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邦憲對很多人來說是個陌生的名字,而提起他的俄文名字——博古,大家就熟悉了。

30歲時的博古(秦邦憲)是一位戴一副深度眼鏡的高個儒雅男子。如今,這位中共中央前總負責人,在中共黨史具有重要地位的人物,給人的印象始終有些模糊不清,卻又無法繞過,而對他的介紹也只是數百字。

他24歲被推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主要負責人的位置;28歲又交出領導大權;39歲因飛機失事英年早逝。博古的身影永遠停留在了1946年。

歷史給父親安排了一個犯錯誤的角色

父親原名秦邦憲,祖籍無錫。祖父秦肇煌是清末舉人,江南四大名園之一的“無錫寄暢園”,四百多年來一直是秦家祖業,直到1952年獻給國家。父親是北宋著名詞宗秦觀的第三十二代孫。

父親1907年6月24日生,年幼時曾經在無錫上過私塾。1921—1925年(14歲至18歲)在蘇州省立第二工業專科學校學習。蘇州工專畢業後,1925年9月被上海大學社會學系錄取,瞿秋白與惲代英等老師親自給他們講授馬列主義理論課。在他們的教育和影響下,不久就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當時國共合作,上大黨組織決定父親去上海國民黨特別市黨部,從事國共合作工作。1926年10月,上海市黨部選派他赴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

1925年上海發生了“五卅慘案”,當時父親才18歲,他是蘇州學聯負責人。得知這個消息後,他率先在蘇州工專舉行全校學生聲討大會,並帶領二十多個學校三千多學生上街遊行示威。他當時正患肺病,在登臺講演時,口吐鮮血,周圍同學很受感動,勸他休息。他說:“國之將亡,焉顧我身,寧願生為中華人,死為中華魂。”

同年8月,他出任《無錫評論》編輯部主任。他在《論軍事教育——軍事教育非有不可,惟須有主義的訓練》一文中指出:“主義就是一種思想,一種信仰,一種力量,有了這種信仰為出發點,那麼一切活動都為著主義而活動。他信仰的主義時時鞭策他,叫他前去!”

父親擔任《無錫評論》期刊主編一年多,幾乎每期都有他的文章。他以犀利的文筆,口誅筆伐封建主義和帝國主義,強烈要求改造社會,解放民眾。父親協助編印的《血淚潮》成為無錫反帝鬥爭有力的號角。

1926年10月,由國民黨上海特別市黨部推薦,經過中國共產黨批准,父親到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留學蘇聯時,按照當時蘇聯當局的要求父親取俄文名字BORYHOB,中文音譯“博古諾夫”。後來父親就用“博古”作為筆名。1930年父親回國,1931年3月團中央書記溫裕成由於貪污被撤職。1931年4月他任團中央書記,9月,因中共政治局候補委員顧順章被捕叛變,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上海成立,他是政治局常委主要負責人之一。

父親的“左”傾錯誤給黨的事業造成了很大損失。但是我父親具有承認錯誤、改正錯誤的胸懷。母親多次告誡我,你父親因為不懂得中國社會實際情況,盲目執行共產國際的指示走了一段彎路。他後來對自己給黨造成的損失悔恨莫及。母親說,你父親總說給黨造成這麼大損失,我就是再艱苦工作,再做多少工作都彌補不了這個損失。我父親在中共七大的發言記錄記著:“各種惡果我是最主要負責人,這裏沒有‘之一’,而是最主要的負責人。”所以,在延安中共七大的發言大會的發言中檢查就很深刻,得到了全黨的諒解。這種磊落的人品,一直被大家稱道。所以總有些叔叔阿姨在底下跟我講:“你爸爸是好人,很有學問,你長大要學你爸爸,他為人很正直,從來不搞什麼陰謀詭計,光明磊落,而且能上能下,服從黨的需要,為黨做了很多的工作。”

常說這話的叔叔阿姨中,有朱(德)老總、康(克清)媽媽、葉帥和王鬍子(王震)叔叔。20世紀50年代,每逢我爸爸的忌日,只要我母親出差不在家,朱老總就把我們兄弟姐妹接到中南海吃飯。以示對我父親的懷念。

我在上中學時才知道父親是個犯了錯誤的人。1954年,我升入北京101中學,這是一所以幹部子弟為主的寄宿制學校。在政治或歷史課上,總是講述王明、博古的“左”傾路線錯誤。我那時候小,不懂什麼叫三次“左”傾,反正給我的印象就是犯錯誤了,那時候全黨都在批這個事,所以我始終是夾著尾巴做人。

“文革”期間我經常去看望王鬍子叔叔。一次散步的時候,他說:“小鐵啊,你爸爸是好人。”他說這話,我也不敢問,一是路線鬥爭問題我不懂,二是我覺得有些事人家有口難言。他們私底下沒有跟我說過關於路線的事。

父親雖然犯過錯誤,但是他對黨還是作出一些貢獻的,如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父親是中共代表團團長,和周恩來、葉劍英一起,與國民黨反復談判,折沖樽俎,最終組建抗日統一戰線,功莫大焉;恢復重建南方十三省黨組織、組建新四軍、營救被國民黨拘押的我黨大批黨員和革命群眾;1938年創辦《新華日報》,1941年創辦《解放日報》任社長兼新華通訊社社長,是党的新聞事業奠基人。

