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痛悼念石宗源先生 沉痛悼念石宗源先生

據新華網消息:中國共產黨優秀黨員、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第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中共貴州省委原書記、原新聞出版總署署長石宗源同志因病醫治無效,於二零一三年三月二十八日淩晨四時在北京醫院不幸逝世,享年六十六歲。石宗源同志遺體告別儀式定於二零一三年三月二十九日(星期五)上午九時在八寶山革命公墓大禮堂舉行。

石宗源先生是於昨日上午四時逝世(據說是肺癌),今日上午九時就在八寶山舉行遺體告別儀式,在記憶中,這樣的處理後事「速度」,是在同級甚至是更高一級的官員中最快的。看來他及其家屬是相應「習近平八項規定」,不搞奢侈之風,對紅白喜事予以簡單低調處理。當然,也可能是與其家人都在北京,無須等待分居海外內的親人都到齊了才辦喪事有關。倘此,也從另一個側面,證明他的清廉之風。這是筆者在與他接觸時,就已感受到了的。

石宗源先生在出任中共貴州省委書記、貴州省人大主任、貴州省軍區黨委第一書記期間,筆者是貴州省第九、十屆政協澳區委員,並在他任內當選為省政協常委。在省政協的會議上,曾與他有過多次「零距離」的接觸,除了是感覺到他平易近人,和藹可親,平等待人之外,更深刻的感受是,石宗源先生雖然曾長期擔任過省委宣傳部長,也曾出任過國家新聞出版總署署長,亦即是一位「最高新聞官」,但卻不像人們對「宣傳官」所形容那樣的「保守」、「僵化」,反而是相當開明,寬容,甚至是很關懷新聞工作者。不單止是對採訪貴州省「兩會」的記者,相當友善並給予諸多照顧,而且據說他在國家新聞出版總署署長任內,內地的新聞報導環境還是較為寬鬆的。他在出任貴州省委書記後不久,在處理一位省政協原澳區委員所涉案件時,也主張盡量在法律與情理之間取得平衡,尤其是要注意到境外投資人士不太熟悉內地法律制度的特殊環境。他每次見到筆者,都熱情地說「都是行家」,並鼓勵筆者多為人民鼓與呼,多為貴州省與澳門特區的聯繫出主意。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在處理「甕安事件」的過程中,開創了一條「開明維穩」的新路,被內地媒體評價為在中國近十年的群體性事件中,「甕安事件」雖然不是最為激烈者,也不算是最具標誌性的一個,卻是處理最為公開透明的一個,  時任貴州省委書記石宗源先生的表現,現今回過頭來看,也堪稱優秀。

實際上,在那場震撼世人的大騷亂中,石宗源先生在事件平息的第二天即出現在甕安街頭。與傳統處理群體性事件「高壓」和「封鎖」方式不一樣的是,他當眾嚴厲批評甕安幹部,曾三次向民眾道歉,並罕見地給自己打出五十分的低分作為自我評價。他斷然放開國內外媒體對此事的採訪報導,稱:我也希望記者現在到甕安縣城去採訪,不要通過我們官方,而是偷偷摸摸去,走家串戶。他直言:若甕安事件發生反復,自己將向中央請辭。這些舉動,一舉扭轉了之前地方政府的定調:「有組織、有預謀」「一些人煽動不明真相的群眾」「少數不法分子趁機打砸搶燒」。石宗源先生的做法,成為內地地方高官突破性的範式,而且還是在敏感的群體性事件上,因而在內地引發較佳的反響。在此後不久雲南省陸良縣發生的大規模的警民衝突中,雲南省委宣傳部就吸取教訓,發出緊急通知,要求新聞媒體在報導類似突發公共事件時,禁用「刁民」「惡勢力」等稱謂,不得隨意給群眾貼「不明真相」「別有用心」「一小撮」等標籤,以免進一步激化矛盾。

二零零九年三月六日,十一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貴州代表團的全團會議向中外媒體開放,代表團團長石宗源先生總結了發生和處理「甕安事件」的教訓經驗,就是:一,堅持信息透明。要在第一時間把真實、準確的資訊全面地讓媒體知道,並借助媒體力量披露事件真相和細節,這樣做是大有益處的。二,啟動輿論監督系統。三,啟動問責制。過去,對這類事件的說法已經形成了「不明真相的群眾在少數壞人的煽動下」的公式,我們打破了這樣的公式,實事求是地公開真相,問責不作為的幹部,這正是對我黨實事求是優良作風的繼承和發揚。

「甕安事件」發生後,筆者就曾以《在群體事件背後必存在各方面深層次原因》為題,在評議石宗源先生處理事件的正確方法後分析認為,石宗源先生對群體事件的「一分為二」辯證態度,值得澳門特區政府的一眾「當家人」和從政人員認真學習。尤其是必須注意一個「無直接利益衝突」的問題。參與「甕安事件」的大部份群眾,其實都不認識死者李樹芬,更不是她的親屬,但他們卻因之將自己已積存的各種各樣怨氣,藉機如井噴般噴發了出來。同樣,前兩年澳門「五一」遊行的一些參與者,不一定都贊同遊行組織者的口號和訴求,但也藉參與遊行來渲泄自己的心中塊壘。實際上,隨著社會多元發展,社會利益也多元呈現。近年澳門特區發生了一些社會群體事件,原因頗為複雜。既有行政部門工作失當的原因,也有經濟急速發展過程中出現了競爭條件不平等而致所得利益不平衡的問題,更有政治反對派為了本身政治利益而行挑潑分化的背景。但有一種「無直接利益衝突」現象,更不容視。事實上,參加「五一」大遊行的大多數人員,及平時社會上一有風吹草動就出來呼應的市民,其實都不是這些政治和社會活動的直接利益相關者,或與事件的本身無關,而只是表達、發泄一種情緒。這些本身並無直接利益訴求的群眾之所以參與社會利益衝突事件,是因為他們曾遭受過不公平對待,長期積累下不滿情緒,借機宣洩而已。因此,這種「無直接利益衝突」行為,已表現在市民利益從廣義上受到損害,導致社會情緒異變,隱藏的風險不小。與此同時,由於每一項改革措施必然會在使大多數人得益的同時,也將會損及到另一部份人的利益,就更應將防範及消減「無直接利益衝突」情緒的工作做在前頭,避免引發「蝴蝶效應」。因此,每一項改革措施,究竟誰得益、誰受損,得益的如何回報社會、受損者如何合理補償,應該先行坦誠向市民講清楚,而不是以一句簡單的「改革的代價」來敷衍。要以市民聽得懂、信得過的方式,來加大對改革利弊得失、改革前景的宣傳力度,使市民理解暫時的困難,堅定整個社會對改革闖關的信心,以壓縮政治反對派挑撥分化的空間。

安息吧!值得敬重的石宗源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