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女性的壓力，讓男性都有些看不下去了。日前，獵聘網對其站內男女各5000名會員發起了“當今社會男女承受壓力狀況”的調研，結果顯示：72%的男會員認為，現如今女人承受的壓力要大於男人。女性的壓力主要來自：下一代的生育、教育，家庭的維繫、家務，對雙方老人的照顧以及職場。

另外，受限於同工同酬立法的滯後，相同的工作，女性的報酬往往低於男性。女性擁有的財富總量也遠遠不及男性。曾經一度在外企流行的“女人當男人用”原則，目前似乎已經在中國所有行業推行，誰讓女性嚷嚷著要“男女平等”呢？

我國女官員格局現在：在最高層和基層比例很低

在中國，女官員尤其是女高官仍處於稀缺狀態。女性在中國正職省長中的比例，30年來維持在約3%的水平。至2009年，女性只占全國省部及以上級幹部比例的11%。女官員正職少、副職多，且多在教科文衛部門。

全國婦聯專家認為，目前女官員比例已不能代表中國婦女的整體發展水平。這一狀況或會逐漸改變。20年來中國也在加強重視女幹部培養，中組部曾多次發文強調增加女性參政比例。

2月15日李斌當選為安徽省省長。她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第四任女省長。

在她之前，分別是1982顧秀蓮出任江蘇省省長；2001年烏雲其木格頂替車禍殉職的雲布龍，出任內蒙古自治區主席；以及2005年宋秀岩出任青海省省長。

對比四名女省長履歷，有一些相似之處。她們大多有在黨委宣傳部門的工作經歷，或曾出任過共青團幹部，並且均有長期基層工作經驗。

李斌與顧秀蓮在履職省長前，都曾執掌過中國計劃生育部門。

多年在女性高官領導下工作，並就此議題進行研究和觀察，全國婦聯研究所副研究員杜潔認為，這些女官員，“都具備高度的事業心和強烈的責任感，她們不僅敏銳、實在，而且懷著對基層深深的人文關懷，常有溫馨的一面。”

不過，杜潔的研究也發現，在最高層與最基層，女性官員比例仍然較低。

【現狀】越到高層比例越低

李斌、宋秀岩、烏雲其木格、顧秀蓮，四人就任省級政府最高行政長官的時間相互錯開，這意味著，從1982年至今，中國女性在省級地方最高行政長官的版圖中維持近3%的水平。

來自中組部的數據顯示，近10年來女性幹部在各級領導幹部中比例有所上升。2009年，全國省部及以上級幹部中，女性為11%；地廳級幹部中，女性占13.7%；縣處級幹部中，女性占16.6%。這個比例在2000年時，分別為8%、10.8%、15.1%。

同樣來自中組部的數據，從2000年至2009年，女性在中共黨員的比例由17.4%上升到21.7%。

2001年，中組部曾下發《關於進一步做好培養選拔女幹部、發展女黨員工作的意見》(下稱《意見》)要求，中國省、市、縣三級黨政領導班子後備幹部隊伍中的女幹部，應分別不少於10%、15%、20%。

2月20日，前《中國婦女報》總編助理，中國婦女狀況觀察員馮媛女士表示，並未感覺女性在中國政界、尤其在高層的比例有所上升。高官中女性仍然非常有限。

第十七屆中央委員中，女性13名，比例為6.4%；在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女性只劉延東一人。在上一屆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只吳儀一人。

【領域】多擔任副職

中組部的另一組數據顯示，2009年，正職女幹部在同級正職幹部中的比例分別為：省部級以上7.3%、地市級10.4%、縣處級14.8%。此前，2000年的數據，省、地、縣、鄉四級領導班子中，正職女幹部分別占1.7%、6.15%、7.05%、3.4%。

杜潔副研究員認為，這些數據背後展示了女幹部的“真實生態”，任副職多、正職少。

女性官員還普遍存在“副職升遷”現象。女性官員大多出任副職，提升路徑也大多是從一個副職升任更高副職。以何魯麗為例，1984年從政擔任北京市西城區副區長，4年後升北京市副市長，後為全國政協副主席，再至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

這種狀況或會逐漸改變。中組部2001年發佈的《意見》中曾提到，“加大黨政正職女幹部的選拔力度，使地廳和縣處兩級領導班子中正職女幹部的數量在現有基礎上有所增加”。

目前女性官員通常任職一般性社會管理，如教科文衛，在黨政“主幹線”和重要領域，如經濟、政法界任職的較少。

這可以從中組部的選拔任用女幹部慣例中找到根源。中組部2001年的《意見》中還提到，“其中教育、科技、文化、衛生、體育、計劃生育、民政、司法、勞動和社會保障等部門領導班子要首先選配(女幹部)”。

而在這些領域的女性較多，相對提高了女性在官員性別比例中的數據。

【位置】比例在世界走低

全國婦聯婦女研究所曾就《2010年國際婦女參政主要狀況》做為研究報告提交給全國婦聯。報告顯示，截至2010年1月1日，中國政府部門26名正部長中僅3名女性，占11.5%，在此項排序中，中國位於世界第61名。

報告還顯示，1997年至2011年間，中國女性在人民代表大會中的比例，與其他國家女性在議會中的位置相比，從世界第16位跌至第55位。杜潔說，這主要是因世界各國議會中的女性比例逐年上升，中國則提高不大。

