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叔房爺接連倒下，財產公示呼之欲出

今年初，官員們都很忙碌，除了寫總結、參加各種會議外，他們忙活的還有一件事：處理名下的房產。不久前，有媒體稱中紀委曾向中央“通報”，去年11月中旬以來，45個大中城市出現了一股拋售豪宅、別墅的風潮，且部分業主為國家公職人員和國企高層。

儘管中紀委之後澄清，對官員房產情況無權也不可能掌握，但在房價上升壓力加大、“房叔”、“房爺”接連出現的情況下，官員房產問題，無疑觸動了多條敏感神經。

不斷湧現的“房多多”

陝西神木“房姐”龔愛愛事件還在調查中，網上又現“房媳”身影。近日有網帖曝光，山西省運城市紀委幹部張彥有兩個戶口，分別落在北京和山西，其公公孫太平是運城市財政局前局長，在北京、三亞等地擁有10餘處房產。

網上對孫太平的實名舉報中稱，孫太平利用其財政局長的權力，購置當地的房產過戶其兒媳張彥名下，並讓煤運公司在海南三亞為其購得別墅一座，連同裝修費共400多萬元。他在各地還有10多處房產，其中在北京至少有兩處。同時，孫太平還涉嫌入股煤礦經營、利用職權貪汙腐化等問題。1月28日，運城市紀委對張彥作出立案調查的決定，涉嫌違規辦理上戶手續的相關人員已停止工作、接受調查。雖此後北京警方稱張彥的北京戶口“合規”，但截至1月30日發稿時，關於戶口的爭議還在繼續。

近來，因房產被媒體曝光的官員還不止於此。2012年12月26日，有微博爆料稱：一個戶口在上海市松江區的90後女孩，在鄭州擁有11套經適房房產，且該女孩是鄭州市房管局某官員的直系親屬。微博一出，立即引起關注。之後經官方查證，“房妹”父親是鄭州市二七區房管局前局長翟振鋒、一家4口都是雙戶口，現有24套房產等信息逐漸顯露。1月13日，翟振鋒因涉嫌職務犯罪，被鄭州市人民檢察院批准逮捕。

此外，比較有代表性的還有 “房叔”、“房嫂”、“房爺”等。廣東省番禺區城管分局政委，被稱為“房叔”的蔡彬被查擁有22套房產。隨後，蔡彬被停職、“雙規”，辦案部門還查出其涉嫌利用職務便利收受他人賄賂、違反規定經商辦企業等重大違紀行為。從被網友曝光到被紀委“雙規”，“房叔”只“堅持”了15天。

福建省證監局副局長、“房嫂”田荔琴則被舉報，她及其家人名下共擁有16套房產，市值近5000萬元，與其本人正常工資收入嚴重不符。其後，又有消息稱“房嫂”在某地還有2套房產，至少坐擁18套房產。目前，證監會已經掌握相關舉報，並介入核查。

而被稱為“房爺”的深圳南聯社區村委會主任周偉思，更是被傳擁有超過80套房產。2012年11月27日，周偉思在接受採訪時承認，其個人和公司名下共有10多輛車，其中包括保時捷、奔馳和寶馬；至於房產究竟有多少套，他“一時也算不出來，但肯定沒有80套那麼多。”目前周偉思已被移送司法機關處理。

問題官員最終被查實有房產問題的也是數不勝數：廣東省佛山市一街道原黨工委書記鄭年勝有7處房產，其中，在順德的5處房產均屬當地的高檔樓盤；原山西蒲縣煤炭局長郝鵬俊，在北京、海南等地有房產35處。不斷出現的“房產官員”，讓網友驚呼，官員房產都夠10億老百姓居住了！

拋售房產真真假假

伴隨著官員房產的不斷曝光，多地“官員拋售房產”的消息也甚囂塵上。反腐力度的加大真把某些問題官員的房產逼到市場上來了？

某二線城市的中介小張給記者講了剛發生的一件事情。前幾天，他們店裏來了一位戴墨鏡的中年婦女，登記要出售房產。

“我這套150平方米的房子在市中心最好的位置，賣60萬元太便宜了。要不是急著用錢，我不會出這個價格，但買主必須是一次性交全款，錢交了馬上過戶。”小張仔細查看了她手中的證件，發現身份證和房產證的名字不是同一人，於是對她說，“出售房產的房產證業主名字必須是本人才行，否則必須有公證證明是房產業主本人委託銷售。”

婦女急了，“房產保證是我的，只不過是我老公的名字，現在他不方便來，我可以簽字。”小張想了一下，明白了，“如果我沒記錯的話，您好像出售過一套房產吧？”婦女看對方什麼都明白，索性不解釋了，“我的要求就是交全款，房產肯定沒有任何法律上的問題。但是你別說出去，看你也是明白人，我家老頭子是官場的。”

“雖然很多人不敢買這樣的房子，怕出問題，但價格實在是很划算，還是賣出去了。沒想到，這位官員還真有些本事，一般要一個月才能辦好的房產證，他幫忙居然一個星期就辦好了。後來，我又幫她賣了兩套。”小張告訴記者。

