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不同級別官員的現實待遇，1980年代刊登在《中國青年》雜誌的文章《談“份兒”》描繪了各級幹部散會後的場景：司局級、處級和一般幹部都去擠公交，而副部級幹部們一人一輛轎車一冒煙開走，“不要氣不過，那是人家熬到了那個‘份兒’上”。

延安開始有了特殊待遇

細考中國黨政幹部等級待遇，實行供給制度的早期，差異並不明顯。《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中提及井岡山時期的待遇情況：從軍長到伙夫，除糧食外，每人每天一律5分錢的油鹽菜柴錢。

明確部級幹部特殊待遇是從延安開始。1941年9月，任弼時出任中共中央秘書長，建立了嚴格的等級供給制。雖然黨政人員仍和部隊吃大鍋飯，但中央直屬機關食堂執行的《飯廳規則》，對不同職位劃分了大灶、中灶、小灶三種標準。

其中，小灶僅面向部長級別及以上幹部或10年以上黨齡者，米麵各一半比重，注重飯菜的調劑，“每人每日除照一般規定之伙食費外增加一元”。普通幹部的大灶則以小米為主，“米湯中加豆子”，科級幹部的中灶在同等水平外規定每人每月3斤肉。

另外，當時規定了各級幹部的著裝：高級幹部的衣服用深藍色斜紋布，中級幹部用灰青色平布，基層幹部用黑色土布。不過，艾青後來談到：“我們也不止一次看見毛澤東同志，穿著他那件右肘上破子一大塊的、褪色的灰布衣服”。

楊奎松《從供給制到職務等級工資制》一文提到，這一改變，通常被認為和任弼時剛從莫斯科回來有關。蘇聯在1920年代中期曾建立以等級差別為基礎的供給制度，黨政高級領導人享受專門餐廳中國黨政幹部分級別享受特別津貼，是學習了蘇聯的經驗。

當時中央研究院的一位高級研究員，雖然可以享受小灶，卻對這種平均主義大背景下的劃分提過意見，他不反對給負有相當責任者以適當的優待，但認為新的規定太過強調等級的差別，“實在不見得必要與合理——尤其是在衣服問題上”。

毛澤東不滿幹部收入分配製

但從1949年進入各大中城市後，開始逐漸向以森嚴的等級制為標誌的職務等級工資分配制度轉變。

1952年，國家頒佈新工資標準，把黨政機關人員分為29級，工資折合成糧、布、油、鹽、煤5種物品。

但實物並不能滿足所有生活需求，1955年國家又實施貨幣工資制，幹部重新分成30個級別。評為行政1級的宋慶齡工資為579．5元，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等行政2級工資是404．8元，而正部級在3、4級上下，副部級最高可評到5級。

改行工資制待遇後，幹部開始為公家的房屋和傢具、水電繳納費用。當時的外交部長助理（副部級）喬冠華和新聞司司長龔澎夫婦的工資共汁486元，他們住的一套單元房，傢具由外交部總務司配備，其中雙人床租金每月8角，沙發1元2角，方凳8分，飯桌4角。

1955年，軍隊也正式實行軍銜等級制度，全軍授予元帥l0人、大將10人、上將55人、中將175人、少將802人。

王朔在《動物兇猛》中借馬小軍之口述道：“國家曾為首批授予軍銜的將校軍官製作了褐黃、米黃、雪白和湖綠的哢嘰布、柞蠶絲以及馬褲呢、黃呢子的夏冬軍服，還有上等牛皮縫製的又瘦又尖的高腰皮靴。”

待遇的差別並不只體現在衣服顏色和肩章上。馬小軍經常偷偷溜進樓區的幹部家中，直到某天，他驚喜地發現一台蘇聯黑白電視機，是他“印象裏最闊氣的一家，大概是個司長”。

對於新通過的幹部收入分配制度，毛澤東並非贊同。1956年蘇共公開承認斯大林模式存在嚴重問題後，他開始委婉但也明確地提出：現在工資標準把收入的差距拉得太大了，工資可以增加，但應“主要加在下面，加在工人方面，以便縮小上下兩方面的距離”。

隨後，國務院擬訂降薪方案，行政10級以上幹部全面降薪，正部級降幅為10％。

但幹部高低工資之間的25倍數差在毛澤東看來仍然過多：他指出，這不只是高薪問題，行政10級以上幹部雖然不再同時享受供給制的待遇，但依舊享受著供給制殘留下來的特殊供應，並且有秘書、警衛、司機、保姆以及醫療等其他中低級別幹部不能享受到的特殊待遇。

毛澤東發現，提高了高級幹部的工資待遇，“鬧地位、鬧名譽，爭名奪利這個東西也多起來了”，除了反復批評。他多次發起政治運動，開展整風，甚至一度贊同做部分恢復供給制的嘗試。

汽車成了等級的標誌

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國家經濟全面好轉，收入水平大幅提高，據原北京軍區政治部副主任馬達寬回憶，他在1990年代當上正軍級時，每月工資為3000元。

不過，畢業於北京對外貿易學院的他仍感到，和那些在外貿公司或駐外機構任職的同學相比，自己“囊中羞澀”。

工資之外的特殊待遇也愈發明顯，汽車一度成為官員等級的標誌：1994年發表的《中國家庭汽車夢》文章回憶：80年代的街道上，高級領導坐紅旗汽車，部級幹部坐上海牌，縣長坐二一二吉普車，當時私人擁有汽車的數字幾近為零。

1979年中央規定，部長及以上幹部每人配備專車一輛，少數部門的副部長“每人可配備專車一輛。其他副部長一般不配備專車”，1994年又規定，“部長級和省長級幹部按一人一輛配備專車；現職副部長級和副省長級幹部，保證工作用車或相對固定用車”。

但實際生活中的用車情況，《中國改革》1998年刊登的一篇文章提到：“雖說副部級幹部不配專車，只保證工作用車和上下班交通，事實上工作用車變成了准專車”。

1979年的中央文件中對領導幹部住房的稱呼是宿舍，要求“一個高級幹部的宿舍只能有一處，不得同時佔用兩處”，這項幹部分房制度直到2000年停止，此前“副部長以上幹部不參加”的房改終於走進了部長大院：這年元旦起改發住房補貼，第二年出臺的補貼標準，正部級為220平方米，副部級為190平方米，而次一等的正司局級是120平方米。

（鄧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