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歷史文化研究中發展文創產業

陳觀生

文化創意產業是21世紀全球最有發展前途的產業,未來的世紀是文化創意的世紀,大力發展文化創意經濟成為世界各國的戰略選擇。“創意”或者“創造力”包括兩個方面。第一是“原創”,這個東西是前人和其他人沒有的,完全是自己首創的,比如武術就屬於中國原創。第二就是“創新”,它的意義在於雖然是別人首先創造的,但將它進一步地改造,形成一個新的東西,就可以給人新的感覺。因此,從歷史文化中挖掘並予以創新,亦是本澳發展文化創意產業的一個可行途徑。

本澳歷史研究飛速進步

澳門基金會行政委員會主席吳志良博士認為,澳門歷史研究近30年來的進步,有目共睹,在國內外學界也備受關注和讚賞。澳門公共機構和社會團體聯合外地研究力量,不僅收集、整理、出版了大量的檔案、文獻史料,為廣大研究者提供了極大的方便,為未來更深入、全面、系統的研究提供了必要條件,研究成果量的增加和質的提升以及研究隊伍的不斷壯大,也令澳門歷史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飛躍,特別在研究深度和廣度的拓展以及在諸多向來極具爭議問題上學術觀點的交集、接近方面,進展令人欣喜。

吳志良指,眾所周知,澳門歷史研究最早是圍繞中葡主權治權之紛爭而展開的,因此,澳門歷史研究從一開始就染上了極其濃厚的民族主義色彩。中葡兩國政治家、史學家對澳門歷史的敘事與解釋長期存在巨大的分歧,在許多重大問題上甚至南轅北轍,澳門歷史研究的核心內容也長期受限於政治史、中葡外交史、中外交通史的主線而無法轉向本地社會內部演進的研究,無法確立“以澳門本身為主體的研究路徑”。 20世紀70年代中期,澳門的政治法律地位得以明確,澳門社會各界、特別是逐漸成形的知識界,不斷努力尋求確立澳門自身個性的必要手段和途徑。同時,隨著居民教育水準的日漸提升、特別是高等教育的普及和攻讀碩士、博士人數的不斷增加,以及當局在高等教育和學術研究上的投資大幅增加,願意潛心從事歷史研究的本地學者和人士也日漸增多,三四十年後終於發展成為澳門歷史研究的中流砥柱。而本地學者的研究重心,自然地指向本土社會。

吳志良稱,在過去30年間,澳門基金會和其他機構均不遺餘力地投入在推動、資助和組織史料以及研究成果的挖掘、整理和出版的工作中,並且在確定研究課題時,更多地考慮本土視角,逐漸將焦點轉向對澳門內部社會演變的考察。隨著挖掘整理檔案史料不斷深入,一些過去被學術界忽視的材料,例如口述歷史、實物史料和圖像史料,亦引起澳門歷史學者的興趣和關注,相關的嘗試和成果己初見端倪,諸如《十部文藝志書集成•澳門卷》、澳門記憶工程等更大規模的研究已經展開。口述歷史、實物史料和圖像史料不但彌補文獻史料的空白和不足,也是論證文獻史料真偽的有力途徑。

吳志良認為,本澳歷史研究的飛速進步,最值得稱頌、最值得驕傲、最具深遠意義的成就,是澳門歷史話語權的回歸,是澳門學術自主性的初步確立。他又指出,長期以來,本地掌故式的鄉土研究和宏觀的中葡交往史研究各走極端,缺乏交集,更很少將澳門歷史置於中國史、亞洲史和全球史的廣闊視野中來審視。澳門港城的開埠,澳門的生存發展,與國勢國運的興衰絲絲相扣,緊密相連。澳門歷史的意義,當應放在中國史與世界史的高度方能突顯。澳門歷史城區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充分肯定了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在澳門共生共存的典範意義和普世價值。澳門歷史研究,當應高度重視其在人類文明發展過程中所發揮的特殊作用並為當今不同國家、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不同文化的和諧進步作出更大的貢獻,突出小城市大歷史的功能和傳統。

吳志良認為,澳門歷史研究話語權的回歸,還產生了兩種積極的效果,首先是澳門學術自主與澳門學的學科建設有條件得以順利開展,其次是在回歸澳門後對普世話語的正面反饋,而這種反饋又需要通過建設澳門學學科才得以實現。

吳志良博士從歷史學者的角度指出了澳門歷史研究的成果,除此之外,筆者認為澳門歷史研究還具有很大的現實意義,其中歷史文化的研究,為本澳挖掘歷史文化,發展文化創意產業打下了基礎。

本澳歷史研究的現實應用

澳門歷史研究的現實作用,首先是為澳門歷史城區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作出了一定貢獻。如中西交通史大家方豪教授,在其《中西交通史》建築一章,首列“澳門最古之西洋建築”,並說:“西洋建築之傳入我國,雖有早於澳門者,惟有載籍可考,且有遺址可尋者,實惟澳門。”1994年,中國與歐共體學者在澳門召開的跨文化研討會,一位義大利著名作家驚歎說:“來到澳門,就像到了拉文諾!”他從澳門保存的西洋建築及遺址,追尋到歐洲中世紀名城拉文諾的文化氛圍。

