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規”是當下反腐敗鬥爭所需要的，是為了適應目前中國嚴峻的反腐形勢而創造的一種“舉世無雙”的反腐戰術。一方面是“反腐利器”，一方面是“致命黑洞”。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雙規”便籠罩著神秘的面紗，以複雜的面目示人

“雙規”的複雜面目

多年以後回顧中國的反腐史，“雙規”一定是一個關鍵詞。這個詞進入公眾視野主要有兩種場合：一是有關部門宣佈某官員“涉嫌嚴重違紀，正接受組織調查”，這往往意味著一個官員政治生涯的結束、囚獄的開始，這種情況常常會引來公眾一片“歡欣鼓舞”；二是每當“雙規”中的官員因各種原因喪命，官員家屬、學者、律師便會提出百般質疑，而公眾的心態則往往在“活該”和“無視”之間搖擺。

近期，“雙規”也正是以這種兩種輿論反響截然相反的方式，分別因“劉鐵男案”和“於其一案”進入公眾視野。去年底，媒體人羅昌平在微博上實名舉報原國家發改委副主任、國家能源局局長劉鐵男涉嫌貪腐，在公眾經過近半年的等待和各種揣測之後，“雙規”消息正式發佈。接踵而來的是，公眾為“打老虎”的反腐勢頭沒有減弱而“歡呼”，羅昌平傳奇般的微博實名舉報“歷程”也被媒體細細盤點。

今年4月份，溫州市工業投資集團有限公司總工程師於其一在“雙規”期間猝死，一說是“洗澡期間摔倒”身亡，一說是“溺水死亡”。家屬發現於其一身上存在“大面積損傷”。事後，當地市委成立專案組對事件進行調查。

“雙規”在制度上的定義是1990年國務院頒佈的《行政監察條例》中所規定的監察機關在案件調查中有權“責令有關人員在規定的時間、地點，就檢查事項涉及的問題做出解釋和說明”。“雙規”在正式文件中也稱作“兩規”。1997年，《行政檢察法》通過，將原條例中“規定”改為“指定”，因此有了“兩指”的說法。1993年，中紀委和監察部合署辦公，因此在實踐中，一般很難區分“雙規”和“兩指”。

“雙規”在一系列反腐大案中，發揮了顯著成效，陳希同、胡長青、成克傑、陳良宇等案都在“雙規”這一“反腐利器”之下，迎刃而解。

在中紀委制度反腐專家李永忠看來，“雙規”是當下反腐敗鬥爭所需要的，是為了適應目前中國嚴峻的反腐形勢而創造的一種“舉世無雙”的反腐戰術，“沒有比‘兩規’更厲害的做法了”。李永忠曾在地方當紀檢監察室主任8年，大約一兩成的案件動用“雙規”手段，查辦的所有案件“均告破”。

一方面是“反腐利器”，一方面是“致命黑洞”。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雙規”便籠罩著神秘的面紗，以複雜的面目示人。

“反腐利器”的鑄成

那麼，區別於司法程序的“雙規”是如何發揮反腐奇效的呢？這首先與“雙規”隱秘的辦案地點有關。

1998年，中紀委、監察部《關於紀檢監察機關依法採用“兩指”“兩規”措施若干問題的通知》中規定，“雙規”場所不能設置在司法機關的辦公、羈押場所和行政部門的收容遣送場所，且不能修建用於“兩指”和“雙規”的專門場所。2001年，中紀委再次下發文件，要求“雙規”地點“必須選在能夠確保安全的地方，一般應選在具有安全防範條件的平房或者樓房的一層”。

據介紹，酒店、招待所、軍事基地，甚至是普通民居都可能成為“雙規”場所。《南風窗》記者詢問過多名刑事律師，他們所代理的官員貪腐案件的被告人，大多在特定的酒店或招待所房間裏接受“雙規”。

中央黨校教授林曾參觀過地方紀委一處“雙規點”，據她介紹，“雙規點”的佈置類似酒店的標準間，只是房間內的所有尖銳處都用橡皮包裹起來，防止意外發生。人民網曾刊登了一組由探訪過中紀委設在大山深處的一處“辦案基地”的人士拍攝的照片，顯示該守衛森嚴的基地配備有詢問室、心理測試室和偵查指揮室。

“雙規”的第二個特點是紀委辦案小組和司法機關相比，具有相對的獨立性，主要是因為大多小組成員是臨時從不同的單位抽調的，相互之間大多原本不相熟，因此排除了人際關係等因素的幹擾。

中紀委《關於進一步規範使用“兩規”措施的通知》中規定：“陪護人員從黨的機關工作人員和國家工作人員中挑選，也可商請有關國家機構選派。對陪護人員要認真培訓，明確責任，嚴格紀律。”曾有媒體報道稱，“每‘雙規’一人，少說有6～9人分早中晚３班24小時全程陪護，夜間陪護不能睡覺。”

一位不願具名的紀委工作人員告訴《南風窗》記者，如果嚴格按照規定，“雙規”時限不能超過案件調查時限，也不能使用刑訊逼供等手段，並且應當保持一定的公開性，即“24小時通知”等規定，那麼“雙規”實際上和目前法律規定的檢察機關所能使用的手段相差不大，因此效果也應當差不多。但是為什麼“雙規”仍然未被放棄使用呢？該人員分析，一是“雙規”相對司法手段具有更高的隱秘性，即使其間動用了“非常規”手段，也很難發現和追究。更重要的是，“檢察機關辦案的話在有些東西的度上很難把握得住”。

