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望海

特區政府推出西灣湖夜市規劃方案，在社會引起了較多的爭議，反對者和支持者均有不同的理由，這反映本澳社會聲音的多元化，是民主社會必有的好現象，爭議有利於社會產生一定的共識，也對政府“善治”有正面作用。不過，有小部分人在諮詢討論中可能理性不足，只是一味堅持自己觀點但無提出理據。筆者認為，本澳應該儘量避免這種非此即彼的政治二元化風氣。

非此即彼有違理性

早前，當局推出西灣湖夜市規劃詳細方案，並聲稱在2013年上半年招標，在本澳引起較大爭議，反對者希望南西灣湖一帶保持休閒寧靜環境，也不滿當局設下既定方案後向社會“硬銷”，特區政府之後決定，由2012年12月12日至2013年3月12日，進行第二輪諮詢。

第二輪首場公眾諮詢有幾十名市民參加，發言的市民有贊成和反對意見。有從小在西灣湖附近長大的市民表示，每年一度在西灣湖廣場舉行的美食節，已經對生活造成困擾，反對計劃設夜市，亦有發言市民質疑民署至今無交代項目營運開支和建設費用的預算。澳門中區南區工商聯會理事長李卓君稱，按過往經驗，不贊同將夜市設置在司打口及舊區一帶，認為會造成更大噪音，他認為西灣湖較為適中。李卓君稱，本澳產業單一，博彩業繼續發展，若要發展適度多元有難度，他認為夜市計劃有助打造本澳成為旅遊休閒中心的定位。

這些理性的聲音，有助當局聽取各方意見，瞭解市民的真正想法，從而在決策時能周詳考慮。政府無法回避社會中的不同看法。最明顯的原因，是公共政策牽涉者太多。例如重建，所牽涉的人包括區內草根、長者、商戶、地產商，其他人士如學者、非政府組織亦會因某些立場參與其中。這些人的價值觀與世界觀，會因為各自家庭背境、教育程度、生活經驗等方面存有差異而有所不同，對“理想家園”的理解不可能一致，對如何重建自不免會有很大分歧。另一個原因，是全球化、教育普及、互聯網興起等趨勢，令社會無可避免地更多元化，民眾不單有更多新觀點，而且亦勇於表達想法。政府為方便施政，需要爭取民眾支援，很難繞過、忽視他們的聲音。

所以若然政府“善治”最終的目標是要政通人和，政府便需要廣開言路、認真對待民眾的不同看法、不迷信速度與效率、透過重視平衡的政策與開放的執行過程，來嬴取公眾信任、減少矛盾以實現目標。

但除此之外，本澳社會有人提出要政府先撤回方案，否則不會甘休，筆者雖然表示理解但認為其有違理性。這種做法，有點類似臺灣社會過去的藍綠對抗以及現時香港社會的反政府行動。

有臺灣傳媒指，臺灣的藍綠對抗令泛綠人士對於馬當局的政策，不論對錯，一概否定。更可惡者，甚至刻意混淆真相是非，蓄意隱瞞政策的來龍去脈。綠營長期以來慣用的手法，可分三個層面來分析。首先，就是散佈莫名恐懼，製造恐慌，特別是針對綠營支持者的洗腦更是無孔不入。媒體原本應是報導事實、挖掘真相，但在這些泛綠媒體的心中，打擊敵手比真相還重要，即便是假造新聞、誤導民眾也在所不惜。再者，散佈不實訊息的結果，當然會形成社會對立，製造仇恨。整個社會因不同政治立場而區分成“你”、“我”。而為了鼓動這些泛綠群眾對馬英九的不信任，發動民粹教育正是這些綠營政治人物的便宜手法。看看每次選前的言論或造勢活動，無不以鼓動對立、仇視執政黨為主軸。平心而論，這樣的言論根本與民主社會不相容，也不應存在。最後，這樣偏激言論的最終目的，就是使得這些泛綠支持者不再信任不同政黨的領導人，更不用說是擔任“總統”了。這樣的結果導致社會彌漫著一股不安和對立的氛圍，政治立場決定一切，不但民主制度賴以存在的公平正義價值被摧毀殆盡，連帶著社會和諧的穩定根基都可能被侵蝕，最後遭殃的還是一般平民百姓。他們也擔心，對於民主發展尚未達到成熟階段的臺灣社會來說，如果任其這種偏激言論繼續下去，或以選舉激情為由輕易搪塞過去，那臺灣的民主政治何時才能達到溫和、理性的理想呢？