父親與遵義會議

遵義會議其實是父親和周恩來商量後要求開的,目的就是總結湘江戰役的失利原因。會議由父親和周恩來主持,在國民黨第二十五軍第二師師長柏輝章的公館裏召開的。從1935年1月15日到17日,會議一共開了三天。會議是父親主持的。第一天參加會議的有政治局委員:博古、周恩來、張聞天,毛澤東、王稼祥、陳雲;政治局候補委員:劉少奇、朱德、鄧發、何克全;共產國際軍事顧問:李德和翻譯伍修權。鄧小平當時是中央秘書長,擔任會議記錄。

我聽到的說法是,因第一天的會議產生激烈爭論,第二天的會議根據毛澤東的提議,吸收了紅軍各總部和各軍負責人參加,政治局會議改為政治局擴大會議。現在遵義會議專指政治局擴大會議。

增加的人員有:劉伯承、李富春、林彪、聶榮臻、彭德懷、楊尚昆、李卓然。

參加會議的總人數19人,有表決權的10人。

在會上大多數人建議毛澤東在黨內負總責,但毛澤東認為張聞天更適合,所以定了張聞天。會上取消了“三人團”,仍由最高軍事首長朱德、周恩來任軍事指揮。

我父親是把党的利益擺在第一位,尊重了大多數人的意見。會後第二天就派警衛員康念祥把党的總負責人專用的兩個文件箱送到了張聞天那裏。交接完權力之後,父親唯一的考慮是必須要向共產國際報告,爭取共產國際的批准。當時,中共與共產國際之間的秘密電臺在長征中被毀壞,導致原有的聯繫中斷。早在1931年,王明到蘇聯前,曾與我父親約定一個中間聯絡人,因為那個時候“白色恐怖”還是很厲害的,他們就選擇了潘漢年。父親向潘漢年談了遵義會議的經過和與周恩來談話的經過。1935年9月中旬潘漢年與陳雲向王明做了彙報。王明對我父親的交權表示遺憾,對張聞天上台表示能接受。

遵義會議後,父親遵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則,服從黨的決議,交出大權,此後一直擁護新的中央領導集體的領導,並與張國燾的分裂活動作鬥爭。當紅軍強渡大渡河取得勝利後,在他主編的《前進》報上發表《前進!與四方面軍匯合去!》,熱情讚揚、高度評價這一勝利。文章說:“太平天國革命領袖之一——石達開曾率領一支部隊,企圖渡過金沙江與大渡河,在四川建立太平運動的根據地,但這個願望始終沒有實現,石達開及其率領的部隊壯烈犧牲在大渡河邊。”“而紅軍在數倍優勢敵人的圍追堵截下,我們飛越了石達開所不能渡過的大渡河。這是中國軍事史上開創紀錄的史跡”。從這裏可以看出父親的氣度和胸懷,他剛從最高領導崗位上撤下來,沒有計較個人榮辱得失,沒有消沉,也沒有對立情緒,而是以党的利益為重,站在黨的立場上來分析問題。

“西安事變”發生以後,當時黨中央並不知道具體情況,是張學良打電報邀請共產黨代表去。當時扣住了蔣介石,形勢很亂。中央決定先讓周恩來一個人去,隨後由我父親任團長的中共代表團去。那時葉劍英也從陝西過去,協調紅軍和國民黨部隊聯合抗日的問題。這是國共第一次合作破裂後,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以公開合法身份出現。

父親在其中主要做黨的工作,當時形勢很亂,要做通黨員的工作,還要做通民主黨派的工作,這樣才能和平解決。父親在西安還決定成立紅中社西安分社,後改為新華社西安分社。

釋放蔣介石以後,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成立,紅軍改編為八路軍。我父親在1937年又到了南京,和國民黨繼續談判,解決部隊、解放區的改編問題。

我認為那時候我父親之所以還能作為共產黨的代表和國民黨談判,是因為他當時還是政治局常委。只是交出負總責的權力,並不是交出了所有的工作。

1937年,陳獨秀被國民黨從南京監獄釋放後,很想再回黨內來,要羅漢(陳獨秀的學生)和中共駐南京代表博古、葉劍英、董必武等接觸。大家覺得此事重大,必須向中央請示,所以要羅漢直接去延安跟中央領導面談。但羅漢到了西安後,因為大雨受阻,未能成行。

羅漢走後,陳獨秀與我父親及葉劍英見了面,表明了他的立場,支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但是他不肯公開聲明反對託派,問題就卡在這裏。過了一段時間,陳獨秀又托人來談,希望再見一面。

這時,延安來了電報,張聞天和毛澤東在電報裏提出了陳獨秀回來的三個條件:(1)公開放棄並堅決反對託派全部理論和行動,並公開申明與託派組織脫離關係,承認自己過去加入託派之錯誤;(2)公開表示擁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3)在實際行動中,表示這種擁護的誠意。

陳獨秀得知後很不滿:我不知過從何來,奚有悔?他寫了一封信和七條抗日綱領要羅漢轉交給我父親等人,我父親看了以後,認為陳的觀點與中央的條件“並無不合”。

但後來又出了意外。當年11月,王明和康生從莫斯科回到延安,12月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討論這個問題時,毛澤東覺得中國託派不可與蘇聯託派論同,可以考慮與陳獨秀形成合作關係,聯合抗日。但王、康大為惱火,認為斯大林正在反託派,我們怎麼能與託派聯合呢?王明甚至還說陳獨秀每月拿著日本人的300元津貼,是為日本人工作的漢奸。這下鬧崩了,形勢急轉直下。

確實很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