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7月25日至8月24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開工作會議；9月24日至27日，中共八屆十中全會柏匕京召開。從北戴河會議起，康生等人利用黨內政治生活不正常的情況，提出了小說《劉志丹》有嚴重政治問題，攻擊這部小說是在為高崗翻案，以此陷害關心這部小說創作的習仲勛等人。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兼秘書長的習仲勛，在遭到誣陷後被立案審查長達16年之久。

《劉志丹》被誣陷為“習仲勳反黨集團綱領”

1962年9月13日，習仲勛給黨中央寫信，反映小說《劉志丹》不是自己主持寫的，同時也不承認康生等人強加給自己的罪名。這封信在會議簡報上刊登出來。不料，此舉卻招致批判的進一步升級。9月19日，在十中全會預備會議上，公佈了高崗妻子李力群於1959年9月寫的一份揭發彭德懷、習仲勛問題的材料。材料編造了許多不實之詞，涉及習仲勛的，主要是有關“陝北救了中央”等問題，說習仲勛在談話中煽動了高崗對中央的不滿情緒等。時隔3年之後中央才公佈這封信，不僅加重了習仲勛的“罪責”，也預示著對習仲勛的批判還將繼續。

經過半年多的審查，1963年5月，以康生為首的專案組提交了《對<劉志丹>一書的審查報告》。報告認為這部小說誇大和歪曲了西北根據地的地位和作用，為高崗翻案，是“習仲勛反黨集團”的綱領。

面對種種批判和責難，13歲就投身革命、心中一直視“黨的利益在第一位”的習仲勛違心地承擔了責任。他在檢討書中沉痛地寫道:“36年的恩情(指的是他從1926年參加革命到1962年整整受党的恩惠36年)毀於一旦。”由於背負了“莫須有”的罪名，其的內心所承受的痛楚是可想而知的。

習仲勛在“隔離審查”期間，在毛澤東、周恩來的關照下，組織上安排他到中央黨校學習。他單獨居住在中央黨校附近的一個叫西宮所的院落，平時不參加校內的學習活動。在此期間，他認真閱讀馬列以及毛主席著作，並利用空餘時間在後院空地上種了玉米、蓖麻和蔬菜等，收獲大半交公。此時，他也做好回農村做個農民的准備。他曾對妻子齊心說:“做農民雖然辛苦，但是心裏踏實。”為此，習仲勛上書毛澤東要求到農村去。毛澤東讓中組部部長安子文回復他說，農村太艱苦，還是到工廠去。

對習仲勛，毛澤東和周恩來不同意康生的“重處理”意見，堅持對習仲勛要按黨內矛盾處理，不僅要保留黨籍，還要安排工作。最後，中央做出處理決定:撤銷習仲勛的國務院副總理兼秘書長職務，下放到洛陽礦山機器廠當副廠長。1965年12月，習仲勛到洛陽礦山機器廠上任。

習仲勛在礦山機器廠工作只有一年時間，期間主要分管全廠安全技術。關于這段經歷，他曾在俄在洛陽礦山機器廠的一年)一文中寫道:“我在洛礦的一年，實際上是上了一年的工業大學。我走出廠部，直接下到車間與工人在一起，參加生產勞動，與工程師、技術員打交道，學習求教，這使我的眼界大開，增長了許多工業生產和管理方面的知識。”“他們是我的好老師、好朋友。”

“文革”時期的8年監護

“文革”開始後，康生夥同林彪、江青等天對習仲勛的迫害進一步升級。1966年5月，在康生的主持下，習仲勛專案組又搞出一份審查報告，報告中直接誣陷《劉志丹》一書是“習仲勛反黨集團”蓄謀已久的陰謀。他們還先後給《劉志丹》一書羅織了四大罪狀，其中的要害有兩條，一條是為高崗翻案，另一條是替習仲勛“篡黨”製造輿論。

習仲勛被康生一夥扣上“反黨集團”頭子的帽子，紅衛兵和造反派自然不會輕易放過他。他先是從洛陽被押至西安等地被批鬥了很長時間後，後又被押到陝西宦平老家批鬥。在富平老家，當拉著習仲勛批鬥的汽車一開進襯莊，四面八方的鄉親們立即跑過來，圍著習仲勛間寒間暖。在迤山中學的操場上，臺上的造反派義憤填膺地數落習仲勛的“罪狀”，台下的鄉親們卻在津津有味地談論他的功繢。

