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習時報》的讀者，以縣委書記以上的領導幹部為主，科級幹部也有人訂，廳局級幹部大部分都有，省部級以上幾乎人手一份。“中南海每期要360多份，還有領導專門向我們要”

這是一張莊重的報紙，也是一張新銳又“尖銳”的報紙。

2012年9月10日的《學習時報》，就展現出這樣的面貌。

報紙頭版，全文刊登了習近平《在中央黨校2012年秋季學期開學典禮上的講話》；第二版是極具現實針對性的文章—《法國對行政權的監督》。

在所有報紙中，《學習時報》因為中央黨校校辦報刊的特別背景，更因為它對黨和國家政策理論的深刻解讀，受到國內外的特殊關注。

儘管創刊至今不過13年，但《學習時報》卻是一張有傳統的報紙。在歷史上，以《理論動態》為代表的中央黨校校辦報刊就曾經扮演重要角色，而今，《學習時報》將這一角色繼承並發揚。

掀起真理標準大討論

無論在中央黨校歷史上還是中國當代史上，提到對改革開放的推動，《理論動態》都有一席之地。

在改革開放歷史上，《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因直指“兩個凡是”、開啟了真理標準大討論而彪炳史冊。

多數人初識此文，源於1978年5月11日的《光明日報》。當日，《光明日報》以“特約評論員”的署名將全文刊於頭版。當日，新華社轉發了這篇文章。12日，《人民日報》和《解放軍報》同時轉載。

實際上，在《光明日報》刊發此文前一天，5月10日，此文首發於《理論動態》第60期。但因為《理論動態》是內部刊物，多數人並不知情。

發表這篇文章時，《理論動態》已創辦了將近10個月。1977年6月4日，當時主持中央黨校工作的胡耀邦結束了近3個月旨在“撥亂反正”的整風會議。當天上午會議結束後，胡耀邦開了一個小會，說：“要辦一個《理論動態》，把一些重大問題搞清楚。”

7月15日，《理論動態》創刊。

理論動態組當時的成員之一沈寶祥告訴《瞭望東方週刊》：“那時胡耀邦就是主編，要寫什麼文章都是他定的。我們幾個人思想還算比較解放的，但還是跟不上他。開始時，我們連文章怎麼寫都不大會，為了修改文章，胡耀邦一天要找我們好幾次，他還給一些同志寫提綱。當時約稿也很難，沒人敢寫。”

考慮到這份刊物的主要讀者是高級黨政領導幹部，每天要看的文件非常多，因此，《理論動態》每期只有1篇文章，5天1期。

第一期，《理論動態》刊出的文章是《“繼續革命”問題的探討》，猶如拋出了一顆重磅炸彈。1977年8月舉行的“十一大”，並未否定“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理論動態》此時提出這一話題，無疑冒了很大風險。

“第一期剛開始只印了300份，後來許多領導幹部知道後不斷打電話來要，就加印了300份。”沈寶祥說。

胡耀邦及理論動態組以其政治勇氣和理論敏感，將《理論動態》的影響力迅速提升。“後來每期都增加印數，很快到了2000份。”

其間，這份理論刊物也曾遭遇激烈反對。1977年12月25日，《理論動態》以《無產階級革命導師反對對自己的不科學評價》為題，編發了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和毛澤東的幾條語錄。

“中央黨校的同事很熟悉，說話沒有顧忌。這期文章出來後，有人把我叫到他辦公室，拿著報紙對著我問，你們要幹什麼？矛頭針對誰？我跟胡耀邦說了，他說，你問他們要幹什麼？”沈寶祥說。

面對混沌未開的社會思潮，《理論動態》對於改革的理論和輿論準備進行了相當一段時間的摸索。到《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誕生，拐點降臨。

“開始要一個問題一個問題解決，後來要從根本上解決問題。”沈寶祥說，“當時總有人說，這樣不對，毛主席不是這麼說的。那就產生了一個問題，隨著撥亂反正的推進，需要一個是與非、對與錯的標準。”

由胡耀邦最後審定、《理論動態》首發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起到的正是這個作用。而由此引發的真理標準大討論，也為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準備了思想條件，而這次全會掀開了中國新的一頁。

反“左”是重點

1977年12月，也就是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發表前大約半年，胡耀邦離開中央黨校，調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

離開黨校前，他專門召集理論動態組的工作人員到辦公室，叮囑大家“要當思想戰線的前衛戰士”。此後，在相當長一段時間裏，他還一直關心和影響著他一手催生的《理論動態》。

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之後，完成了重大歷史使命的《理論動態》需要重新起航。

1979年5月3日，胡耀邦同理論動態組談話時說：《理論動態》如何更好地前進？這要從分析形勢起。三中全會前，理論思想界的任務主要是撥亂反正，破的多，這是對的，現在這個任務還沒有完成，還要搞。今年主要任務是什麼？四個字：“揚帆遠征”。重點轉移，奪取“四化”建設的勝利。帆揚起來，還有撥亂反正的任務，但側重點是研究新問題，解決新問題。思想界、理論界、新聞出版界要在揚帆遠征中走在前面。