李永忠向《南風窗》記者總結了“雙規”之所以具有很大震懾力的原因。他根據自己辦案經驗和研究結果總結出了“雙規”的一個道理和三大定律。一個道理就是，貪腐群體因為經濟利益結合在一起，但是對他們而言“沒有永遠的朋友，只有永遠的利益”。三大定律，一是“馬桶定律”，官員被帶離權位，相當於屁股離開馬桶，臭味就會立刻散發出來，犯罪跡象隨之呈現；二是“樹倒猢猻散定律”，被“雙規”官員與其他涉案人員相互孤立後，“猢猻”們就會驚慌失措，很容易各個擊破；三是“信息不對稱定律”，“雙規”後，官員和外界失去聯繫，貪腐的攻守同盟就自動瓦解。

“雙規”的威力足以讓每個官員聞之色變，這一點甚至被用以敲詐官員。2009年3月，重慶某區一名局長被3名無業遊民假扮的“紀委人員”以“雙規”名義帶到酒店房間“審訊”。“假雙規”期間，該局長對罪行和盤托出，還交出了隨身攜帶的銀行卡和密碼。無獨有偶，2010年5月，安徽全椒縣某局局長同樣被假扮的“紀委人員”以調查的名義帶走，在案發40多個小時後被警方成功解救。據媒體報道，該局長被帶走時“表現順從”。

前述隱秘的辦案地點和獨立的辦案小組這兩大“雙規”戰術，以及紀委工作組更善於把握“有些東西”的特點，是李永忠所總結出來的三大定律發揮作用的基礎。這些特色使得“雙規”成為了“反腐利器”，但其中卻也埋下的問題也不容忽視。

“雙規”與法治接軌

清華大學廉政研究室主任程文浩去年11月份曾參與中紀委書記王岐山主持的反腐專家座談會。程文浩認為，從反腐敗鬥爭的現實需要來看，“雙規”確有一定的必要性。然而，大部分學者同時也認為，“雙規”應當與法治接軌，並在司法制度成熟之後，放棄這項過渡性的措施。李永忠雖然贊同“雙規”的實用性，同時卻也認為，“雙規”在制度上“不是和法律沒有衝突”，應當慎用、少用，直至條件成熟時不用。

目前， “雙規”在制度上的確定性逐漸加強，法治因素增多，例如中紀委2001年頒佈的《關於進一步規範使用“兩規”措施的通知》中規定，在使用“兩規”措施中，因違反規定失職、瀆職造成嚴重後果的，或者有逼供、誘供、體罰等情形的，或者無權使用而使用“兩規”措施的，應嚴肅追究直接責任者的責任。此外，2005年中紀委“7號文”也明確規定，“雙規”中要保障調查對象的權利，包括申辯權、申訴權、人身權、知情權和財產權。然而在實踐中，就像“於其一案”一樣，“雙規”仍然存在不少未能與法治接軌的情形。

2005年3月，河北省國資委紀委“雙規”了原河北省國際信託投資公司黨委書記、董事長梁雲才等人。“雙規”期間，紀委從河北省國資委下屬公司抽調的3名辦案人員多次毆打梁雲才，導致後者死亡。饒有意味的是，3名抽調人員中，除一人是國企保衛科民警外，其餘二人分別是沒有辦案經驗和資歷的武裝部幹事和“臨時工”司機。

“梁雲才案”的媒體報道中引用了該案《起訴意見書》的記載：“看護人員以（梁雲才）坐姿不正，不符合要求”、“態度不老實，不老實交待問題”為由，多次毆打梁雲才。其中，“左書平（即前述民警）用墩布把兒抽打梁雲才的後背，將棍子打折，用凳子猛擊梁雲才的後背、肋部，造成梁胸部多處骨折，胸部、雙臂、雙腿廣泛性皮下組織、肌肉出血，致使梁雲才因大面積軟組織損傷、出血所致出血性休克合併創傷性休克”。

事後，3人以故意傷害罪分別被判處無期徒刑、15年有期徒刑和10年有期徒刑。此外，另有兩名參與辦案的紀檢人員因“明知看管人員毆打，卻不加制止”而被判玩忽職守罪，分別是有期徒刑7年和有期徒刑3年緩刑5年。

“梁雲才案”的判決結果表明，“雙規”並非司法過程，否則適用的罪名應該是“刑訊逼供罪”。刑法學教授徐松林告訴《南風窗》，適用故意傷害罪的是普通主體，不要求是國家機關工作人員，而適用於國家工作人員的玩忽職守罪則屬於過失犯罪，量刑最高只有7年。相比之下，刑訊逼供致人傷殘或死亡的，依故意傷害罪和故意殺人罪從重處罰，最高是死刑，但這一罪名只適用於司法機關的工作人員。儘管“梁雲才案”中也有民警，但最終依然以針對普通主體的故意傷害罪判刑。

就在於其一死亡後兩周，又有消息傳出，河南省三門峽市中院副院長賈九翔在“雙規”期間死亡，官方稱其死於“突發心臟病”，家屬則反駁說賈沒有心臟病。類似的“雙規”死亡事件，近年來常見諸報端，大多被認定為意外死亡。《南風窗》記者經過多方查詢，發現類似“梁雲才案”最終追究“雙規”辦案人員的案例非常少見。

1997年，天津市寶坻縣法院法官王晉英被指犯有徇私舞弊罪，先後接受紀委和檢察院調查。事後因證據不足，王被釋放。釋放後，王申請國家賠償。天津市第一中級法院在判決書中寫道，紀委“是黨的組織，不是國家機關，我國《國家賠償法》規定侵權主體必須是國家機關”，因此紀委調查的時間不應計入國家賠償的範圍。

青年政治學院法律系講師柳建龍提出，雖然國家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