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妙趣橫生”的台蒙關係

新年前夕，臺灣“蒙藏委員會”委員長羅瑩雪首次以官方身份訪問蒙古，並獲高規格接待。

羅瑩雪赴蒙是為參加蒙古“對太平洋地區友好國家合作協會”20周年會慶。三天行程中，不僅獲“部長”級規格接待，蒙古首任民選總統奧其爾巴特、國會副議長、財政部長等也紛紛與羅晤面。“蒙藏委員會”成員以往訪問蒙古皆持觀光簽證，而此次羅瑩雪持“官方簽證”赴蒙，令臺灣官方頗感欣慰。

羅瑩雪還帶回令臺灣方面頗為振奮的消息：蒙古國將考慮給臺灣免簽證待遇。這是台蒙之間自1991年建立“非外交”聯絡以來的一次重大關係突破。

臺灣護照已獲129個國家的免簽證待遇，儘管再多個蒙古國意義有限，但臺灣與蒙古的關係既微妙且複雜，有著深厚的歷史淵源。雙方的交往模式亦有獨特性，自然意義非同尋常。

回顧幾十年的台蒙交往史，只能用“妙趣橫生”來形容。不同於臺灣與全球其他地區的關係，交織著歷史與現實的恩怨，包袱沉重。

以至於羅瑩雪訪蒙儘管“有所突破”，但仍有臺灣輿論指責其“竟然違反憲法地承認了蒙古國，拿了蒙偽古國的簽證，李登輝信徒實在可恥”，或是直指希望她下臺。

接觸始於蒙古民主化之後

蒙古首都烏蘭巴市中心有幢大樓，名為“蒙古烏蘭巴托臺灣經貿文化交流中心”。其內部單位就包括臺灣駐蒙古代表處，樓梯間則懸掛巨幅“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幟。

臺灣與很多國家沒有“外交關係”，但常以“辦事處”或“代表處”的名義駐紮官方聯絡機構，主要從事經濟、文化方面的交流。台蒙則更有值得玩味的複雜歷史背景。

蒙古在1991年之前完全為蘇聯附庸，非真正獨立國家，無法制訂自主的對外關係政策，與臺灣各處於兩大敵對陣營之中，雙方沒有交往。戈爾巴喬夫時代蘇聯削弱了對蒙古的控制，蒙古逐漸有了些許自主性，才與臺灣開始有零星接觸。

1988年臺灣正式解嚴，“蒙藏委員會”擔負起與蒙古恢復接觸的任務。通過海外蒙古族同胞關係與蒙古方面取得聯繫，互致善意，但未有實質性的交往。1990年臺北召開“全球蒙藏會議”，邀請到兩位外蒙人士參會，自此鋪開雙邊交流之道路。

1991年，“蒙藏委員會”派出官員經北京前往蒙古考察，臺灣方面稱為台蒙關係的“破冰之旅”。

蒙古自打併入清朝版圖開始，就與市場經濟絕緣。它的貿易先是控制在漢人之手，被蘇聯控制，中國人被驅逐後，蒙古又變成一個消滅市場經濟與私有產權的計劃經濟國家。一個與市場經濟隔絕數百年的民族，轉型談何容易。再加上失去蘇聯財政、技術援助，經濟不斷下滑。

“蒙藏委員會”官員赴蒙訪問時，蒙古方面即提出了想借鑒臺灣發展經驗與模式，奠定經濟基礎。美國國務卿貝克1991年訪問蒙古返美後，透過管道知會臺灣，希望臺灣方面能對蒙古的發展提供經濟、技術援助。

當年臺灣“行政院”就批准了“蒙藏委員會”所擬定的《推動與外蒙古交流計劃》，宗旨是“以低調、透過民間的方式與外蒙古展開交流”。

蘇聯解體近三個月後的1992年2月12日，外蒙正式更改國名、國旗、國歌，全面拋棄蘇式制度，啟動民主化轉型，成為真正獨立自主國家，外交上擁有了完全自主權，與臺灣的交往日漸頻繁。

