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局常委會的誕生與變遷

中國共產黨自1921年成立以來已走過90餘年風雨歷程,從一個僅有50餘名黨員的小党成長為擁有8000多萬黨員的大黨,從一個為革命而奮爭的革命党成長為領導現代化建設的執政黨。中共中央領導機構的每一次調整、最高層人事安排的每一次變動,都直接影響著國家的命運。

制度設計

中共中央領導機構的運轉,主要由黨代會制度、中央委員會制度和常委會制度保障。其中,黨代會制度是中國共產黨的根本政治制度,它從1921年中共創建時就已確立。在此制度設計中,黨的代表大會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機關和權力機關,包括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地方各級代表大會和基層代表大會。從1982年的中共十二大起,黨的全國代表大會的召開進入常規化時期,即每五年召開一次,由中央委員會召集。

中央委員會制度衍生於黨代會制度。在此制度設計中,黨的最高領導機關是党的全國代表大會和它所產生的中央委員會。在中共五大之前,這一機構被稱作“中央執行委員會”;五大之後,改稱“中央委員會”至今。中央委員會由黨的全國代表大會選舉產生,在黨的全國代表大會閉會期間領導黨的全部工作。通常所說的“中共中央”、“黨中央”就是對中央委員會的簡稱。

常委會制度是衍生於黨代會制度的另一黨內組織制度和領導制度。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選舉產生政治局委員和政治局常委,在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閉會期間,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務委員會行使中央委員會的職權。在現實政治運作中,中國共產黨已經形成以常委會制度為核心的決策體制,其成員簡稱“政治局常委”,一般被認為是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最高層領導人。

演變過程

1921年7月,中共一大召開,選舉產生了黨的第一個中央領導機構——中央局。當時全國只有50多名黨員,相關事務甚少,各地方組織也不健全,因此,一大決定暫不成立中央執行委員會,只設立中央局作為中央臨時領導機構。大會選舉陳獨秀、張國燾、李達組成中央局,陳獨秀為書記,張國燾負責組織工作,李達負責宣傳工作。為什麼將黨的最高領導人稱為“書記”?因為書記是當時最小的官職,用今天的話說,就是文書、秘書。這表明了新政黨與舊社會決裂,決不當官僚、決不做老爺欺壓百姓的決心。

1922年7月中共二大在上海召開時,黨員增加到近200名,因此大會選舉出中央執行委員會。把中央領導機構命名為“中央執行委員會”,這在很大程度上是效仿蘇共。“一把手”陳獨秀的稱謂相應改為“委員長”。1923年6月中共三大在廣州召開,在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基礎上進一步產生了中央局。1925年1月在上海召開的中共四大上又將“一把手”的稱謂改為“總書記”。

1927年4月至5月在武漢召開的中共五大對中央領導機構進行了具有重大意義的一次調整。當時,全國黨員已超過5萬人,“中央執行委員會+中央局”已不足以有效統領全黨,於是,五大把中央執行委員會改為中央委員會;中央局改為中央政治局;同時增加一個領導層級,即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這是在歷史上第一次出現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常委會,由此形成中央四級領導體制——全國代表大會為中共最高領導機關;全國代表大會閉會期間,中央委員會為中共最高領導機關;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閉會期間,由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行使中央委員會的職權;其中,政治局常委會是領導核心。在五大上,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由陳獨秀、張國燾、蔡和森組成。

1928年6月至7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開。六大在中央領導機構方面最明顯的變化是注重領導成員的工人成分,典型體現就是碼頭工人出身的向忠發被選舉為中央政治局主席兼政治局常委會主席。這是在對中國國情缺乏清晰認識的情況下照搬蘇共經驗的結果。從六大開始,稱黨的最高領導人為“主席”。

1945年4月至6月,在六大召開17年後,中共七大在延安召開。此時的中共已今非夕比,黨員發展到121萬人,出席大會的代表共計755人。七大再次確認了中央四級領導體制,不再設政治局常委會,改設中央書記處,選舉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為中央書記處書記,毛澤東為中央委員會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書記處主席。

