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韓宗琦，從1950年開始擔任周恩來總理的保健醫生，並長期承擔著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口腔保健工作。

1976年1月8日，周總理逝世，車隊將總理遺體護送到北京醫院太平間。我急忙交代了一下工作，匆忙趕到太平間。我知道後面的幾天裏肯定有不少事情需要做。

遺體告別的前一天晚上，西花廳總理家裏送來了總理的衣服，我一看，襯衣太舊了，除領子和袖口是白色的以外，其他地方都已發黃了，顯然是換過領子和袖口的舊襯衣。我心裏很難受，於是問可否換一件，但來人回答:“這是最完整的一件了。”我深知總理一生勤儉節約的作風，無奈地收下了。穿衣的時候，我留下了總理平時戴了多年的一塊手錶和那枚長方形的“為人民服務”的毛主席像章，沒有給老人家一起帶走。至今，這兩件文物都陳列在天津周恩來鄧穎超紀念館。

我們為總理穿上那套灰色中山裝，發現由於病痛的折磨，總理瘦了許多，領子大出一寸多。沒有辦法，只好把領口在頸後用別針別進二寸多，這樣從前面看領口才不顯得過大。

最困難的是理發、刮臉。由於病痛，總理已經很久沒有理發、刮臉了。馬燕龍大夫事先提出，在遺體上刮臉絕不能刮破皮膚，只要刮破一點兒，就會出現一塊“屍斑”。我餓很理解這項工作的重要性，於是我再三對北京飯店的朱殿華師傅和他的徒弟薄師傅強調，一定不能刮破!我和兩位師傅商量，遺體是剛從冰室取出來的，不能像正常情況下用熱毛巾敷，只能用肥皂把胡須軟化些，不趕時間，慢慢地刮，絕對不能刮破，哪怕刮不幹淨都可以。直到他們完全理解了，才開始讓他們著手工作。最初，薄師傅一邊傷心地哭一邊顫抖著手工作，但她怎麼也刮不下胡須，只好由朱師傅繼續。朱師傅忍住悲痛，小心翼翼地用了近一個小時才把臉刮完，沒有絲毫破損。

朱師傅在總理生前多次建議，甚至在1976年元旦前夕還托人給總理捎口信要為總理理一次發，幹幹淨淨過個年。總理不忍讓朱師傅看到自己病重的模樣而傷心流淚，始終不同意朱師傅到三O五醫院為自己理發。

朱師傅非常熟悉周總理的發型，沒用多少時間就理完了發，此時才顯露出總理平時的面容。然而長期受疾病折磨的總理，比主持四屆全國人大時又瘦了許多，兩眶兩頰塌陷得厲害，顯得兩狽顱骨非常突出。我和馬燕龍大夫商量，並傳達鄧姨對總理整容的要求，鄧姨說:“恩來長期處在病中，還得保留點病容才好，不宜修飾得和健康人一個樣。”馬大夫在整容方面是個高手，聽了老人家的意見，他心中更有數了。他從解決凹陷部位開始，用棉花墊高眼球和兩頰，邊做邊徵求大家意見，直到大家滿意為止。然後是面部著色。考慮到燈光的強弱與著色的關系很大，遺體面部著色後不能變動，而燈光的變化很大，所以著色要適合燈光變化的要求，經過反復修改才最終完成。最後進行全面整理，直到覆蓋黨旗，把遺體安放在花叢中為止。

深夜11點鐘，經過理發、穿衣、整容及化妝後的總理遺體被安放在北京醫院那只有幾十平方米、條件極其簡陋的太平間裏。新華社、中央電視台和中央新聞電影紀錄製片廠的記者們紛紛趕到醫院來拍攝鏡頭，直至後半夜才結束。

（韓宗琦/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