杜潔說，女性參政已成為國家政治文明的標誌之一。當女性官員占到一定比例時，社會管理才會滲透一些女性特點，如平和、和諧。截至2010年1月，有30個國家的女部長比例達到或超過30%。

女性天生體貼關懷，更有親和力，“她們更喜歡和下屬討論，而不是簡單地發號施令”。相比男性，女性更有耐心、平穩、關注細節，這些特點使女性在服務型政府中具備天然優勢。杜潔介紹，北歐一些國家，事實上已形成了服務型政府。

杜潔認為，中國現有女性官員的比例，已無法代表中國婦女的整體發展水平。可以說，在中國官員的形象上，缺少了女性這一環。

【原因】受限政治文化

造成女性官員比例較低的原因，杜潔與馮媛均認為中國的政治文化為主要影響因素，“女強人”角色受到男權主義社會的本能排斥。

在中國，女性從政的社會成本比男性高，在努力程度、家庭、生育、退休、社會評價上都會付出更多。

此外，男性60歲、女性55歲退休的制度，也客觀上使女官員在年富力強時就失去了機會。而一些中國官場亞文化，如喝酒等，也使女性很難融入。

“關鍵在於一些文化中的思維限制。”杜潔舉例，2001年的一項研究發現，社會文化觀念對女性領導的偏見很嚴重。比如，在報道女部長時，會強調賢妻良母孝媳，而報道男部長時並不描寫賢夫良父孝兒。在有些新聞報道中，男性官員三過家門而不入會被讚揚，而報道優秀女官員就是工作再忙都回家做飯。

“這實際上是對女性官員帶有歧視的雙重標準。”杜潔說。

女官員的“家庭背景”是政界難以回避的問題。吳儀在談到自己的生活時曾說，“我不是獨身主義者，只是生活沒有賦予我這個機會。”

“女人當男人用”全國通行

網上有一個流傳甚廣的“新世紀女性”標準：上得了廳堂，下得了廚房，寫得了代碼，查得出異常，殺得了木馬，翻得了圍牆，開得起好車，買得起新房，鬥得過二奶，打得過流氓……

的確，在當下中國，“能頂半邊天”的女性不僅要秉承賢內助的傳統，更要像男人那樣在職場打拼，甚至成為家裏的頂樑柱。她們不得不承受來自婚姻、家庭和職業等各方面的壓力。

中國女性的壓力，讓男性都有些看不下去了。日前，獵聘網對其站內男女各5000名會員發起了“當今社會男女承受壓力狀況”的調研，結果顯示：72%的男會員認為，現如今女人承受的壓力要大於男人。女性的壓力主要來自：下一代的生育、教育，家庭的維繫、家務，對雙方老人的照顧以及職場。

因立法滯後女性工作報酬低於男性

受限於同工同酬立法的滯後，相同的工作，女性的報酬往往低於男性。女性擁有的財富總量也遠遠不及男性。

在實行獨生子女政策的大陸，顧憶華這樣生了4個孩子又能做到企業高管的例子，是不可能發生的，一個孩子就足夠牽絆中國女性的事業了。根據前程無憂2011年的“職場媽媽”微調查顯示，72% 的媽媽表示，由於兼顧工作和子女的教育，常感疲乏，心理負擔很重；有35%的媽媽曾考慮過放棄工作回家。在工作忙碌一天后，有接近一半的職場媽媽要肩負起輔導孩子作業的任務；為了獲得好的教育，為了彌補平日分身乏術、無法親近孩子，帶著孩子參加週末的課外輔導和興趣班，幾乎佔據了媽媽們的全部業餘時間。

而在孩子生長和成長的初期，媽媽付出的無疑更多。但是，職場往往不分男女，也不論是否有個要培育的孩子，所以漸漸越來越多的職場女性往往選擇主動或被動趨向邊緣化、壓力較小的職位。在孩子幼小的時候，職場媽媽多半將天平側重于孩子教育上，避開高強度、高職權的職位，甘願失去一次次晉升的機會，甚至在企業經營不佳或者轉型時，成為首當其衝被“請走”的一個群體。

單身女性的尬尷

百合網發佈的《2011中國人婚戀狀況調查報告》顯示，在以往的戀愛關係中男人幾乎承擔所有費用，而在最近一項關於戀愛費用承擔問題的調查則顯示，有31.6%的人沒有在意過戀愛費用由誰承擔的問題，僅有26.1%的人認為應該由男方承擔，其中更多女性更樂於接受AA制或AB制。對此，百合網合文化婚戀研究院首席專家王治國表示，女性的獨立不僅包括經濟的獨立，更多的還體現在人格和精神的獨立。

另外，調查顯示，46%的女性遭受過家庭暴力，其中超過一半的女性由於忍受不了家庭暴力而選擇了主動離婚。百合網認為，由於經濟的獨立、精神的健全、社會的認同，女性在婚姻關係中的自主性日漸提高，一旦男性婚戀伴侶無法滿足自己對於物質和精神的雙重需求，“被”獨立就成為女性的首選。而女性的這種婚戀態度勢必加劇婚戀市場的複雜度。

雖然現在的女性壓力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