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戰鬥在農村的“土八路”，進城後如何適應和看待城市中的新鮮事物?鬧出了哪些笑話?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期間，為什麼會傳出“老革命不如新革命，新革命不如不革命，不革命不如反革命”這樣的順口溜?剛取得政權的共產黨人如何看待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成為國家重要領導人?馬甯，空軍第三任司令員，也是第一位“會飛”的空軍司令員。1949年9月，他作為戰鬥英雄，被選為第二野戰軍的12名代表之一，出席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並隨同黨和國家領導人登上天安門城樓，見證了新中國的誕生。他講述了會議期間鮮為人知的故事，對上述問題給出了答案。

神秘任務

1949年6月，渡江戰役之後，我�十二軍隨營學校隨大部隊一直南下。實施千里追擊之後，二野部隊於1949年6月初在浙江蘭溪、永康、義烏、壽昌地區休整待機；7月上旬，又北移安徽當塗、繁昌和江蘇溧水地區，進行戰備整訓和向西南進軍的準備。7月底，三兵團“南京會議”傳達了進軍西南的任務，部隊迅速轉入進軍西南的動員和各項準備工作。隨後，部隊奉命隱蔽地向鄂西集結。8月中旬，十二軍所屬部隊在南京浦口車站乘火車沿津浦路北上，經隴海路西進，佯示由陝入川姿態，至鄭州後，卻悄然轉平漢路南下。

當時，我在十二軍隨營學校任副校長(王近山軍長兼任校長)，率隨營學校進駐到馬鞍山進行警戒，主要任務是保衛馬鞍山鋼鐵廠的安全。不久我又接到命令，讓我到十二軍軍部報到，軍組織部李部長接待了我，告訴我先到南京集中，然後再北上。

就在這時，王近山軍長找到我，告訴我不要南下，跟著他走就行了。我當時不知道到底要去執行什麼神秘任務，也不便多問，所以就跟著他走。那時候許多鐵路都不通，路很不好走。我�先是騎馬，後又改乘汽車，折騰了好幾天才到達南京。

因為一直在山溝裏打仗，也沒到過大城市，對城市裏的許多事情都不瞭解，在南京還鬧了一些笑話。那個時候雖然公共汽車比較少，但是我以前也坐過。一般在路上遇到公共汽車一招手，它就會停下來讓你上。可是，到了南京之後，我見了公共汽車招手示意停車，可人家司機根本就不理。當時我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到後來乾脆就在汽車前面招手攔車，可人家司機照樣不停，而且還繞過去繼續往前開。後來才看出點門道來，原來大城市就是不一樣，公共汽車要到車站才能停。到了晚上，看到電燈也感到很新鮮，有幾個抽煙的同志拿起紙煙對著電燈泡點煙，可怎麼也點不著，這樣的笑話可多了。

到南京後，我才知道要去北平參加新政治協商會議。當時是每個野戰軍選出12名代表，我�第二野戰軍的代表團成員是：首席代表劉伯承，正式代表滕代遠、楊立三、蔡樹藩、錢信忠、衛小堂、布克、廖運周、曾克、高樹勳，候補代表張南生和我。原定參加會議的都是正式代表，可是名單打印出來後，我和張南生成了候補委員。不過這沒什麼關係，我�能參加這麼重要的會議就已經很榮幸了。

從“想不通”到“大轉彎”

國民黨政府發動內戰後，中間派人士都在觀望，原來提出的民主聯合政府還要不要?因為在1948年5月1日，由國民黨一手操縱拼湊的“國民大會”在南京閉幕。此前一天，毛澤東在中共中央發出的“五一”口號中，特意加上一條：“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實現召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

隨著人民解放軍的節節勝利，共產黨取得政權指日可待，但沒有忘記“政協”。1948年10月，中共中央就提出《關於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諸問題》草案。11月25日，達成《關於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諸問題的協議》。在全國勝利前夕，共產黨把大批的民主人士從香港接回解放區籌備新政協。1949年6月，中國共產黨同各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和各人民團體成立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經過三個多月緊張有序的工作，有關創建中華人民共和圍的各項準備全部就緒。9月21日至30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在北平中南海懷仁堂舉行。

到北平後，第二野戰軍和第三野戰軍的代表編成一個大組，住在六國飯店。六國飯店1900年由英國人所建，北平解放後收歸外交部。政協會議期間，劉伯承、滕代遠以及我�這些從部隊來的代表都住在這裏。對我�來說這可是開了“洋葷”!第一次住進這麼高級的樓房，第一次接觸地毯、門鈴、抽水馬桶等。後來十三軍的代表衛小堂告訴我，他在來北平前，陳賡司令員向他推薦了兩個老師：“一個是劉(伯承)司令員，他是二野代表團的團長，你緊跟著他，在政治上不會犯錯誤。一個是廖(運周)師長，他見多識廣，生活上不會出洋相。”

