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九一三”林彪事件後，周恩來利用“批林整風”運動的機遇，盡力倡導批判極“左”思潮，深得人心。但是，隨著“批林整風”運動的深入進行，不可避免地要牽連到江青。“文革”之初，《林彪同志委託江青同志召開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的出籠，曾經為“文革”鳴鑼開道，江青更曾因有“林彪同志委託”而得意洋洋。而且，如果要認真深入地批判林彪，這就勢必導致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和實踐。因此，江青極力阻撓，毛澤東也不能容忍周恩來繼續批極“左”。

1972年10月14日，《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組集中批判極“左”思潮的文章。張春橋、姚文元甚為不滿，說是“右傾回潮”，要批《人民日報》。12月5日，《人民日報》副總編輯王若水因不同意張姚的做法，致函毛澤東，提出要繼續批極“左”。但是毛澤東不同意。12月17日，他召見周恩來、張春橋、姚文元等，點名批評了王若水，說還是“要批極右”。於是江青集團有恃無恐，尋找機會反擊周恩來等老革命的所謂“右傾回潮”。

一篇內參文章惹了禍

1973年6月蘇聯的勃列日涅夫訪美，同尼克松簽訂了《美蘇關於防止核戰爭協定》《美蘇關於和平利用原子能協定》《關於進一步限制進攻性核武器談判的基本原則》等13個協定。

6月25日，周恩來遵照毛澤東的意見，約見美國駐華聯絡處主任布魯斯時表示：“我們對美蘇簽訂核協定等持懷疑的態度。歷史表明，簽訂這類條約是靠不住的。現在蘇聯領導人訪美，給人以兩個大國主宰世界的印象。我們不怕孤立，首先不喪失立場。”26日毛澤東看到周恩來的談話記錄後，贊同周恩來的表態，說“這下腰杆硬，布魯斯舒服了。”

美蘇會談還在進行之際，周恩來就提醒外長姬鵬飛說，美蘇關係問題是個大事，要注意分析、研究，提出看法。姬鵬飛隨即指示美大司司長林平落實，林平召集主管美國的副處長張再和蘇歐司主管蘇聯的處長田曾佩商討、研究後，由張再寫了一篇調研文章，題為《對尼克松一勃列日涅夫會談的初步看法》，6月25日刊登在外交部的《新情況》153期上。文章簡要介紹了美蘇會談的情況並分析和評論了美蘇簽訂協議後的國際形勢，認為美蘇會談的“欺騙性更大”，“美蘇主宰世界的氣氛更濃”，文章最後指出，美蘇兩家欺騙不了世界人民，要想主宰世界也做不到。

《新情況》是外交部新聞司編印、評述當前重大國際問題的內部刊物，供中央領導和有關外事部門，以及外交部內部參考。

周恩來26日看到153期《新情況》後，覺得這篇文章寫得不錯，表揚了幾句。當時美大司的人還挺高興的。殊不知已經闖了“大禍”。

當毛澤東看到這期《新情況》後，對文章中提到的“美蘇會談欺騙性更大”、“美蘇主宰世界的氣氛更濃”的提法，很不以為然，嚴厲批評了這篇文章。

7月3日，周恩來得知毛澤東的態度後，立即寫信給外交部領導和美大司，主動承擔責任，說“這個錯誤主要責任在我”，並指示採取補救措施。外長姬鵬飛隨即給毛澤東寫了檢討報告。

7月4日，毛澤東沒有找周恩來，卻約來張春橋、王洪文等談話，以非常嚴厲口氣，再次批評153期《新情況》，他說：

“外交部有一個什麼《新情況》，先說大事不好，一說欺騙性更大，又說美蘇主宰世界的氣氛更濃。”“中央總是說國內外形勢大好。一個大好，不是中好，也不是小好。而外交部說大事不好，欺騙性更大。”美國“究竟重點東移，還是西移?”“我看多少西移一點吧！”我“經常說什麼大動盪、大分化、大改組。忽然來一個大欺騙、大主宰。總而言之，思想方法上是看表面，不看實質。”“你們年紀還不大，最好學點外文，免得上那些老爺們(當時說的是‘喬老爺、姬老爺’，後來的正式文件上改為‘老爺們’)的當，受他們的騙以至上他們的賊船。”“凡是這類屁文件，我照例不看，總理的講話也在內。因為不勝其看。”“結論是四句話：大事不討論，小事天天送，此調不改動，勢必搞修正。將來搞修正主義，莫說我事先沒講。”(引自《毛澤東傳》和《周恩來的晚年歲月》)

在得知毛澤東這個談話後，周恩來又在姬鵬飛給毛澤東的檢討報告上加了一句：“這些錯誤與我的政治認識和工作方法有關。”

張春橋聽到毛澤東的談話後，當晚就打電話給周恩來，要求召開政治局會議，傳達毛澤東的談話內容。7月5日，周恩來在政治局會議上作了檢討，並主動承擔責任。當天周恩來將他的檢討和7月3日他給外交部領導的信一併上送給毛澤東。7月14日周恩來又主持寫了《新情況153號錯誤何在?》，15日送交毛澤東和政治局成員，並通報了中央各部門、各省市等。至此，《新情況》153號事件總算告一段落。

按常例，在供領導參考的內部刊物上發表的調研文章，如有不妥，指出就是。沒有必要這樣小題大做。但是這次，一個副處長的一篇調研文章，成了衝擊周恩來和外交部的大問題。這是周恩來掌管外交以來第一次因為一篇調研文章而不得不反復檢討。