康生一夥仍然不肯放過習仲勛，想陰謀把他拉到蘭州和延安等地進行批鬥。最終，還是被得知消息的周恩來制止了。當周恩來看到習仲勛在西安被揪鬥的照片後，就批評說:“我們都不知道，你們為什麼髓便把習仲勛抓到西安!”又說:“這樣，‘文化革命，就變成‘武化革命’，這是給‘文化大革命’抹黑，也是給我們國家險上抹黑。”

之後，征得毛澤東的同意，周恩來決定採取特殊保護方武，於1968年1月3日派飛機將習仲勛從西安接到北京，交給北京衛戍區“監護”。在衛戍區，習仲勛被關在一間七八平方米的小房子裏，每天以堅韌不拔的毅力堅持兩次轉圈散步，鍛煉身體。轉圈開始從1數到10000，然後再倒著走，從10000數到1。他後來在回憶這段經歷時說:“我對共產党是有充分信心的，我認為黨中央對我總會有個正確結論的。”

冤案終得平反昭雪

1974年12月21日，在長沙休養的毛澤東對小說《劉志丹》一案作了批示:“此 案審查已久，不必再拖了，建議宣佈釋放，免於追究。”但由於有過去康生主持的專案組的“結論”，加上“四人幫”從中作梗，習仲勛的所謂“反黨問題”仍然沒有結論。直到1975年5月，在周恩來的關心下，才決定對習仲勛解除“監護”，仍然按“文化大革命”前的組織處理決定，以領導幹部的身份再次下放到洛陽。這次去洛陽，習仲勛被安置在耐火材料廠的職工宿舍區。組織上決定派習仲勛的夫人齊心、女兒橋橋跟他一同去洛陽。隨後女兒安安也從山西太原北郊區醫院調到耐火材料廠醫院當醫生，和父母住在一起。習仲勛在這裏度過了3年的時光。

1976年11月15日，習仲勛在洛陽致信中央領導人，熱烈祝賀黨中央一舉粉碎“四人幫”的偉大勝利，並表示“決心養好身體，把餘生全部貢獻給黨，力爭為人民多做一些工作”。信末署名為“一個仍未恢復組織生活的毛主席的党員習仲勛”。但是，令他感到失望的是，一些中央領導人繼續“左”的錯誤，提出了“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而“習仲勛反黨集團”案是經毛澤東批准的，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這個案一時很難翻過來。在這個時期。他沒有向中央提出申訴。

1977年8月，黨的十一大召開後，習仲勛再次給中共中央主席華國鋒，副主席葉劍英、鄧小平、李先念、汪東興並黨中央寫信，一方面祝賀大會勝利召開，另一方面請求中央審查他的問題，並表示聽從中央的安排，為黨做些工作。

與此同時，齊心在女兒橋橋的陪伴下，多次往返於北京、洛陽之間，也多次找過國務院副總理王震。王震在陝甘產邊區時就很瞭解習仲勛，他非常關心習仲勛的“問題”，第一個出面為習仲勛恢復名譽說話。隨後，他們也找到了胡耀邦和葉劍英。胡耀邦(剛剛就任中央組織部部長)表示，不論誰說的，誰定的，凡是冤假錯案都要實事求是地堅決乎反昭雪，習仲勛同志的案子當然也不例外。胡耀邦還從資歷、經驗、工作能力等幾方面稱贊了習仲勛。而葉劍英則堅決支持習仲勛出來工作。

1978年2月24日至3月8日，習仲勛作為特邀委員出席了政協第五屆全國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會上，他當選為全國政協常委。次年4月，65歲高齡的習仲勛南下羊城，就任廣東省委第二書記、省革委會副主任。11月，任省委第一書記、省革委會主任。

1980年2月25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為所謂“習仲勛反黨集團”平反的通知》。至此，習仲勛因小說《劉志丹》而蒙受的冤案徹底平反。

（馬芳／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