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恰逢鄧麗君誕辰60周年，盡管上世紀80年代以來，各類明星、歌後層出不窮，但是，能讓我們耳熟能詳的已經不多了，可鄧麗君依然光芒四射。原中國文化部部長劉忠德說，1992年他剛接任文化部長時，即想讓鄧麗君到大陸開演唱會，本身就是鄧麗君歌迷的劉忠德在接受《南方週末》專訪時透露:“鄧麗君一直想到大陸開演唱會，我們也准備讓她來，剛決定沒幾天，報上登則消息，說她是參加了國民黨特務組織，這下就得等調查完了才行。調查清楚了，而鄧麗君卻在1995年5月8日，猝死於泰國。”對於無法邀請鄧麗君到大陸開演唱會，劉宗德感慨地指出:“這是我當文化部長時的最大遺憾，相信這也是鄧麗君的遺憾。”

然而，事情到此並未完結，在鄧麗君突然死亡事件發生後不到一個月，1995年6月中旬，台灣大眾雜志《獨家報道》再次指出“鄧麗君是台灣間諜”。

雜志社記者在對原國民党高級將領、退役少將谷正文進行采訪時，谷正文直言不諱地指出:鄧麗君是“台灣國民党國家安全局”的秘密情報人員，隸屬於“台灣國家安全局”第三處，由當時的三處吳處長負貴單線聯系(吳於1994年死於癌症)。而配合協同工作的則是我所在的“台灣國民黨國防部軍事情報統計局”。根據谷正文的敘述，當時的情況如下:

1968年夏天，鄧麗君收到了來自新加坡的演出邀請書，她被邀請參加1969年在新加坡國立大劇院舉行的“慈善音樂會”。為此，年僅15歲的鄧麗君向台灣當局的有關部門提出了出境申請。由於當時鄧麗君尚未成年，所以一同提出出境申請的還有鄧麗君的母親趙素桂。

在出入境申請的審查過程中，有一個十分重要的項目，即申請人是否能夠利用他(她)現有的條件為台灣當局進行情報工作。

在鄧麗君遞交了出境申請之後，台灣“國家安全局”不但對鄧麗君本人進行了嚴格的審查，而且對鄧麗君的家庭及家族也進行了全面審查。

審查中，由於鄧麗君的父親鄧樞為是原國民黨軍隊下級軍官，而其母親趙素桂的家庭中尚有部分成員仍生活在中國大陸，為此，當時的吳處長親自拿著鄧麗君的個人檔案和厚厚的審查資料，直接來到了“台灣國防部軍事情報局”，要求國民党軍方協助審查工作。當時“國防郎軍事情報局”負責此方面工作的責任部門就是特勤處，谷正文就是當年的特勤處少將主任審查官。

根據谷正文的回憶，自從1949年蔣介石改編重組特務系統以來，“特務政治”的行動方針一直主導著台灣國民黨軍隊、政府和民間社會。許多台灣的民間人士、知識分子以及文藝界人士均在不同的情況和條件下，被收編進了國民黨特務組織。其中有很大一部分人屬於需要出境，為了得到出境許可，才不得已地接受了台灣國民黨特務組織的交換條件，被收編成情報工作人員的。鄧麗君正是屬於這一類。

在谷正文的敘述中，他還提及了另外一個當時在台灣較為著名的人物，即台灣歌星白嘉莉小姐。這位白嘉莉小姐也和鄧麗君一樣，為了出境演出的需要，不得不充當國民黨當局的情報人員，利用其藝術活動的有利條件，奔走於沙烏地阿拉伯等中東國家，為台灣傳遞情報。直到白嘉莉結婚後，才解除了她特務情報人員的身份。

關於這些被收編為情報人員的民間人士的作用和任務，谷正文進一步解釋說:“像鄧麗君這樣被吸收進來的特務工作情報人員，原則上與其他專業間諜有著根本的區別，他(她)們不承擔那些需要特別間諜技能的諜報工作，而只是利用他(她)們現存的條件，在適當的情況下為台灣國民黨政府效勞而已。”

“鄧麗君是，台灣國家安全局’的情報人員”這一消息引起了台灣社會各界的巨大反響。首先是鄧麗君的家屬們對此事採取了斷然否定的態度。長兄鄧長富針對《獨家報道》雜志的文章，代表鄧家向新聞界發表了以下聲明:《獨家報道》雜志的采訪報道文章是在沒有對我們家屬進行任何采訪的基礎上編寫的，是對鄧麗君本人的侮辱，作為同是記者的我本人，為它感到羞恥。

然而，針對鄧麗君家屬們的發言和其他一些不同意見，谷正文分別在不同場合接受了許多不同記者的采訪。在采訪中，谷正文不但仍然堅持自己的立場，並且對一些反對意見進行了反駁。“我所說的都是事實，我現在已經年邁體弱了，在餘下來的時間裏，我並無什麼其他所求，我只是作為歷史的見証人，說一些事實而已。”

“如果鄧麗君的家屬們或者其他什麼人，認為我是在胡說八道的話，那麼就請到法院去告我好了。到目前為止，‘國家安全局’還保留著鄧麗君的全部檔案。到時候請法院去查閱一下，就完全可以知道是誰在胡說八道了。”

說也奇怪，在谷正文面對一片不信任的議論和評論，提出以上可以對簿公堂的講話被公開在報紙雜志上以後，一切反對和不信任的意見和文章一下子全部銷聲匿跡了。

對於民間社會來說，初聞“鄧麗君是間諜”令人十分驚訝。但在驚訝之餘，民間反應普遍傾向於同情鄧麗君。人們普遍表示:當年的台灣國民黨當局以批准出境演出為交換條件，將一名尚未成年的少女脅迫收編進國民黨特務系統之中，這種做法是任何時候都為人主常情所不能容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