近期，香港社會也出現了對於當局的政策不論對錯一概否定的風氣，如反國教、反對新界東北區規劃等，令政府施政倍覺艱難。有香港傳媒分析，部分團體非吾族類即反對的政治二元化風氣，是形成這種情況的因素之一。他們忽視了管治的複雜性，因為有時政府政策決定往往不是非黑即白、像算式答案有明顯對錯之分。管治之難正在於此：公共政策所針對的問題該如何厘定、何謂合適對策與制定過程、應該如何執行政策這類問題，很多時候會因為社會間的不同解讀相互碰撞而變得複雜。

自下而上更利善治

民眾為了表達自己的自由，總是試圖不被干涉地表達自己的政治需求。過去人們由於技術條件的限制,人們更善於屈從與對方的觀點而結合成利益群體來發出自己的意志。而在技術革命的推動下，各種政治需求的表達都比過去容易得多，從而使政治需求得到了多元化的發展。

多年前，聽北京的傳媒學者說過以下故事：一群外國學者與中國媒體人在一起開新聞研討會。某外國專家開腔即批評：此地沒有新聞自由，新聞與宣傳混為一體！新聞研討不知何從談起？然後，北京的傳媒學者冷靜地回應說：我們都不否認，許多限制真實地存在著，但是中國媒體人也一直不斷地努力以拓寬與加深報導的領域與深度。他說：“現在在座的，都是這方面經驗豐富的媒體人，你要是有興趣瞭解他們拓寬報導自由的經驗，我們可以來交流。”據說，外國學者一時語塞，接著大家就交流起來，交流得很好。這是一場關於抗爭與抗爭方式的交鋒，西方學者從他們所處的社會環境出發，傾向認為抗爭就代表著絕不妥協；而在中國的環境裡，人們知道有時候，只有在妥協的同時，抗爭才能持續。

不過對於有人認為，社會問政是阻礙政府施政的搗亂行為，筆者也不贊同。大概會有人說，群眾的想法大都只是情緒化觀點，不夠“理性”，政府不應亦不需糾纏於群眾看法。單憑官員的質素與理性，足夠達致善治目標。香港傳媒分析近期政府管治困難原因之一就指出：“成本效益”是官員常用的“理性”指標。成本愈低、效益愈大，被視為理性政策的特徵。效益常以經濟利潤來量化，所以很多政策與“刺激經濟”相關。但是早有學者指出，“理性”源自“主觀意願”多於“客觀事實”。也就是說，不同的價值觀與世界觀，是決定如何計算成本效益的關鍵。因此“成本”、“效益”、“最佳經濟發展路徑”對不同經濟學家而言有著不同意義。

很多政府決策層人士在決策時容易有一個誤區，認為理性與善治並無矛盾，如在舊區重建時，理性認為難以標價買賣、經年累積、能為生活帶來歡樂與意義、一去不再的社區人情味與地方特色，都不會被視為成本、予以應有的重視與保留。但如果“善治”意味民眾能夠有尊嚴地安居樂業，實踐這種“理性”多少是事與願違，因為民眾對“美好生活”的理解，不可能全僅限於錢和物質享受。

電影《阿凡達》中，同一棵巨樹，對來自地球的採礦公司主管來說毫無經濟價值，因此任意破壞；但在潘朵拉星土著眼中卻近乎生命的全部，因此負隅頑抗。這種理解反差，頗能生動地突顯“理性”與“善治”的潛在矛盾。事實上，何謂“理性”並不容易說得准。

分析本澳多次政策出臺引起的爭議，無論是西灣湖夜市規劃、輕軌路線走向、小潭山高樓爭議等，縱使社會具備自理能力、參與政策制定的意願強烈，而特區政府沒有改變“自上而下”的管治風格，結果社會意見被排拒於外、隔閡加深、蘊釀成一波又一波“阿凡達”式的官民矛盾，導致政府權威受損、施政更難。

有新加坡學者指出，放眼世界，與社會共議、“從下而上”制定政策，已逐漸成為各地政府的管治方針。如早于1990年代，巴西阿雷格里港（Porto Alegre）政府為讓缺乏公共財政知識的市民，也能參與規劃財政預算，於是提供課程配合。今年3月，芬蘭新公民提案法（Citizens’ Initiative Act）正式生效，國民可在網上動議不同訴求，倘有足夠連署便可呈交國會表決、成為國家法例。這理應是走出管治困局、邁向“善治”的方向，值得官員們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