對這樣一次意想不到的事件，人們自然會思考，為什麼毛澤東對一位處級幹部寫的內部調研文章，競如此嚴厲地批評?並且是避開周恩來，而首先找張春橋和王洪文談這個事。原來，周恩來在美蘇關係問題上的一些看法，同《對尼一勃會談的初步看法》一文，不僅基本觀點相同，而且一些語言表達也相似。毛澤東和周恩來在對美蘇爭奪與勾結問題的看法上是有不同的。但為什麼借此來警示周恩來呢?更主要的因素是，毛澤東對周恩來在“批林整風”運動中不懈地批判極“左”思潮，糾正某些“文革”錯誤，感到不滿和擔心，認為周恩來“右傾”；擔心“右傾回潮”，所以要敲一下警鐘。

不久，新的更嚴重的事件又發生了。

誤傳周恩來對外談話說錯了話

1973年11月10日至14日，美國國務卿基辛格第六次訪華。期間，周恩來和基辛格舉行了多次會談。

11月12日，毛澤東會見了基辛格。基辛格說：“我已經公開對你們總理和大使講過，我認為他們(指蘇聯)特別要摧毀你們的核能力。”“我們已經決定不允許中國的安全遭到破壞。”毛澤東說：“它那個野心跟它的能力是矛盾的。”按毛澤東的理解，基辛格這番話的用意是，如果蘇聯要進攻中國，美國願意給中國以幫助，而不是美國深感蘇聯對它的壓力，需要求助於中國。這使毛澤東感到不快。因為這不符合毛澤東對國際形勢的分析。

在同基辛格的會談中，周恩來都是按照事前中共中央和毛澤東決定的方針和口徑談話的，沒有越雷池一步。但是，即使如此，仍然掀起了一場軒然大波。

11月14日淩晨，周恩來、葉劍英同基辛格舉行了第4次正式會談，商定了“會談公報”的措辭。結束會談前，基辛格試探性地問道：如果蘇聯準備對中國的核設施進行“外科手術”加以摧毀的行動，中國希望美國做些什麼?周恩來說：“我們還要考慮。”“要報告毛主席，一切由毛主席決定。”

至此，會談已經結束，基辛格將在15日上午離華回國。然而，基辛格卻在離開前幾個小時，突然提出要拜會周恩來。這時，周恩來剛剛入睡不久，被工作人員叫醒後，他考慮不見不好。於是，他想用電話請示毛澤東，是否應基辛格的要求會見?他讓工作人員打電話給毛澤東的秘書，詢問毛澤東是否已經入睡。對方回答：“主席才睡。服了幾次安眠藥才睡覺的，說什麼現在也不能叫醒主席。”所以，周恩來沒有叫醒毛澤東，決定按照毛澤東已經同意過的會談口徑，應邀會見基辛格。會見時，基辛格再次提出上述那個問題。周恩來則按照原定的會談口徑回答：此事需要進一步考慮，等以後再說，並強調一切需請示毛主席再作決定。這是周恩來一貫遵循的原則。周恩來的上述回答在《基辛格秘錄》一書中也得到了印證。書中的“會談備忘錄”一節寫道：“周總理：而且因為這是一個十分具體和十分複雜的問題，在同你方協商之前，我們需要作進一步的研究。”

但是，不知出於何種緣由，參與會談的兩名工作人員卻認為，周恩來在會談時說錯了話，又了。毛澤東聽了她們的彙報後，抱著對周恩來的某種錯誤的成見，聽信了這種誤傳，怒火中生。毛澤東認為，周恩來、葉劍英在中美會談中的態度軟弱，犯了錯誤，要求批評他們對美外交的右傾錯誤。

11月17日，周恩來和外交部負責人及其他有關人員應召到毛澤東處開會。會上，毛澤東對這次中美會談提出批評意見。他說：“對美國要注意，搞鬥爭的時候容易‘左’，搞聯合的時候容易右。”他提議中共中央政治局開會，討論他的意見，批評周、葉。

當天晚上，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周恩來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傳達毛澤東列寧這次中美會談的批評意見，並介紹了同基辛格會談的情況。會上，江青自以為“倒周”時機已到，攻擊周恩來是“右傾投降主義”。姚文元也從旁幫腔。周恩來忍無可忍，當場予以駁斥。

會後，18日，周恩來向毛澤東書面報告這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的情況，表示自己在這次中美會談中“做得不夠”。

但是，毛澤東進一步指示：由王洪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擴大會議批評周恩來、葉劍英的“右傾錯誤”。除了政治局委員(當時與會的在京委員有王洪文、江青、張春橋、姚文元、李德生、李先念、韋國清、紀登奎、吳德、華國鋒、陳永貴、吳桂賢、倪志福等人)外，毛澤東還指定了其他參加的人員有：剛剛(當年3月)複出、還不是政治局委員的鄧小平；外交部的部長姬鵬飛、副部長喬冠華和仲曦東，黃鎮(時任駐美國聯絡處主任)；以及有關的翻譯人員羅旭、章含之。毛澤東的聯絡員王海容和唐聞生在會上傳達毛澤東的指示。會議就根據她們傳達的指示，對周恩來進行批評。

政治局的會議，從11月21日到12月初，每天晚上，持續開了十幾天。與會人員按照毛澤東(王海容和唐聞生傳達的)指示，違心地或非違心地，發言批評周恩來。

會上，江青、姚文元攻擊說，這次中、美會談是“喪權辱國”，“投降主義”，是“第十一次路線鬥爭”。他們還誣衊周恩來是“錯誤路線的頭子”，要“迫不及待”地取代毛澤東。會議的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