小張所說的情況，在網上似乎也得到了一些印證。日前，有消息稱：北京突然間出現381萬套空置房拋向市場，上海二手房掛牌量從現在的41萬套暴增至200萬套，廣州二手房掛牌量從26萬套直躥到100萬套，深圳二手房掛牌量從8萬套到12萬套後直躥到30萬套。

據不完全統計，北上廣深很多突然入市的二手房降價幅度都在50%以上。二手房入市量暴漲的現象，有一部分被指是官員急於脫手名下房產。

不過，鏈家地產媒體負責人張女士卻對此並不認同。“官員出售房產帶動二手房源大量入市這個現象，我們目前是沒有數據的。因為我們不登記房主身份信息，所以無法獲知房產業主是否為官員，而且業主也根本不會主動透露這一信息。如果要拿數據來支撐，暫時比較困難。”

對此，記者以要買房為由，1月28日上午走訪了鏈家地產、我愛我家等房地產中介。對於是否有官員房產出售，鏈家地產的經紀人說，“有一套130平方米的房子還不錯，在東四環，現在只要400萬，你可以考慮下，但是房主的身份我們不知道，也不方便透露。”我愛我家的地產中介則更為直接：“我們這裏沒有，那種房子問題多，萬一出了問題我們要負連帶責任的。”

但不能否認，也有官員正在通過各種途徑消化手中的房產。一名商人告訴記者，“現在通過房地產中介出售房產的只是少數，大多數都是通過親戚朋友轉讓房產，一方面賣給親戚朋友能夠保證不洩露個人信息；另一方面，低價賣給朋友還能送個人情。我最近就買了一套官員房產，在二環，戶型好，而且面積也大，相當不錯。”而從北京住建委的網簽數據統計看，2013年1月上半月，北京二手住宅網簽總量為7940套，與去年1月同期的網簽量相比，大幅上漲了360%。

信息聯網是個難題

官員到底有多少房產？既然從市場交易端無從掌握，從技術手段上能否遏制？

2012年12月25日，從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工作會上傳出消息，2013年，該部將繼續推進城鎮個人住房信息系統建設，並開始考慮逐步擴大個人住房信息聯網的覆蓋範圍，最終將聯網覆蓋到約500個內地地級城市。

個人住房信息系統是指住房和城鄉建設部一直在推進的一個住房信息聯網工程，通過這一系統，可以查詢到公民名下擁有的住房數量、地址、面積等信息。實際上，這個系統早在紀檢領域方面被推廣，只不過對像是有級別的官員。

但某地方房管部門人士告訴記者，這一系統的建立因為涉及購房者姓名、職業、身份、地址，這些關係到個人隱私、信息安全等重要問題，所以建立起來“相當有難度”。

一位替安徽省做項目的大學教授表示，個人住房信息系統的錄入工作是個“高危”工種，有關部門“政治覺悟”較高的官員都不願意接這個燙手的山芋。

對於一個把房產數據、文字和圖片信息錄入到電腦的簡單任務，為什麼會不接呢？該教授沒有直接回答，而是委婉地說：“最好的解決方案就是委託高校幫忙做個課題報上去，撥點經費下來，找些勤工儉學的學生去幹活。這樣一來，有科研成果，又有工作成果，自己也不用擔洩密的風險了。”

在“房叔”事件中，洩露“房叔”房產信息的兩名政府工作人員就因涉嫌侵犯個人隱私而被問責。所以，個人住房信息系統錄入工作的危險性就在於：在目前的制度下，領導幹部的信息不能被洩露。

即使個人住房信息系統建成，也還有個問題：一些官員不只是“房多多”，還是“戶多多”。這時，官員只要把房產放在自己其他的身份證下，房產信息就不能被查出，除非是熟悉官員本人的人。

財產公示勢在必行

魔道一尺，道高一丈。能夠真正將腐敗扼殺在搖籃中的路只有一條：就是制度監督，而制度監督最好的辦法，就是公職人員公示財產，實行“陽光法案”。

國家行政學院教授竹立家說，讓一定級別的公職人員公示財產，實行“陽光法案”，是被眾多國家證實的有效防範權力私用的制勝武器。“如今，香港已把官員財產公示作為一項反腐敗的重要措施，去年8月，香港就首次公佈了行政長官和行政會議成員的利益申報資料。其中，香港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有8處房產居於首位，行政長官梁振英有6處房產排名第二，透明公開的財產讓香港公民對官員更加信任。”

而國內的情況似乎有些不盡如人意。國內官員財產申報與公開制度自1988年起草《國家行政工作人員報告財產和收入的規定草案》算起，至今已有25年。據不完全統計，我國已有27個市、縣進行、官員財產公開的試點。但據公開資料顯示，目前像新疆阿勒泰、四川高縣、湖南瀏陽、浙江慈溪等地的試點都已失去初衷，其中新疆阿勒泰現在只有申報，沒有公示；湖南瀏陽的官員財產公示則已經移交到了組織部，而紀檢和監察部門只負責查處申報不實。

對此，竹立家認為，地方官員財產申報試點陷入停滯，其重要原因是“缺少法律支撐”，沒有法律的硬性規定，在可搞可不搞的條件下，對地方政府來說當然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因此，官員們才能一如既往地大肆攬財。但是，2012年的“房叔”、“房爺”現象表明，財產公示勢在必行，我們不能總是依靠輿論來反腐。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紀委書記王岐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