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力平與丈夫朱琦育有四子一女，分別是朱援朝、朱和平、朱全華、朱新華、朱國華。其中，朱新華是他們唯一的女兒。而最小的兒子朱國華則在1983年9月“嚴打”期間，以“流氓罪”被槍決了，死時年僅25歲。

美國作家埃德加•斯諾的前夫人尼姆•威爾斯1937年在延安第一次見到爹爹，她說：“我當時對他的印象是這樣的：他是中國少有的人物，一個人道主義者，他是那樣的一個軍人，認為戰爭並不是一種功業，而是結束苦難的一種手段，這在中國更屬少見。他無疑地是一個寬宏大量的多情的人。”

的確，爹爹是一位軍人，但很重情意。由於烽火戰亂，他一生先後有過4位妻子。

我爹爹的原配夫人是肖菊芳，他們是在昆明認識的。肖媽媽的爸爸在昆明有個貨棧。爹爹從上海到雲南陸軍講武堂考試，步行就得70多天，那個時候爹爹沒錢，在路上生病休克了，肖家救了他，爹爹就在肖家養病。

養病期間，爹爹總是每天早起掃院子、挑水，特別勤勞。肖家父母一看，這麼好的人呐，愛勞動，還樸實，就把還在師範學校上學的女兒肖菊芳介紹給了爹爹，爹爹和肖媽媽就這麼在一起了。

他們結婚後生了一個男孩，那就是我的丈夫朱琦。生產之後肖媽媽得了婦女病，數月後病故。朱琦出生時，爹爹發現他右耳際有一根細細的“拴馬柱”，於是為他取小名“保柱”。

朱琦還小，爹爹帶著不方便，朋友就介紹了四川瀘州人陳玉珍與他結婚，陳玉珍是一名比較進步的青年學生，婚後一直帶著朱琦。

朱琦很小的時候，陳媽媽就把他帶走了，有人說他1917年出生，有人說1919年出生，他自己也說不清。陳媽媽對他就像對自己親生兒子一樣，特別好。爹爹很感激陳媽媽把朱琦養大成人。

朱琦由陳媽媽帶到十六七歲，直到1937年，他在瀘州被國民黨部隊抓了壯丁。我上瀘州去過兩次，陳媽媽祖上的房子還在，結婚的床、結婚的東西還在。

康媽媽比爹爹小20多歲，一生也充滿了傳奇色彩。她15歲參加革命，17歲上井岡山投奔紅軍，領導婦女鬧革命，潑辣能幹。1929年，紅四軍由贛南進入閩西，佔領了閩西重鎮長汀，部隊進行了較長時間的休整。

就在休整期間，經過賀子珍和曾志的介紹，爹爹和康媽媽結婚了。尼姆•威爾斯曾寫道，在延安採訪時，她與朱總司令夫婦和周恩來一起吃飯時，見康克清頑皮地敲著朱德的手臂，而這位紅軍總司令也微笑地看著自己年輕的妻子，心裏好像有說不出的高興。

拒絕了組織介紹的對象

朱琦被抓壯丁後沒有暴露身份，要是暴露了身份就被殺了。後來，在周恩來的努力下，組織找到了朱琦，1937年底將他送到西安八路軍辦事處。朱琦1938年到了延安，在中央黨校學習。

畢業後，爹爹把他送到前方去了，讓他去打日本鬼子。朱琦打仗當中腿腳負傷了，甲等殘廢，也不能打仗了，分配到抗大七分校的校部，當隊列科的科長。

康媽媽找到抗大七分校的校長彭紹輝，讓他給朱琦找個對象。那時候找對象還得經過組織批准組織調查，還得查三代，後來調查完找到了我。

我1926年出生，老家是河北定縣大定村。我父親趙鴻儒很早就參加了八路軍，大哥趙士珍、二哥趙士斌也都參加了革命。

1944年，抗大七分校女生大隊教導員顧玉玲通知我到大隊部來一下。我們校部有一隊二隊，我在二隊。當時我也不知道朱琦是誰，隊部裏頭有幾個人坐著，有個男同志，當時也沒介紹他是誰。人家看我，我沒看他。他走了以後，校部說沒事，讓我回去。

第二天，顧玉玲指導員問我說：“小趙你看那人怎麼樣？”我說：“上次那人啊？我沒看他呢。”指導員告訴我那是誰，說想給我介紹總司令的兒子。我說：“我現在多大呀，18歲，太小了，不行。我們那有風俗，找對象得通過父母，父母不同意還不能結婚。”當時我一直沒同意。

後來我問我一個同學，也是好朋友：“你說，指導員給我介紹對象，是總司令的兒子，我跟不跟？”我朋友說：“那麼大的官肯定不跟，大官不自由。”朋友們都反對。

幾個月以後，組織上把我們調到一起了。我從女生大隊調到了七分校校部，分配在隊列科當參謀，負責統計工作，歸朱琦領導。我工作上向他彙報。天天見面，那時我還是堅決不同意。

有一次，他說：“咱們兩個怎麼樣啊？組織跟你談了嗎？”我說：“談了，不怎麼樣。你們家官太大了，我們家是老百姓，不行。”他也就不敢再說什麼了。

其實，我對他的印象還行，比較熱情，也挺客氣的。

賀龍“逼婚”

1945年9月，七分校校部遷離延安，轉移到晉綏根據地的內蒙古豐鎮。我和朱琦都到了一二零師司令部，他當通訊科科長，我是文書科參謀。

後來賀龍天天動員談話，他是晉綏軍區司令員，這是交給他的任務啊。賀龍和甘泗淇將軍的夫人李真沒事吃了飯就說，小趙出去遛遛吧，遛遛就問我想好了沒有。

有一次，賀龍跟我談話說：“咱們快進張家口了，小趙，你們兩個的事定下來，定下來我們就進張家口了，不結也得結，結也得結。同意不同意？什麼時候結？”他說：“我是司令員，我說了算，我簽字，說結婚你們就算結婚了。”他拍著桌子說：“怎麼還沒同意，還等什麼？今天不同意也得同意，朱琦哪不比你好？馬上結婚！”

