，也灌輸子女應有的忠孝及民族大義。馬英九的同學曾開玩笑說，“馬英九將來是要做總統的”，可馬鶴淩聽了卻非常不以為然。他反駁說，“我不會那麼膚淺和狂妄，我是以國士培養他，要他有名臣的風範，要他活在別人心裏，活在歷史上”。馬鶴淩所謂“國士風範”， 不外“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與義，分別有讓，恭下人，常思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以“國士名臣”為培養目標，希望馬英九“有九思之德，九如之身，九經之志”。馬鶴淩心志之清高，對馬英九寄望之深，由此可見一斑。

另外，馬英九的一些政治性格最早奠基於家庭整體心境以及由此而衍生出來的與父輩的互動方式。當年馬鶴淩一家隨蔣介石撤退臺灣後，隨著全台實行戒嚴、白色恐怖政策，加之自身不受老蔣的信任和重用，馬鶴淩內心陰鬱，使得全家都沒有安全感。而馬英九從小特別聽話，在蔣經國工作身邊更是謹守分寸，某種意義上說，也許是自覺地將馬家的安危一肩擔起。直到馬英九被蔣經國信任，政途順遂並逐漸位居黨內高職，戒嚴解除，馬家的心態才有所轉變，馬鶴淩的心情才逐漸開朗，慢慢恢復原本瀟灑直率的一面。這樣的家庭氛圍，使得正值人格形成階段的馬英九，形成了守規矩、低調、內斂、謹慎、溫和等性格特點。同時，由於馬鶴淩的相對強勢、對馬英九的嚴格要求與深切期許，馬英九從小便追求完美，“臉皮薄”，特別在意別人的看法，面對壓力時，則以妥協服從來化解，以求和諧。

上述深層心理給馬英九的政治作為帶來了相當深遠的影響。表現在政治性格中，便凡事追求完美，特別愛惜羽毛，如他自己所說，“時有完美主義與理想主義傾向，對人有時過於厚道，當仁不讓精神不夠，有時對原則又過於執著，均不免時有所失”。而面對政治衝突與對抗，在堅持原則的同時，其柔性、妥協的一面也比較突出。如馬英九自認為臺灣貢獻了幾十年的心力，卻每到選舉時被攻擊抹紅，不被政治認同，這對極為自尊的馬英九無疑是種刻骨的污辱，這種屈辱感成為他強調“臺灣主體意識”的心理基礎，對民進党的“務實台獨”路線理念採取以強調“臺灣主體意識”、表明“不統”等妥協方式來爭取綠營認同，來緩解“台獨”的壓力，釋放內心委屈。但在外界看來，這些做法則顯得有點“魄力不夠”，“擔當不足”。

國民黨的因素——對國民黨既有使命感又較為疏離的心理基礎

國民黨的不良體質一方面讓馬英九受排斥，一方面也激發了他的使命感。馬英九對國民黨的感情摻雜著父輩的政治遺傳、國民黨長期的教育培養、自身政治生涯的起伏歷練等等主客觀因素。

一方面，除了幼年時期家庭政治立場、意識形態的影響與傳承之外，作為國民黨（蔣經國）重點培養的政治明星，馬英九不能不對國民黨懷有感恩之心，因此其國民黨的黨性堅強，國民黨的立場也站得很穩；二方面，因為父輩的關係，國民黨的威權統治也的確給年幼的馬英九打下了濃重的對國民黨體制懼而不滿的消極心理，馬英九後來全心擁抱西方民主法制觀念，可以說有著深刻的反威權統治的心理基礎；三方面，當已經全心擁抱西方民主法制觀念的馬英九返台走上仕途後，面對國民黨金權政治、官僚腐化、派系傾軋的情況，有很深的不認同。

這三方面的情感交織在一起，一方面，使馬英九成了黨內的“不沾鍋”，特別在選戰和用人上，都明顯表現出與國民黨相當的疏離感；另一方面，則成為國民黨內引人矚目的改革派。他之所以要“為國民黨的浴火重生劃下第一根改革的火柴”，就是因為他體認到國民黨體質中那些不符民主、法制等缺乏人道精神的東西，他的使命就是將這些東西剔除乾淨，將舊國民黨改造為新國民黨。當然這種使命感不是從來就有的。馬英九經歷了一個“自己能為國民黨的改造重生做些什麼”的理性思考，經歷了從“擔心別人認為他有非份之想”到一肩擔起責任，站出來“拼了”的決定過程。這些過程體現著一個深具中國“士大夫”精神的人，對國民黨的忠、愛已經超越了個人的恩怨情仇或工具化的驅動，他對國民黨的使命感已經被激發了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