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志良

1985年初春，訪華的葡萄牙總統埃亞內斯(RamalhoEanes)邀請北京外國語學院葡語師生在釣魚台國賓館吃早餐。作為被邀其中的一員，本人只顧欣賞國賓館的富麗堂皇和品味豐盛的早點，壓根子不知道，中葡有關澳門治權移交的談判即將展開。

更意想不到是，這一年的十月份，竟踏入了澳門的土地，從此與澳門結下了不解之緣。在澳門工作生活之始，經常閱讀葡語書刊，也順手編譯一些短稿，在《澳門日報》介紹葡萄牙的風土人情。一年後，有機會去里斯本進修，受《澳門日報》之托，以特約記者身份定期寫一些見閒雜記，當中不少涉及其時正在進行中的中葡澳門談判問題，對中葡有關澳門的歷史爭議以及談判的基本策略、立場和過程有了更深刻、更全面的了解。

回到澳門之後，《中葡聯合聲明》已經簽署，澳門亦已正式進入了過渡期。除澳門基金會的工作外，也在葡新社兼職翻譯新聞稿，同時，還接了不少翻譯活，其中很多內容是涉及過渡期事務的。一年後，有機會在澳門東亞大學與葡萄牙國立行政學院合辦的公共行政課程進修，有感於人們對澳葡制度不很了解的情況，逐漸產生了系統介紹澳門政治制度的構思。於是，陸陸續續寫了一些文章投往報刊發表，簡介當時澳門政制的方方面面。1992年由於要負責《澳門總覽》政制部分的寫作，遂將這些文章加以整理。1993年，《澳門政治制度－－沿革、現狀與展望》由澳門公共行政理學會出版。1994年，進入南京大學歷史系攻讀博士，從此走上了澳門研究的不歸路，並有幸見證和從旁參與澳門回歸祖國的歷程。

從1553年葡人入澳到1993年基本法頒佈，從1887年《中葡和好通商條約》確認“大西洋國永居管理澳門，到1979年中葡建交確定澳門為葡管中國領土，再到1987年《中葡聯合聲明》解決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以及1999年澳門回歸祖國懷抱，澳門的歷史晝卷波瀾壯闊，扣人心魂；澳門的命運風吹浪打，歷經滄桑。澳門歷史的腳步也不斷加速，快速的節奏令人氣喘噓噓、眼花繚亂。在基本法頒佈二十周年前夕，澳門基本法推廣協會約稿，給了一個歇步靜思的機會，善莫大焉。

這二十年，澳門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首先，澳門回歸祖國，成立特別行政區，經歷了革命性的和平政治轉變。過渡期雖然波折重重，但澳門居民能夠同舟共濟，使得回歸過程相對乎穩順利。特區成立後，開局良好，依基本法規定的“一國兩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原則，官民攜手並肩，守望相助，開創了一個嶄新的局面。尤其是2009年23條成功立法和去年完成的政制發展，均充分體現了澳門居民對基本法精神的深刻領會及其深厚的家國情懷。這是保障特區政治和諧穩定發展的基礎，是世代澳門人愛國愛澳傳統的延續，當然，也與澳門基本法推廣協會及其前身－－澳門基本法協進會長期辛勤工作分不開。澳門回歸十三年來取得的成就，充分證明，只要嚴格按基本法辦事，“一國兩制的優勢便可以充分發揮， “一國兩制”便可以成功實踐。

其次，澳門博彩業的適度開放，打破了主要支柱經濟產業的壟斷格局，為特區經濟繁榮創造了必要條件。經濟制度變遷以及中央政府CEPA和自由行政策帶動的跳躍性發展，使得特區自成立以來的經濟總量、財政收入、工資中位數成倍甚至幾倍增加，教育條件、就業環境、醫療衛生、社會福利以及整體居民的生活得到了明顯改善。可以說，我們趕上了澳門歷史上經濟最繁華的年代：城市面貌發生了前所未有的改變，社會設施也得到了空前的發展和完善。主觀上，這是始料不及的飛速發展；客觀上，卻是“一國兩制”政策優勢淋漓盡致的演繹。

第三:，隨著攻治變遷、經濟增長，社會結構也產生了快速的變化。這種變化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新富裕階層迅速擴大，二是中產階層逐步形成，三是弱勢群體生存能力下降。經濟跳躍增長和資產的價格膨脹，造就了一大批人在短時間積累了豐厚的財富；工資水平的提高和高等教育的普及，促成了中產階級的形成和壯大；而樓價、物價和工作技能要求的提高，又使得弱勢社群求生能力更弱。此一社會發展趨勢，不可避免使社會關係產生變化，並將影響政治發展的方向。

第四，文化、教育、醫療、衛生、社會福利顯著改善。有了豐厚的財政收入，政府在這些領域明顯加大了投入。十五年免費義務教育的推行、高等教育的普及和獎學金的大量發放，使得本澳人口素質不斷改善；資源的大量投放，使得政府和民間文化活動及其規模、素質都在增加、擴大和提升，特別是歷史城區被列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及世界文化遺產後，城市文化形象更加突出鮮明，而由博彩企業帶動的文化創意產業，既為市民和遊客帶來更豐富多彩的國際性文化盛事，也為創意產業發展探索出一條可行的道路；醫療衛生設施的更新和現代化，更令澳門人均壽命名列世界前茅；在社會福利方面，不僅維生指數逐年提升，養老金、敬老金的設置，使老人的晚年生活有了基本保障；而雙層式社會保障體系的逐步建立，將令居民對未來更加安心。

不可否認，政治、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在諸多領域產生了不適應的現象，許多問題加速暴露，許多矛盾也不斷激化。這是開放、改革尤其是加快的開放、改革不可避免的。這些現象、問題和矛盾，也只能在進一步深化的開放、改革中逐漸化解。捨此，別無選擇。

對於如何深化開放、改革，社會上已有廣泛的討論，結論也大同小異：一是居民在政治上更多、更廣泛、更具實質性的參與；二是經濟成果即財富的更合理分配；三是創造更加公平競爭的環境，使社會向上流動更加暢順；四是簡化行政程序，使政府和社會工作更有效率和效益；五為重組社會結構，理順社會關係。一句話，要開創“新共識政治”的新時代，說易做難，我們是否願意進一步解放思想，鼓足政治勇氣，從思維觀念上作好準備，準備好付出較大的代價，是形成“新共識政治”格局的前提。

雖然羅馬不是一天建成的，而澳門傳統上也更加適合潤物細無聲的漸進主義，但解決問題、矛盾拖得越久，越缺乏整體性，系統性的規劃，付出的代價就越大。如果我們這一代人不積極，不作為，面對歷史重任而不擔當，就有愧於時代賦予我們的使命，就辜負了祖國人民的重托，就無法跟上不斷加速的歷史步伐。在澳門基本法頒佈二十周年之際，是我們反思的好時機，更是我們向歷史發展新階段蓄勢待發的好契機。我們不僅具備了更好的條件，也更加充滿信心，去迎接新時代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