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昨晚假旅遊塔舉行春節聯歡晚宴。本來，往年的這個晚宴是在象徵民族大團圓，及有「中國情人節」之稱的農曆元宵節舉行的，今年則延遲了足足半個月。據說主要原因是必須等待該辦事處新任主任盧長水來澳履新並熟悉環境後才舉行。果然，盧長水在抵澳履新兩個星期，並與一些團體及個人會晤交流之後，於農曆正月的最後一天舉辦，並籍此正式「亮相」，就像一首耳熟能詳的廣告歌所唱的那樣，「遲唔會遲，早唔會早，時間啱啱好」。

昨晚春節宴會的盛況，可能是自一九八九年台灣駐澳機構成立後，規模最大、與會人士最多及層級最高的一次。雖然有一些友好人士因參加全國「兩會」，身在北京而未能出席，但卻是有若干位特區政府的正局長級的官員出席。這一方面反映出新任主任盧長水的豐富人脈關係和個人聲望，另一方面則也折射了兩岸關係的互動活絡，也反過來促進曾經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卓有成效的澳台關係，進一步水漲船高。或許，正在兩岸關係發展進入「深水區」，尋求突破僵局向縱深發展，促成兩岸政治對話之際，作為曾經在兩岸關係中「春江水暖鴨先知」的澳門，也將會「英雄造時勢」地先行「破冰」。

實際上，盧長水的公務員經歷豐厚，曾長期在台灣當局最高辦公機構任職，因而與高層領導人關係深厚。他在來澳履新之前，是「陸委會」聯絡處處長，即秩於相對於大陸地區司局長級的十二職等。而聯絡處的主要職能，是關於大陸政策的宣導、新聞發佈及聯繫事項；關於旅居國外的大陸地區人民及其團體的聯繫事項；關於大陸相關資訊的諮詢及服務事項；而其下設的科級機構（相對於大陸地區的處級機構），分別負責與各朝野政黨及其「立法院」黨團、「立委」，各新聞媒體單位的聯絡，因而可說是交遊廣闊，人脈充沛，公關手腕圓熟。去年香港立法會選舉期間，他率領台灣地區採訪「陸委會」及兩岸關係事務的媒體記者前往觀選採訪，曾順道來澳門參訪，與特區政府負責對台關係業務的特首辦主任譚俊榮會面，進行交流，另外他在台灣時也曾與澳門人士有所交集，因而對澳門的情況有初步瞭解。

從盧長水的調澳，以至是海峽兩岸相關單位主管人員專業背景的對比，我們發現了一些雖然並不是規律，但卻也在某種程度形成慣例的變化。比如，曾有一段時間，香港、澳門兩個中聯辦（包括其前身新華社）台灣事務部的部長，多是從事涉台政策研究工作的，甚至是國台辦研究局的負責人，如邢魁山、魏尤龍龍、程金中等；而曾在港澳中聯辦台灣事務部工作過的處長級官員，返京後也大多從事對台政策研究工作，如國台辦研究局現任局長黃文濤，海峽兩岸關係研究中心常務副主任李逸舟（主任由國台辦副主任孫亞夫兼任）等。但在近年以來，卻是以交流業務為主，如澳門中聯辦台灣事務部現任部長李惟一，來澳前是國台辦交流局局長（此前是國台辦新聞發言人），其前任程金中返京後則接任交流局局長（等於是對調）。這似乎是顯示，過去在李登輝、陳水扁掌政時代，由於兩岸直接交往較少，資訊來源不足，因而對兩岸政策研究的部分工作，就只能是就近在資訊豐富的港澳地區進行。而在馬英九就職後，兩岸交流突飛猛進，大陸地區許多涉台研究人員可以直接入島進行調研式的參訪，甚至是以訪問學者方式在台灣逗留一段較長時間，而致在港澳進行研究的強項已被削弱，因而就突出了交流，以適應「大交流、大合作、大發展」的新形勢。

台灣方面也一樣，雖然其變化並不完全相同於大陸方面，但也有著某種「規律」：過去派駐港澳地區的負責人，大多曾有任過「陸委會」港澳處處長的經歷，如鄭安國、張良任、厲威廉、蔡之中、羅木坤等，還有現在的朱曦；而近來則較為側重於與「交流」相似的聯絡業務，如陳崇弘、羅木坤（也曾任過聯絡處長）、保經榮，及現在的盧長水等，都曾是「陸委會」聯絡處的負責人。

由此，似乎是臺北的對港澳事務工作，也已轉向了交流，與北京不謀而合。昨晚盧長水在致詞中說，兩岸直航後，雖然借道澳門中轉大陸的台灣人少了，但近年雙方民眾往來交流的人數卻是在持續增加之中。而與和其他地區的關係相比，台澳關係從歷史、兩岸關係、學術教育及交流等面向看，更為密切。 因此，他期待台澳關係在友好的基礎上，可以進一步深化多元化、多層次的交流與合作，共同拓建關係新里程碑，使兩地關係成為兩岸四地關係發展的指標。這就顯示，澳門在推動兩岸交流中的作用，雖然因為兩岸已經可以直接交流而有所削弱，但澳台之間的民間交流卻是呈現空前的熱絡境況，各階層各界別團體的互訪，有如過江之鯽般穿梭不斷。尤其是在澳門賭場的一些貴賓廳，台灣居民參與的程度已經很深。相信在馬祖籌備開賭的過程中，也將會出現一股向澳門學習的的熱潮。

在過去的兩岸人員交流發展中，澳門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現在兩岸可以直接交流後，澳門是否可以更進一步，充分發揮澳門特區的獨特優勢，促進兩岸政治交流及對話？既然過去在非政治範疇可以發揮重大作用，今後就更應趁著澳門在促進兩岸關係發展「瓶頸」時，及時進行轉型，繼續發揮重大作用，尤其是在促進兩岸政治交流及對話方面。比如，目前在兩岸兩會互設辦事處方面，雖然大原則已經確定，兩岸都已有高度共識，但在一些具體技術問題上，仍未能求同存異。比如，在辦事處是否享有辦證發證的功能的問題上，出現了「卡殼」的情況。

在此情況下，台灣分別派駐港澳機構可以行使辦證發證功能的現狀，就可值得參考。既然香港、澳門都已是置於中央人民政府直轄之下，在國家主權亦即「一國」方面與內地已是一致，都可以籍著「兩制」的便利，同意台灣派駐機構辦理辦證發證業務；那麼，在大陸的辦事處也應不例外，同意其辦理被視為「內政」事務的「入台證」。但另一方面，台灣方面也宜不可「要價」太高，在兩岸尚未簽署和平協議之前，帶有「國家主權」意涵的「護照」及為外國人「簽證」的業務，還有較高的難度，不可勉強爭取，只能就近到港澳辦理。但在「入台證」方面，可對其封面進行適當處理，取消那面「青天白日旗」。既然大陸方面的「臺胞證」的封面不帶有任何國家主權的標識，那麼，講究「對等」的台灣方面也應以同樣態度處理。

政治說到底就是互相妥協，可以各讓一步。北京方面，其實可以思想再解放一點，以在兩會互設辦事處議題上採取靈活手法，來促進台灣方面不忌諱涉足政治議題。實際上，最近北京在允許台灣在大陸發展新台幣業務時，已同意印有「中華民國」字樣的新台幣進入大陸地區，顯示出北京的對台策略，已經較為靈活。既然如此，在對台灣在大陸辦理「入台證」業務方面，也可更靈活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