2002年和2003年的一系列標誌性事件促使台蒙關係發展到高峰期。2002年6月4日，臺灣的“中華民國外貿協會”在烏蘭巴托設立臺灣貿易中心，同一天臺灣肥料股份有限公司投資的蒙古臺灣經貿文化大樓啟用。9月，臺灣在烏蘭巴托設立臺北貿易經濟代表處；12月，蒙古也在臺北設立烏蘭巴托貿易經濟代表處，巴特陸合任駐台代表。第二年2月，蒙古在台正式建立代表處。互設代表處可視為里程碑，將兩邊的交流關係推向新高潮。

臺灣不僅在科技文衛方面支援蒙古發展，還為其培養各領域高端人才，如政府高級公務員，檢察官。著名的“蒙古檢察官司法研習班”目前已進行到第九期。自2004年起，臺灣每年向蒙古提供大量博士、碩士、學士獎學金名額，將蒙古學生引入各高校就讀，專業涉及理工農醫、法律、企管。

臺灣的民間公益組織水平居於世界前列，當局有意鼓勵大量NGO前往蒙古從事慈善活動，並且把專業的NGO管理模式引入蒙古。臺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金會在蒙古的公益活動即辦得有聲有色。其辦公室就與臺北駐蒙古代表處同在一幢大樓，僅到2010年就幫助6000多蒙古貧困兒童脫貧。

過去兩岸長期進行“外交爭奪戰”，臺灣不會放過拓展“生存空間”，抵抗大陸“外交打壓”的機會。但臺灣與蒙古卻是1991年開始正式接觸。為何十年後才出現“高潮”？說來頗令人啼笑皆非。皆因臺灣與蒙古的交流不同其他，背負有沉重的歷史包袱。

國民黨執政時，不承認蒙古是獨立國家，官方所繪製的“中華民國”地圖仍是“秋海棠”。由於蒙古還在版圖內，據其“憲法和法律”，名義上領土主權仍涵蓋著大陸和蒙古，所以雙方的接觸始終有尷尬存在。

直到2000年政黨輪替，民進黨上臺，陳水扁政府才大膽地甩掉這個包袱。

臺灣與蒙古冷戰時的間接交鋒

蒙古又稱外蒙古，原本在清朝版圖之內，清末逐漸失去控制，沙俄勢力滲透至此。1921年蘇軍佔領蒙古，使其淪為蘇俄的“衛星國”。斯大林通過不斷清洗的方式牢牢控制了蒙古的一切，並把蘇式政治、經濟制度強行推行到蒙古。

蘇聯雖然實際控制著蒙古，但顧忌日本和西方國家的反應，名義上仍承認蒙古是中華民國藩屬國，中國歷屆政府也未承認蘇聯扶值的“蒙古人民共和國”，蘇聯所缺的只是一個“合法性”理由。

中國在《雅爾塔協議》中遭到出賣，抗戰勝利後被推到前臺去單獨與蘇聯博弈。斯大林利用他控制的東北和新疆作為交換，要挾中國政府承認蒙古獨立。

英美嚴守蘇聯提出的“中立”與“不干涉”政策，袖手旁觀。戰後疲憊的中國與蘇聯之間國力相距甚遠。外交談判無效之後，基於“用早已失去的”換回“還可拿回的”思維，被迫簽署了《中蘇友好同盟條約》。蒙古則在蘇聯操控下進行“公投”，正式宣佈獨立。中國方面隨後發表公告，承認這個結果。

這樣一來，蘇聯既可以讓蒙古合理合法成為“獨立”的蘇聯傀儡國，又讓國際輿論抓不到“侵佔他國”之把柄。

1949年大陸政權更替，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15天，便於10月16日與蒙古建立外交關係，承認其為獨立國家。