我出發參加政協會議時，人民解放軍解放南京後，正在向西南和華南進軍，與國民黨軍的戰鬥仍在繼續。可是，到北平後看到的是一片和平景象，形成巨大反差。

當看到政協代表中其他黨派的人士占很大比例，許多部隊代表就有點看不慣。特別是看到還有一些國民黨起義過來的高級將領也參加了會議，就更想不通了。這些人由於過去生活很講究，起義過來後生活方式並沒有太大改變。有些給他�擔任警衛的戰士，看見他�竟然拿剩飯、饅頭和肉喂狗，難以接受。有的戰士堅決要求調離，甚至還為此開了小差。那時候我�這些剛從前方打仗回來的人，更看不慣。一想到我�的戰士還在前方流血，那些曾經是我�對手的將領，搖身一變又成了人民代表，而且還參加我�新中國的中央政府，不但看不慣，而且想不通。感到天下是我�打下來的，他�這麼多人卻來“坐天下”，而且還這麼浪費，所以非常反感。

再就是對文藝界的人有些看法。文藝界的代表在會議期間比較活躍，老舉手提意見。尤其是看到他�提的意見不僅比較多，而且說這個不行，那個也不贊成，讓其他代表更是有些反感。

這時候有些部隊代表就開始發牢騷講怪話了，當時有這樣一段順口溜：“老革命不如新革命，新革命不如不革命，不革命不如反革命。”特別是對那些起義過來的國民黨高級將領，過去是我�的死對頭，現在卻比我�還吃得開。許多代表都想不通。

這種情緒很快就反映到上面去了，如果不做工作或採取措施，那麼就會直接影響到這次會議最後的選舉結果。為了保證民主人士順利當選，9月30日，在政協大會選舉之前，周恩來、林伯渠發出《中國共產黨人民政協黨組織關於選舉問題的緊急通知》，要求全體黨員代表負責保證選舉獲得成功，特別要保證投黨外人士的票。毛澤東主席還特意提醒黨內：我�要有精神準備，即使有幾十票不選我�，也一點兒不要難過，不要表示不滿，而要看做是全體代表中真實情況的反映。

為了保證黨員代表行使好自己的權利，劉少奇同志在大會召開前，專門召開參加政協會議的黨員代表會議。會上，少奇同志著重講了要進一步做好統一戰線工作。主要內容是，我�一方

面要繼續作戰解放蔣管區，另一方面要爭取更多的愛國民主人士，這是第二戰場。當時有許多代表對毛主席親自到火車站去接宋慶齡和程潛不理解，感到我�自己那麼多有戰功的將領進京，毛主席都沒有去接，可是卻去接程潛這樣的人，怎麼也想不通。針對這些問題，劉少奇嚴肅地說，毛主席去接劉伯承、陳毅有什麼意義?可是接了程潛，廣州那邊(國民黨政府剛從南京遷到廣州)馬上就有了反應。他�多吃兩斤肉，或者把吃剩下的饅頭、包子喂狗了，你�就心疼，他�要是孤注一擲炸幾座橋值多少錢?最後他強調說，共產黨員參加這樣的會議，黨控制不了你的手和這一票，那還要你這個黨員幹什麼!經過這次會議，大家的思想彎子才慢慢地轉了過來。

參加這次會議後，我才體會到，光能打仗還不行，怎麼團結廣大民主人士、孤立少數人和打擊對象，爭取中間派，是統一戰線的新課題。會議使我�這些部隊的代表對統一戰線又有了新認識。後來，開完政協會回部隊，趕上兵團後，陳錫聯司令員和謝富治政委讓我彙報政協會議情況，我特別講了這些體會。

見證新中國誕生

1949年10月1日，我作為人民政協代表和人民解放軍戰鬥英雄代表，很榮幸地和剛當選的中央人民政府領導人一起登上天安門，見證新中國誕生這一歷史性時刻。

我在北平參加第一屆政協會議時，常跟在劉伯承司令員身邊，首長�研究討論閱兵式的一些問題也不回避我�這些身邊的隨員，因此能提前知道一些內幕和細節。

1949年8月下旬，中共中央決定在舉行新中國開國大典時，要組織閱兵和群眾集會，進行隆重的慶祝活動。聶榮臻代總參謀長召集會議，親自佈置開國大典的閱兵工作。在這次會議上，他要求軍委航空局組織機群參加空中分列式，通過天安門上空，接受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檢閱。軍委航空局領受任務後，立即調集各型飛機17架，準備參加受閱。這17架飛機，按照不同的機種，編為6個空中分隊。空中受閱總領隊原由徐兆文擔任，後因他在飛行訓練中飛機發生故障跳傘負傷，臨時調邢海帆任代理中隊長和空中受閱總領隊。空中受閱的地面指揮由華北軍區航空處處長油江擔任，組織計劃工作由軍委航空局作戰教育處處長方槐負責，飛行航線的領航計算等工作由劉善本負責。開國大典閱兵式的空中飛機編隊也由劉善本駕機領航。劉善本是1946年從國統區駕機起義飛抵延安的國民黨空軍軍官，後來為新中國空軍建設作出了重要貢獻。

由於當時我�只有17架飛機，從廣場上空看飛機太少。於是，決定調整方案，讓9架P51戰鬥機最先飛過天安門，由於它的速度快，先在空中繞一圈，然後銜接在第六分隊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