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被對手評價為“強硬但是講道理”，“是最令人頭痛，但又是達成協議最多的談判對手”。

當年，他作為中英聯合聯絡小組中方代表、中方14個專家小組組長，主談了香港回歸前中英關於香港政權交接的一系列重要議題，大到經濟政策、財政預算、大型基建、駐軍防務、政府資產和檔案交接、居留權定義和特區護照設計發放，小到首套特區紀念郵票、紀律部隊徽號設計。最終，全部與英方達成共識。

他是陳佐洱。

陳佐洱曾任職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20年，現為全國政協常委、港澳臺僑委員會副主任，曾參與了港澳回歸前後的許多重要工作。如今年屆七十依然神采奕奕的他說：“從下半輩子起，我已經和香港分不開了。”

夕陽西下，在陳佐洱位於北京月壇南街的朝南的辦公室窗前，盆栽常青樹修長的葉子，低垂在與葉子一樣綠色的沙發扶手上。座中這位香港市民最為熟悉的內地官員，對《中國新聞週刊》回憶了那段於家於國都不平凡的經歷。

最艱難的經濟談判

很難想像，如果沒有厚實的財政“家底”，香港在1998年亞洲金融風暴中將經歷怎樣的風雨飄搖?

1995年，正是為了爭取這樣一份“家底”，陳佐洱個人被對手推到輿論的風口浪尖，經受了“談判生涯中最跌宕起伏的難忘一課”。

1995年11月，經過將近7個月的反復較量，中方參與香港跨回歸財政年度預算案編制的努力逐漸到位。但是，在中英專家小組第5次會議召開前夕，港英社會福利署署長的一次公開演講，引起了陳佐洱“嚴重關注”。

這位愛爾蘭籍的港英官員在題為“香港的社會福利制度——世界頂尖的制度”的演講中驕傲地說，目前香港社會福利的提升速度超過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1995年社會福利開支是5年前的2.5倍，年增幅達27％。根據政府現行規劃，到2000年香港的社會福利服務將達到第一世界國家水平。

陳佐洱發現，這位署長犯了兩個錯誤：一是英方管治到1997年6月30日為止，而該社會福利計劃卻延伸到2000年，而且從未在中英聯合聯絡小組裏面提出磋商；英方有權為未來中國香港特區做規劃嗎?二是當時香港GDP增幅僅為5％，要支撐社會福利27％的逐年遞增，頭幾年還勉強可行，後幾年新成立的特區政府必難以為繼，一旦經濟不振，後果更不堪設想。

中國香港基本法明確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財政預算以量人為出為原則，力求收支平衡，避免赤字，並與本地生產總值的增長率相適應。”英方在香港進入回歸過渡時期的施政，只有力求與基本法規定相銜接，才可能實現政權的順利交接，而不是相反。陳佐洱認為，末代港督彭定康之所以在臨撤退前大撒金錢，不但是為了收買人心，而且是為了給未來的香港管治“埋地雷”。

陳佐洱組織中英聯合聯絡小組中方代表處(簡稱中代處)進一步研究還發現，彭定康1992年出任港督後，其首份施政報告即鼓吹大幅提高社會福利，有關開支從93／94財政年度起迅速上升，5年間在經常性公共開支中，扣除通貨膨脹因素，增長競達66.5％。港英的財政收支已因其新政出現了赤字，照此變本加厲“節源開流”下去，下一年度赤字很可能繼續擴大。可是直到1995年10月，這個曾在英國撰文反對福利主義的保守黨前主席還在大聲疾呼，要在繼續提高香港福利開支的同時，進一步減稅和凍結收費。

1995年11月底，中英財政預算編制專家小組第5次會議在北京召開，陳佐洱一開場便省掉了近似慣例的幾句風花雪月的開場白，直切問題核心，要求英方堅持審慎理財原則。

陳佐洱當著眾多記者的面說：“中方主張香港社會福利要隨著經濟增長不斷提高，基本法裏也有明確規定，1997年以後也是有保障的。但是像這樣用比GDP高5倍的速度來增長社會福利，而且要連續10年，就好比在一條崎嶇的山路上，開一部高速的賽車。如果再這樣下去，用不了多少年，可能會‘車毀人亡’，那肇禍司機就是港督彭定康。”

陳佐洱在北京的發言，當天就被遠在香港的彭定康解讀為，中方說提高福利就要“車毀人亡”，還偷換概念指賽車司機是港人。一星期內，成百上千篇大小文章對陳佐洱發起了攻擊，他承受的壓力之大可想而知。

但就在這樣的時刻，不少香港同胞也給予了陳佐洱寶貴的支持。他有一次乘飛機，一位坐在後排的香港人對他說：你是陳代表嗎?你的“車毀人亡”論說得好啊，我們支持你。又一次，他在香港乘計程車，的土司機從後視鏡裏面認出他，說：陳代表你那番話說得好，英國人走以前就是想把錢都花完，你要替我們看住這筆數啊。還有一些市民通過香港《文匯報》《大公報》和新華社給他寫信，表達支持。

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爆發。為香港掌舵的特首董建華、財政司司長曾蔭權以及後任梁錦松、唐英年等要員都曾動情地感謝中央政府，當面感念陳佐洱，在中英共同編制跨1997年財政預算案時為香港把住了關，並讚賞當年“車毀人亡”的警示。

