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4月8日，王若飛、秦邦憲等中共代表，在參加重慶舉行的政治協商會議後，與葉挺、鄧發等一起乘坐美式運輸飛機返回延安。因氣候惡劣，飛機迷失方向，於下午2時左右在晉西南北興縣東南80裏的黑茶山遇霧撞山，機上17人全部遇難。是天災，還是人禍？中共有關方面一直都未曾放棄追查事情真相。

我方分析空難原因

1951年6月，周恩來在接見葉挺將軍的兒子葉正大時就曾說:“當時，延安只下點小雨，飛機已到延安上空，我們在機場迎接的人們已聽到飛機的聲音了。為什麼飛機一轉眼就飛向黑茶山了，這不是國民黨特務做了手腳又是什麼! ”

1998年4月18日，香港《大公報》刊登了顧逸之的一篇文章－－《對“四八”墜機事件的回憶》。

1946年暮春突發“四八”空難期間，顧逸之在晉綏公安總局工作。“四八空難”發生之後，他奉命到現場負責實地調查和後事處理。他給中央詳細報告了事發現場的情況，並提出了一些疑問:“這架飛機本來是在西安機場降落加油，稍事停留後才起飛來延安的。西安到延安是一直向北飛行的，為什麼飛到東北方向後，竟然飛到黃河以東的黑茶山來了呢？”

顧逸之分析說，當時西安北上沿途及延安的天氣並不很壞，美方的機長又是佩戴有“飛虎”臂章而操作老練的飛行員，不可能發生如此低級的失誤。各方面的考察推斷表明，必定是國民黨特務在儀表上做了手腳，導致電訊中斷，儀表失靈，迷失航向。

現已在廣州軍區離休的葉正大將軍，憑他多年對導航系統的研究與周恩來的分析，作出了這樣的判斷:“黑茶山只有2000多公尺高，而飛機是撞在黑茶山側峰巨石上的，如果再飛的高一點，也不會撞在巨石上了。飛機可以飛6000多公尺高，卻在2000多公尺高度撞山，顯然是國民党特務利用檢查飛機時，在高度儀與羅盤上做了手腳，飛機的高度表和羅盤失靈了。而在遺物中有一份關於迷失方向的電報稿，這就是說，當時飛機已意識到迷航，地面指揮也知道了飛機迷航。所以，我們可以作出這樣的判斷:國民党特務在西安飛機稍停加油時將簡單的定時破壞裝置裝到了飛機的磁羅盤和壓力高度表線路上。”

罪魁臨終道出真相

那麼，“四八”空難的事實真相究竟是怎樣的呢？當時親自參加密謀的軍統特務、已經隱居台灣多年的杜吉堂在臨死之前，終于良心發現，鼓起勇氣道明瞭真相－－

1946年4月，中共將博古、葉挺等一些重要的人物從重慶送往延安，而這次轉移卻被國民黨的軍統特務盯上了。王平虎，是當時國民黨空軍調度科科長，是國民黨軍統特務安插在空軍中的眼線，在他接到空軍的通知之後，知道了乘坐飛機的有共產黨舉足輕重的人物，便馬上電話通知了遠在南京的頂頭上司。

軍統的頭目得知這一情報後，便直接找到當時在中美特別合作所的特工隊隊長杜吉堂。杜吉堂找到其下屬有關特務骨幹，商議如何使這次行動做得既漂亮俐落又不容易被察覺。其中有一位略懂飛機構造的特務出主意說:破壞飛機的飛行儀表，使飛機迷航，自然會墜落，豈不是萬全之策。這個妙招立即贏得了這幫特務的一致贊賞。

於是，他們找到在調度科任科長的王子虎，查到擔任這次飛行任務的C-47運輸機的飛行記錄和檔案材料，同時讓王平虎安排人員在飛機飛行前的例行檢查中做手腳。杜吉堂找到了其手下的懂得機修業務的特務楊耀武，讓其假裝成機修人員，混到檢修的隊伍裏，在檢修過程中神不知鬼不覺地在飛機的高度表和磁羅表反面放了磁鐵。

4月8日上午，載有博古、葉挺等一些中共重要人物的飛機准時飛離了重慶。該飛機首先要飛到西安進行加油和休息。在重慶飛往西安的途中，天空下起了小雨，有著3000小時飛行時間經驗的美國飛虎隊飛行員覺察到稍許異樣。

在西安休息加油之後，飛機繼續按照正常路線向延安方向飛去。然而，此時的天空忽然間下起了冰雹，並且還刮起了大風，嚴重地影響到了飛機的正常飛行。

在這種情況下，楊耀武暗放的磁鐵開始發揮更大作用了。導航系統首先失去了作用，使飛行處於迷航狀態，飛行方向不能得到保証，本來從西安飛延安應該是一直向北飛行，可是飛機卻飛向了東北方向，向山西興縣飛去，甚至飛到了黃河以東的黑茶山。

就這樣，搭載中共眾多高級領導人員的C-47在一個特意的陰謀安排下，神不知鬼不覺地突然就發生了事故。

（仲朱/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