說完，賀龍就寫了一張條子：“批准朱琦同志與趙力平同志結婚。”邊寫邊說：“這是你同意的，可別說我逼你的，我沒逼你。”

條子寫好後，交給了政治部，算是我和朱琦的結婚證書。

1946年3月23日，我們在豐鎮結婚。晉綏軍區司令部的人都來參加了，擺了五六桌，差不多三十多個人。賀龍主持的婚禮。他叼著煙鬥眯縫著眼睛說：“我的任務完成了。”

進了張家口，我們照了結婚照，朱琦給他爸爸一張，我送給舅舅一張。解放後，我去找婆婆肖菊芳家的人，發現都沒有人了，肖媽媽的親弟兄、孫子輩都沒有了。

大約一年後，1948年8月，我才第一次見到爹爹和康媽媽。見面時，爹爹穿著一件褪了色的舊軍裝，待人和藹，慈祥的臉上總泛著笑容，言談舉止間一點架子也沒有。我心裏一下踏實了。

康媽媽還笑著說：“你們早點要個孩子吧，爹爹喜歡孩子。”我和朱琦的第一個孩子，出生三天就早夭了，由於怕引起他們傷心，我們沒有告訴兩位老人。

不久，鐵道部需要人，朱琦去了石家莊鐵路局當工人。因為爹爹說要從頭學，已經是團級幹部的朱琦先當練習生，後來又當火車司爐，三年後當副司機，又由副司機轉為司機，學會了開火車。從司爐幹起，朱琦一直到“文革”前夕，才當上北京鐵路局車輛處的處長。

當年，在中央最高領導層中，有三家生活比較困難，就是爹爹家、劉少奇家和陳雲家，原因都是家庭成員多，需要接濟的親戚多。中央辦公廳曾設法給予補助，但是爹爹從來沒有去領過。

當時只有毛主席和朱總司令是一級工資，但根據毛主席的建議，他們拿的都是四級工資，也就是400多元。

朱琦病逝

朱琦在“文革”中受到了很大的牽連。當時造反派不敢對爹爹太放肆，他們整不著爹爹，就拿朱琦撒氣，批鬥、抄家便成了他們的家常便飯。

1969年6月，朱琦被送到山西榆次“五七幹校”學習。當年年底，他從山西回來後，又被下放到天津附近一個叫漢溝的小車站改造，在那兒當倉庫保管員，一直幹到1972年，才給重新安排了工作。

恢復工作後，由於勞累，也由於“文革”這幾年的折磨，朱琦患了心臟病，在家休養。

1974年6月的一個週一，我和往常一樣上班去了，朱琦和單位一位老同志在家聊天，突然感到不舒服。等我趕回家，他已經走了，沒有留下一句話。孩子們都不在家，他們都當兵去了，我一個人在家。朱琦走時，只有50多歲。

怕爹爹經受不住這個噩耗，只說“朱琦突然犯病了，在醫院搶救”。6月20日，朱琦去世後的第10天，我們回北京去見爹爹，康媽媽才告訴爹爹。那天，爹爹顯得很虛弱。看到爹爹拄著拐杖步履艱難地來到客廳，我忍不住就哭出了聲。爹爹看著我，喉結動了幾下，好像要說什麼，但一時沒有說出聲。這時，坐在我旁邊的康媽媽，輕輕地拍了拍我，示意別再哭了。爹爹說：“你們開始不告訴我，這不對，我就這麼一個兒子，這麼年輕就走了。他上過中央黨校，受過高等教育，走得這麼早，太可惜了。”

最小的兒子被執行死刑

我1988年12月底正式辦理離休手續。我一個人在天津，身邊沒有一個子女。我打了個報告，1996年才調到北京。

1983年“嚴打”期間，天津一天內處決了82人，國華就在裏面。國華1957年出生，出事時才25歲。他不是什麼天津人民銀行的行長，剛畢業的大學生，在天津鐵路系統工作。與國華一起被槍斃的還有天津警備區政委的子女。

國華不愛說，不怎麼出去，他喜歡畫圖，製作寫字臺、單人床，像個“小木匠”。家裏也不像人傳的那樣，地上有地毯，桌上有電視機，都沒買。

當時的形勢是“嚴打快打”。當時有人說把責任都推到國華身上，朱國華有他爺爺朱德，肯定不會難為他，國華被推到最前面，結果其餘人被放，最年輕的國華被槍斃。

這個事情在社會上傳得沸沸揚揚。有很多不實的傳言，比如說：“鄧小平找康克清談話了，做她的思想工作。”“康克清很氣憤，說‘這是在朱老總頭上動刀子！’”“康克清去天津瞭解情況，想給孫子減刑。”“朱家的子孫都不是康克清親生的。她沒有感情。”

其實，康媽媽從未介入此事，也沒有任何領導人找她談過話。有人說，康媽媽在飯桌上對著孫子們發火：“你們出了問題，不是個人的事，是在折騰你爺爺！爺爺有話在先，你們如果不爭氣，做了違法的事，要我登報聲明，與你們斷絕關係！”這話我也是沒聽過。

有人說朱國華並沒有死。但我並沒有見過，沒見過也不會相信。別人說，時候不到，時候到了會團圓的。我已經聽到不止一人說朱國華未死。30年已去，死不死無所謂了。

（趙力平 周海濱/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