與此類似的，與英方激烈討價還價的經濟談判，還有破解“玫瑰園計劃”。

上世紀90年代初，港英政府推出“玫瑰園計劃”，預計花費1247億到2000億港幣，即差不多香港政府當時所有財政儲備，加上大規模舉債，來進行被稱之為“玫瑰園計劃”的機場及港口建設，使得回歸時的香港將只剩下區區50億港幣儲備。在陳佐洱看來，所謂“玫瑰園”對於未來只是枝扎手的玫瑰，中方堅決反對。

陳佐洱回顧，當時圍繞“玫瑰園計劃”中最為關鍵的香港新機場建設，中方提出了三條談判原則：第一，香港的確需要一個新機場；第二，新機場的建設必須符合成本效益；第三，要為未來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帶來福祉。

起初，英方拒絕中方介入香港新機場建設問題。中方隨即表示，如果英方選擇拋開中方“單幹”，那麼，整個工程的支付以及相關債務，1997年之後中國香港特區政府將概不負責。這一表態讓英國人不得不重新回到談判桌前。

經過艱難的多輪談判，英國首相梅傑終於1991年9月來北京簽署了《關於香港新機場建設及有關問題的諒解備忘錄》，不僅為未來香港留足了“家底”，而且強化了從今往後凡是跨越九七的事務必須中英雙方商量著辦的重要原則。

對於在經濟談判中寸金必爭的堅持，陳佐洱告訴《中國新聞週刊》，這主要是為香港的未來考慮。因為當時香港特區政府還沒有成立，只有中央政府能代表未來香港特區的利益，所以責任格外重大。“車毀人亡”論，在當時來說，起到了警示的作用，“像和尚敲了通木魚”。

香港絕不能一分鐘不設防

根據協議，解放軍駐港部隊應於1997年7月1日零時進駐香港。當年5月4日，中共中央領導人在聽取有關彙報時敏銳地發現，這方案存在嚴重缺陷——假如駐港部隊7月1日零時才開進，從北到南抵達全部營地的路程就需2～3個小時，更遑論進入各自崗位履行防務職責。這就意味著，當中英兩國首腦和數千名前來見證的各國政要和各界名流出席香港政權交接儀式時，香港將出現嚴重的防務真空。

中央領導人指示，剛剛回到祖國懷抱的香港絕不能一分鐘不設防。駐港部隊必須立即組成一支先頭部隊，攜帶裝備於7月1日零時以前就開進香港，確保零時開始有效履行全香港的防務責任。

外交部當即受命，通過多個渠道開始了與英方的磋商，卻受到一意要體面撤退的英方的強硬回絕。

6月16日中午，陳佐洱突然接到通知，讓他到中英聯合聯絡小組中方首席代表、也即未來外交部駐港副特派員趙稷華大使的辦公室，接聽來自北京的重要電話。電話裏，外交部副部長王英凡指示他，立即帶領中英聯合聯絡小組防務與治安中方專家組，與英方開談中國人民解放軍駐港部隊先頭部隊提前進入香港問題。“時間不多了，一定爭取在一周時間內與英方達成協議。關鍵是——快!”

北京通過這樣的方式向中代處下達指示是非常罕見的，而且指定時限一周也是以往談判從未有過的。

此後的五天五夜，陳佐洱可謂不眠不休。

頭兩天，談判一直陷入僵局。當又一天的談判無果而終之後，陳佐洱與英方代表包雅倫都鬱悶地走在團隊後面。共同的心境，促使他們不約而同決定，再單獨談一下。

二人回頭走進談判大廳，看見工作人員已在收拾桌上的文具、茶杯、話筒等用品，只好就近步入旁邊一個三四平方米大小、擺著一張條凳的儲藏室。

二人默默無聲地進來，短暫、坦率地交換意見後，又默默無聲地分開。進來時心情沉重，但走出這黑屋時，心裏卻有了光明。雖然這次非正式、無記錄的談話並不足以為憑，但雙方都知道了，還有“戲”。

不出所料，6月21日，會情驟變，雙方迅速就最困難的進駐軍營問題達成了一致。先頭部隊509人終於能在香港回歸前3小時，開進從北到南的石崗、昂船洲、威爾斯親王大廈英軍總部和赤柱4個要害軍營。

那晚回到中代處，發完電報，陳佐洱和同事們才感覺到了什麼叫“筋疲力盡”。5天5夜的勞頓，一下子壓到眼皮上。

23日下午，英代處正式通知，倫敦高層接受了中英專家小組會議形成的全部共識。當晚，中國人民解放軍駐港部隊先頭部隊將提前開進香港的消息傳遍了全世界。

自接受談判任務，到成功發佈消息，正好經過7天。

2009年9月，陳佐洱有機會再次造訪當年的談判樓。這座坐落在堅尼地道、依山而築的意大利式小樓，已改變用途為前任特首辦公樓。而當年和包雅倫密談的小儲藏室，也已在重新裝修時拆除了，成為工作人員辦公室的一部分。

先遣部隊進入落馬洲口岸時，陳佐洱心中唱起了雄壯的《解放軍進行曲》，憶起了1994年駐軍談判期間的一次經歷。

當時，他曾和同事到有“無敵海景”之稱的香港島最南端的赤柱，實地考察擬議中將移交中方的英軍校級軍官宿舍營地。回來的路上，他提議拐到附近東灣頭路的聖士提反書院(St.Stephen’s College)去看一看。

這所全港面積最大的歷史名校，曾經發生過一起鮮為人知的慘痛血案。

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