回歸前,有學者指出, “縱觀世界歷史文化遺產,澳門可以當之無愧地列入世界歷史文化名城之列。這不僅因為她在歷史上的東西方文化交流中曾起過極其重要的作用,更由於她至今仍然保存了大量的歷史文化遺產:包括名勝古跡和文獻資料。探索和闡明這些歷史文化遺產的價值,給予澳門在世界文化上應有的地位,應當成為國際學術界一個重要的學術領域,也是澳門繼續保持穩定、繁榮和發展的重要條件之一。”在澳門回歸祖國的五年後,澳門歷史城區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成為中國第31處世界遺產。正是澳門作為世界歷史文化名城,在世界文化上獲得應有地位的重要體現。

在列入世界遺產的澳門歷史城區20多處歷史建築中,媽閣廟、三街會館、哪吒廟、鄭家大屋、盧家大屋以及在澳門歷史城區之外的觀音堂、蓮峰廟等代表了中國文化在澳門的強大背景;聖老楞佐教堂、聖若瑟修院、聖安多尼堂、大三巴牌坊、民政總署大樓、崗頂劇院、大炮臺、東望洋炮臺等則代表了西方文化在澳門的背景。而鄭家大屋、盧家大屋吸取了西方民居的建築原素,大三巴牌坊吸收了東方文化的原素,中國人將聖老楞佐堂稱為“風順堂”,將聖安多尼堂稱為“花王堂”,則體現了東西方文化薈萃交融的特色。這種特色,將隨著人類文明的發展而發展,澳門世界遺產在這方面體現了她重要的歷史文化價值。

在專家看來,澳門歷史城區內建築群的空間分佈,首先就體現了文化的並存與融合。這是一個集合多種不同思想信仰、生活習慣的居民生活空間:供奉中國海神媽祖的媽閣廟,與在澳門被一般民眾認作航海主保的聖老楞佐教堂相隔咫尺;葡萄牙人生活區亞婆井前地旁,坐落著中國近代著名思想家鄭觀應的大宅;聖若瑟修院則是專為培養中國修士而設的神學院;崗頂前地上有葡人“大會堂”崗頂劇院,也有中國富紳何東的舊居。議事亭前地更是澳門華洋市民歡慶集會的中心廣場,其周圍的三街會館(關帝廟)、仁慈堂、玫瑰堂、營地街市、盧家大屋、主教座堂、大三巴牌坊、哪吒廟等不同風格的中西建築,更在毗鄰而居中互相影響,互相滲透,相映成趣。 在400多年中,澳門不僅形成了中西合璧、獨樹一幟的建築風格,也相容了不同的宗教、信仰、文化以及生活習俗。最重要的是,生活在這些社區裡的人,至今仍保存著各自獨特的傳統。

這些都是已經實現的澳門歷史研究作用,澳門歷史研究今後發揮的作用,應該為本澳未來打造世界休閒旅遊中心的發展目標繼續作出貢獻。其中,透過挖掘歷史文化,從歷史的豐富素材中,尋找到再次創新的靈感,並因此創造出新的文化產品,甚至形成新的產業。

文創產業可從歷史文化“拿來”

文化創意產業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是一種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產生的以創造力為核心的新興產業,強調一種主體文化或文化因素依靠個人(團隊)通過技術、創意和產業化的方式開發、行銷智慧財產權的行業。文化創意產業主要包括廣播影視、動漫、音像、傳媒、視覺藝術、表演藝術、工藝與設計、雕塑、環境藝術、廣告裝潢、服裝設計、軟體和電腦服務等方面的創意群體。創意產業的概念最早出現在1998年出臺的《英國創意產業路徑檔》中,該檔明確提出,“所謂創意產業,就是指那些從個人的創造力、技能和天分中獲取發展動力的企業,以及那些通過對智慧財產權的開發可創造潛在財富和就業機會的活動。”

創意產業這個概念的出現有著大的歷史背景:第一,歐美發達國家完成了工業化,開始向服務業、高附加值的製造業轉變。他們一方面把一些粗加工工業、重工業生產向低成本的發展中國家轉移,一方面它們該國很多老的產業、城市出現了衰落,這時候就出現了經濟轉型的實際需要。其次,上世紀60年代,歐美出現了大規模的社會運動,亞文化、流行文化、社會思潮等等都風起雲湧,對傳統的工業社會結構有很大的衝擊。人們更重視差異,反對主流文化,張揚個性的解放,對以前普遍認為怪異的多元文化都逐漸開始承認,社會文化更加多樣和多元,形成了有利於發揮個人創造力的氛圍。第三,上世紀80年代柴契爾夫人、雷根上臺以後的經濟政策更加鼓勵私有化和自由競爭,企業和個人要創新,有差異化才能有市場,這樣也刺激了創意產業的發展。

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創意產業在西方發達國家得以萌生和不斷發展。本澳社會經濟發展現時亦面臨著有些類似的背景,因此,文化創意產業也有機會令本澳發展實現發輾轉型。

就世界範圍來說,美國的文化產業最為發達,美國文化產業在其國內GDP中所占的比重非常大。在整個20世紀90年代,全球無線電視和基礎有線電視收入的75%,付費電視收入的85%依靠美國電視節目。全球55%的電影票房收入和55%的家庭錄影收入也依靠美國產品,美國的CD和錄音帶大約占全球錄音產業收入的一半。美國的圖書市場占全球圖書市場的35%。

但是,美國由於歷史短暫,該國的文化歷史資源有限,於是經常採取“拿來主義”將其他國家的文化經典進行美國化的包裝和製作。在智慧財產權零成本的情況下獲利,並且借此推行美國的價值觀。比如電影《臥虎藏龍》完全是中國的故事,但卻是好萊塢製作,《花木蘭》是迪士尼拍的。雖然文化素材和資源是中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