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宣佈改用陽曆

1912年1月1日，西洋曆新年的第一天。

晚10時，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就職儀式在南京舉行，孫中山發表誓言。

隨後，他當場發佈《改用陽曆令》，以當日作為中華民國元年元月元日。

中國自古以來，曆法是皇權的象徵之一，故曆書的頒行從來都是朝廷的事。而被稱為“小曆”、由私人推算的曆書，在民間也一直十分流行，出售私編曆書也是一種生財之道。康熙年間，因為官方所頒佈的《七政曆》沒有一般大眾所“喜聞樂見”的傳統內容，民間便有人私自編纂《便覽通書》，作為射利之用。民國成立之後，私人推算曆書之事雖被廢止，但由於沒有一個專門的官方機關統一頒曆授時，在市面上，私編曆書仍在出售。這些自編的曆書大多依據舊法推算，但推算方法和數據卻是各不相同，各行其是，混亂於是在所難免，由此而引出的糾紛不斷。

如此混亂的局面當然不利於新政權的運作，而要改變這種混亂的局面顯然也不是一朝一夕之事。《改用陽曆令》雖然已同大總統的就職一併為人所知，但是真要理出一個頭緒來並不那麼簡單。編制、頒行新曆書就這樣擺在了新成立的民國臨時政府面前，而任務的執行最終落在了教育部的肩上。1912年春，南北議和，民國政府遷都北京，而此時剛剛隨政府一同到北京的教育部也不過三人：教育總長蔡元培、職員蔣維喬及一位會計員。此後人數雖有增加，但人力資源緊張的問題卻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成為一個令人頭疼的問題。

高魯主持新曆編制

就在這時，早期天文學會核心人物、天文學會創始人–高魯，引起了蔡元培的注意。

高魯，字曙青，號叔欽。1877年5月生於福建長樂，20歲時畢業于福建馬尾海軍學堂，這是清朝後期由國家開辦的學堂中最早的一個。高魯當時是造船班的學生。1905年，高魯赴比利時深造，在布魯塞爾大學學習工科，獲博士學位。留學期間，高魯曾在一次出遊法國時與弗拉馬利翁邂逅。弗拉馬利翁為法國著名天文學家，以三卷本《大眾天文學》聞名於世，今法國有一天文臺即以弗氏姓氏命名。在弗氏影響下，高魯也成了一名天文愛好者。這種愛好日後影響了高魯人生道路的選擇。高魯也是一位關心祖國命運的愛國者，1909年他就參加了孫中山先生在巴黎組織的同盟會。1911年辛亥革命勝利後，34歲的高魯被任命為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秘書兼內務部疆理司司長。

事實上，蔡元培還在南京臨時政府任職時，就知道內務部疆理司有位高魯司長精通曆法編算。據說高魯早在比利時留學期間就曾專心研究過中西曆法，曾獨自主編過以我國二十四節氣中的立春為歲首的曆，名為“長春曆”。高魯又對推行陽曆十分熱心，民國剛一成立，高魯便將自己的生日換算成了陽曆日期。因此種種原因，蔡元培選中高魯進行新曆編制工作。

也正是在民國元年（1912）這一年，教育部接管了清政府編撰曆書的機構–欽天監，共接收了三所房屋，一所本署，兩所外署。本署被稱作欽天監衙門，是總辦公的地方。兩座外署分別是今日稱為“北京古觀象臺”的泡子河觀象臺（這是觀測天象和管理漏刻的地方，在建國門南泡子河旁）和算學館（即推算曆書的地方，地點在西交民巷）。其中，泡子河觀象臺被接收後即撥給剛剛成立的中央觀象臺作為台址。自此以後，欽天監改為中央觀象臺，高魯任第一任台長。教育部派了原清政府學部所屬編譯圖書局職員常福元來協助高魯的工作。

常福元早年就讀於清政府在天津開辦的北洋水師學堂，是嚴複的高足。畢業後，常福元沒有進入海軍，而是到了安徽高等學堂教數學，後來又轉入學部編譯圖書局編審數學書。常福元通曉實用天文，因此在改曆過程中也成為高魯最得力的合作者，更是後來中國天文學會的早期會員和評議員之一。

高魯接手前清的欽天監並成為中央觀象臺台長後的第一要務，當然就是編訂曆法和向全國推廣使用陽曆了。在通常情況下，編制曆書須在前一年即開始動手，但是接到任務時已是民國元年5月，如果按照慣例來做，不僅元年曆書趕不及，二年曆書的編制多半也會因此被耽擱。因此，高魯和常福元兩人決定先把主要精力放在《二年曆書》上，待《二年曆書》編完付印之後再補編《元年曆書》。高、常兩人都在曆法編算方面頗有心得，但即便如此，要在短短七個月內探索新法，從推算、編寫直到印刷出版也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此《元年曆書》和《二年曆書》均是沿用《曆象考成後編》以舊法、舊數推算的。

直到1913年預編《三年曆書》時，時間才相對寬裕了一些，改革曆法也就此擺上了日程。《三年曆法》“系用東西各國通行之法數推算，且以太陽平時為標準，與舊法推算之結果微有不同，例如舊曆九、十兩月建，如以舊法言之，應為九大十小，而新法則為九小十大。餘如日月食之見不見，與夫時分之先後，亦微有出入”。高魯與常福元等毅然放棄過去按清朝《曆象考成後編》計算的舊法，改用現代天文方法，即按紐康的太陽表和漢森的月亮表來進行編算，每年編算出版一部新曆書作為各省地方曆書的模式。不過由於直接推算工作量過大，人手不夠，實際上是用外國提前出版的來年《天文年曆》換算而成。