國民黨遷台後，因蘇聯與中共建立外交關係，於1949年11月7日宣佈與蘇聯斷交，指責其未遵守“中蘇條約”中的義務與承諾。臺灣方面不斷向聯合國控訴蘇聯，因為朝鮮戰爭的爆發，兩大陣營的涇渭徹底分明，才使得國際形勢出現了利於臺灣的態勢。

直到1952年，“控蘇案”終獲成功，聯合國大會以25票贊成，9票反對，24票棄權通過了譴責蘇聯的決議。第二年臺灣正式宣佈廢除以前簽署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條約中關於外蒙古問題的換文自然作廢。在黨內會議上，蔣介石為以前迫於蘇聯壓力承認蒙古獨立一事，進行了沉痛自責，並表示要負全責。此後臺灣不再承認蒙古獨立，重新將其納入“中華民國版圖”。

1991年之前，台蒙雙方雖然幾十年未有接觸，但是間接交手卻有好兩個回合，只不過替蒙古出頭的是蘇聯“老大哥”。

1971年之前，聯合國常任理事國的中國席位是由臺灣的“中華民國”所擁有。不僅“中華人民共和國”一直在為進入聯合國而努力，蘇聯也始終想把蒙古送入聯合國。

1955年12月13日，蘇聯陣營提出的蒙古加入聯合國草案，就被臺灣否決掉，其理由是“蒙古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其能否加入聯合國尚有待討論”。這是自聯合國創建以來，“中華民國”在聯合國唯一一次使用否決權。

1960年，蘇聯表態，如果不讓蒙古加入聯合國，它就要動用自己的否決權阻撓一切非洲新獨立國家進入聯合國。當年蘇聯就聲稱，若蒙古進入聯合國，它就投票支持非洲的毛裏塔尼亞加入，以此作為要挾和要換條件。

臺灣原本可以利用自己的“否決權”阻止蒙古入聯，但美國肯尼迪政府擔心這樣一來，毛裏塔尼亞入聯就泡湯，會惹惱其他非洲國家，於是施壓臺灣不要否決蒙古入聯。

經過美台兩邊激烈交涉，最終雙方達成妥協，蔣介石同意不參與投票，也就意味著不動用否決權阻止蒙古入聯，而美國也不可以投贊同票。1961年10月25日，聯合國安理會以9票贊成，0票反對，1票（美國）棄權，1票未投（臺灣），最終通過了蒙古入聯案。

臺灣承認蒙古為獨立國家的過程

與蒙古發生接觸後，臺灣方面很快就感到應該解決尷尬的“蒙古主權”問題，於是引發了曠日持久的大探討。解決這個問題，不僅取決於臺灣政治環境的變動，還牽涉到眾多法律問題的修改，談何容易。這一問題到今天也沒有“最公開最正式”的解決。

民進黨方面沒有歷史包袱，步子邁得較大。1990年就提出“我國事實主權不及於大陸和外蒙古”，但郝柏村很快作出強硬回復：“我主權及於整個中國大陸包括外蒙古在內，政府不容許任何分裂國土主張”。

1992年，當時的“外交部長”錢複在國民黨中常會上就提議：“應可在適當時機承認外蒙古獨立的事實”，但這一提議遭到保守派的“行政院長”郝柏村反對。郝柏村軍人出身，曾官拜“參謀總長”和“國防部長”，可謂根正苗藍，擁有正統的“大中華民族主義思想”，自然不會同意此論。

時任“蒙藏委員會”委員長的張駿逸只得提出權宜之計，他認為外蒙古若無要求且未具現實迫切性之情況下，不需也不宜貿然承認外蒙獨立。張駿逸提出對策，首條即為：“視外蒙古為政治實體，彼此本於平等、互信、互助之精神，進行交流合作，暫不涉及承認與否之問題。”

但李登輝下令，要加強對蒙古的經貿文化交流，關鍵問題膠著，無法徹底解決的情況下，只有適度修正。1993年，李登輝會見蒙古前任總理邊巴蘇倫時還表態，基於“大中華民族之胸襟，‘中華民國’亟願幫助外蒙”。

所以臺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