1956年9月在北京召開的中共八大是中共成為執政黨後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此次大會上,中央領導機構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調整:一是政治局和書記處分設,中央書記處在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會領導之下,處理中央日常工作,其第一負責人稱謂由“主席”改為“總書記”,鄧小平被選為中央書記處總書記。由此,中央決策機關——政治局和領導日常工作的機關——書記處分立。二是中央委員會在設立主席的同時,第一次設立副主席,且副主席有多名,並規定中央委員會主席和副主席也是中央政治局的主席和副主席。三是恢復政治局常委會,並規定它是黨的核心領導,由主席、副主席、總書記組成。

1969年4月中共九大在北京召開時,“文化大革命”正當高潮,此次大會是在極不正常的情況下秘密舉行的。中央領導機構在此次大會上的變動包括:一是廢除了八大有關中央書記處、中央委員會總書記的規定。二是第一次由黨的全國代表大會選舉中央軍委主席,由此成為定制。三是中央文革小組這一實際職權淩駕於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書記處之上的特殊機構,在此次大會後停止活動,被新選出的中央政治局取代。四是在一系列不正常因素的作用下,隨後召開的九屆一中全會選舉出的新的中央領導機構中,中央委員會主席為毛澤東,林彪成為唯一的副主席。

1973年8月召開的中共十大,是在發生林彪事件的特殊背景下提前召開的。中央領導機構在此次大會上沒有大的調整,但在極“左”思潮氾濫的情況下,江青集團重要成員全部進入中央政治局,其中,王洪文當選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地位僅次於周恩來。

1977年8月召開的中共十一大對黨進入歷史新時期具有過渡性意義。大會對中央領導機構的調整主要是重設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中紀委始設於1949年,1955年改為中央監察委員會,九大上曾被取消。

以1979年十一屆三中全會為標誌,中國共產黨進入歷史新時期。1982年9月召開的中共十二大,為適應改革開放以來工作的需要,對中央領導機構進行了重大調整與變革:一是中共中央不再設主席、副主席,只設總書記,由總書記負責主持召集政治局會議和政治局常委會會議,並主持中央書記處的工作。以此為標誌,中共中央總書記成為黨中央最高領導職務。二是增設了中央顧問委員會作為新老幹部交替的過渡性機構,其主任必須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三是規定中央軍委主席須從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產生;此前,中央軍委主席一般由中央委員會主席或總書記兼任。四是規定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一書記須從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產生。五是規定中央書記處仍舊負責黨政軍的日常工作,並處於中共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務委員會的領導之下。

1987年10月至11月召開的十三大對中央領導機構作了進一步完善。一是中央委員會首次採用差額選舉方式選舉產生。二是調整中央書記處的職責與產生辦法,規定中央書記處是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會的辦事機構,其成員不再由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選舉產生,改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提名,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通過。三是不再規定中央軍委主席、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及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必須從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產生。

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召開時,在中央領導機構方面的變動主要是取消中央顧問委員會。延續10年的中央顧問委員會已經完成了實現新老幹部交替的歷史使命。至此,中央領導機構的總體框架進入較為穩定的時期,在1997年十五大時基本沒有變動,在2002年十六大時只經歷了一個微調——此次大會選舉產生的中央領導機構中,改變了中央委員會總書記兼任中央軍委主席的傳統,中央委員會總書記和中央軍委主席分別由胡錦濤和江澤民擔任。但這一暫時變動很快恢復,2004年中共十六屆四中全會接受江澤民辭去中央軍委主席的請求,由中央委員會總書記胡錦濤兼任,徹底完成了兩代中央領導集體的平穩過渡。2007年的中共十七大則將中央實行的巡視制度、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員會報告工作的制度寫入黨章,進一步完善了中央領導機構總體框架。

(沈璧/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