改曆的工作在探索中進行著，隨著工作一天天推進，高魯等人卻發現，相比於新曆的編制來說，新曆的推廣其實才是高魯和他所領導的中央觀象臺所面臨的最大難題。高魯曾說：“餘主持中央台務，讀文定治曆之疏，私淑心殷，曾擬修曆綱本大計，呈請教育部開局者，計有五次之多，終未成議，至今猶耿耿焉。”

推行新曆的阻力可能在於歷史傳統。欽天監沿襲歷代制度編制的官定曆書，每年一冊，即俗稱的“皇曆”（“時憲書”）。陳遵媯在《中國天文學史》中說：

時憲書的編造方法，在《曆象考成》、《協紀辨方書》和《補注萬年曆》中，都有詳細記載，可惜清欽天監工作人員多系父子相襲，除打些算盤外，能讀這三書的人甚少。獨陳希齡有欽天監儀器圖十二幅外，還著有《恪遵憲度》一書，堪稱欽天監內精通其秘訣的一人。

而常福元在中央觀象臺任職時，其友王綬丞曾把舊藏陳希齡著《恪遵憲度》抄本供他參考，並稱：“欽天監之秘，悉在於斯。”常福元把它列為他所著《象數雜記》的一條；劉半農看後，甚為贊許，並稱“對於舊時憲書的歷史，頗有關係”，於是把此條載入《輔仁學志》第1卷第2期。可見這些深諳西學的天文學家，雖然十分清楚時憲書中含有很多並不科學的迷信內容，而且在當時還形成一股反對新曆推行的阻力，但他們依然覺得有必要作為中國曆法史的一部分保留下來。

在北洋政府時代，房東收取房租也是按照舊曆日期計算，這樣，在十九年中就可以多收七個閏月的租金，把生意做到這個份兒上也算是“精明”到家了。而房客中有的明知吃虧卻迫於當時的環境而只好自認倒黴；還有的房客自己也是使用舊曆的，因此對於此種情形也就見怪不怪了。

高、常等人雖然沒有把時憲書付諸一炬，但在這種曆書中除了必要的日期外，還有一些諸如“諸事不宜”，“宜祭祀、會親友”等內容，即所謂曆注，而在20世紀這個西方國家已進入現代科學文明的世紀裏，這些曆注內容實在不宜再向公眾宣揚。於是高魯著手編制新歷時，首先便將這些東西一概廢除，依照陽曆，按月排比，以北京地方平時為標準，刊載“星期”和“日中平時”；每日之下只記晝夜長短及節氣、紀念日等；陰曆也只記月亮的朔望、上下弦。而“諸事不宜”之類的“人生指南”則由精美的天文常識圖及農業氣象取而代之。1914年，高魯還仿效西方國家編輯包括行星曆表的現代天文年曆式曆書，稱為“觀象歲書”。其編算方法，有的直接抄錄外國原書，有的則是按外國原書說明換算而成。後來“觀象歲書”改稱為“天文年曆”–這個名稱直到如今仍為紫金山天文臺每年編算的曆書所沿用。

曆法與每個人的日常生活關係密切，因此從一點一滴的細微之處入手，使新曆深入人心就顯得尤其重要。高魯不僅從自己做起將生日換算成為陽曆日期，而且還以中央觀象臺台長的身分公告全國，原以陰曆時間作為生日的，如果願意將陰曆生日換算成陽曆，中央觀象臺願意無條件地為國民服務。公告一出頗受歡迎，當時受教育多一點的人都積極響應，函請中央觀象臺換算陽曆生日。蔡元培的陽曆生日–1868年1月11日就是高魯親自換算出來的。

張作霖反對新曆應市

如果說讓普通人接受新曆還主要是觀念的革新問題的話，那麼在一些官員那裏問題就遠沒有這麼單純了。

1924年適逢甲子年，甲子是六十干支之首，高魯特意對這一年的曆書作了兩項改革：廢除兼載舊曆日期；日序排列從左向右，裝訂線在左側，這對於習慣了舊式裝訂的線裝書的人們而言可以說十分不方便，反對新曆的人則抓住這兩點大作文章。就在這一年，山東省省長龔積柄公然通電全國，攻擊新曆而倡議改回舊曆。各系軍閥復古之風愈演愈烈之時，高魯又一次以自己的行動作出表率。這一年正值高魯母親霽雲樓老人的七十壽辰，於是高魯請求母親將生日換在陽曆日期進行。老太太不僅通情達理，而且對天文學也有十分濃厚的興趣，對於兒子的請求，老人欣然同意。對於當時高魯等人對曆書中曆注內容所作的改革，也是有反彈的，其中之一便是奉系軍閥頭領張作霖。這位張大帥原是遼東的草莽英雄，刀頭舔血的經歷使他不得不信邪。1927年春天，高魯放棄了中央觀象臺台長職位來到南京，投奔當時正在北伐的南京國民政府，組建時政委員會編制《民國十七年國民曆》。而北京政府的實際掌權人張作霖，則通過其大元帥府命令教育部轉令中央觀象臺編制來年曆書，要求曆書上附載當時頗為流行的迷信內容（如上述“時憲書”中所謂的神煞、宜忌等）。由於軍閥混戰，民不聊生，中央觀象臺拖欠員工薪酬已有數年，而大元帥府放出了誘餌，一口允諾如果編制此種曆書，今後將按月發放員工薪酬。就這樣，中央觀象臺將此事答應了下來。但畢竟這樣的事對於專業天文研究機構來說還是不那麼光彩的，因此，中央觀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