這年，“人權”問題開始成為輿論焦點。從3月起，《北京日報》、《文匯報》、《紅旗》雜誌等報刊相繼發表關於人權的文章。《人民日報》的《情況反映》第1220期(1979年5月12日)以《對人權應作分析》為題，反映了理論界人士的不同意見。

1979年5月15日，胡耀邦閱看《情況反映》後給理論動態組寫了如下批語：“吳江同志：請你們寫一篇。這個問題確實沒有講清楚，而這是資產階級向我們進攻的一個口號。”時任中央黨校副教育長吳江將這個任務交給了沈寶祥。

由於以前對這個問題沒有深入研究，沈寶祥不得不馬上“補課”。“我先學習了馬列著作中有關人權的論述，又到外交部找聯合國關於人權的文件和一些歷史文件，還看了洛克的《政府論》、盧梭的《人類文明的起源》、孟德斯鳩的《法的精神》這些書。”

1979年6月25日，《理論動態》第141期發表了沈寶祥的《略談人權問題》一文。

“這是第一篇比較縝密地講人權的文章。這篇文章對人權不是採取簡單否定的態度，對現實生活中人們提出的人權要求，給予相當程度的肯定。現在來看，這篇文章講得不徹底，但在當時也不可能徹底。”沈寶祥說。

“後來在中央黨校編寫基本教材的時候，尊重和保障人權作為一個標題，寫進了鄧小平理論的教材裏。”

1981年6月的十一屆六中全會上，胡耀邦當選中共中央總書記。9月29日，他召集理論動態組到中南海勤政殿開了最後一次會。

他說，理論必須聯繫實際，要密切注意思想動向，抓住當前人們關心的一些實際問題，加以思想的、理論的闡述，作出回答。“尤其是要注意長期以來因受極‘左’思潮影響而形成的一些錯誤的、模糊的而又急需撥亂反正的問題，更要從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高度正本清源。”“反‘左’是此後《理論動態》關注的重點。”沈寶祥說。

1989年春夏之交的北京政治風波之後，《理論動態》又面臨新問題。“怎麼辦？”沈寶祥說，“堅持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寫文章介紹鄧小平思想，著重以經濟建設為中心。”

以學資政

1992年，中央黨校批准沈寶祥從《理論動態》主編的位子上退休。

7年後，他再次走上了中央黨校報刊的工作崗位—1999年，《學習時報》創辦，沈寶祥擔任籌備小組副組長。同時擔任副組長的還有現中央黨校馬克思主義理論教研部主任周為民，組長是現中央黨校副校長徐偉新。

《學習時報》是繼《理論動態》之後，中央黨校校辦報刊中著名的品牌之一。

周為民告訴《瞭望東方週刊》：“從改革開放、主動參與全球化的大趨勢來看，我們有很多重要的理論問題和現實問題需要研究，這樣的背景下，我們要著眼於面向新世紀的改革和現代化進程來推進思想理論建設和理論創新。”

《學習時報》的創辦應此而生。以“求真創新、以學資政”為主旨，《學習時報》“需要為各級領導幹部提供思想上的學識上的文化上的支持”。

“當時擔任中央黨校副校長的龔育之很注重一點，希望通過這份報紙來促成黨內幹部讀書的風氣。我們講理論聯繫實際，依託于讀書著眼於問題，首先要有理論，因此讀書是一件非常要緊的事情，是關係中國發展大局的重大戰略問題。龔育之說過，希望《學習時報》在黨內的作用像上世紀80年代《讀書》雜誌在知識分子中的作用。”周為民說。

這份出身特別的報紙，其分量之重從此可見一斑：報名是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題寫，時任中央黨校校長胡錦濤撰寫了《重視學習，善於學習》的發刊詞。

《學習時報》常務副總編鐘國興告訴本刊記者：“胡錦濤同志非常關心《學習時報》。除了發刊詞，2001年元旦，他專門為《學習時報》寫了新世紀獻詞。2002年元旦，他再次專門寫了文章。除了這些專門給《學習時報》寫的文章之外，從1999年到2002年，胡錦濤把文章和講話獨家拿給《學習時報》發的有9篇。”

在這張全黨全國唯一專門講學習的報紙上，中央甚至直接點題，以此引導廣大黨政幹部對重大問題的思考。

2000年6月19日，《學習時報》頭版以整版篇幅發表文章《落日的輝煌—17、18世紀全球變局中的“康乾盛世”》。

“這是貫徹江澤民總書記的要求，由鄭必堅校長直接組織撰寫的。”周為民說。

這篇文章分析了“康乾盛世”之後中國驟然跌落的歷史原因。文章刊發後，《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等報刊予以轉載，文章亦成為各級各地幹部的學習資料。

據《學習時報》現任社長兼總編輯肖勤福介紹，一些退休的党和國家領導人將重要文章的首發主動交給《學習時報》。

原中紀委書記吳官正曾經在《學習時報》發文，並特別叮囑，不要占第一版，發後面就行了。文章後來發在第三版。

肖勤福告訴本刊記者：“《學習時報》生命力之所以強大，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党和國家領導人的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