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善豐花園的小業主不滿政府的處理方式，但不排除也是受到台灣學生「佔領立法院」（昨晚更是「升級」為衝擊「行政院」）事件的影響或「啟發」，昨日在未經按照《集會權示威權》法律規定，提前三至十五個工作日，以書面形式告知民政總署的情況下，就在善豐花園門前的公共道路進行聚會，並帶備了帳篷等物件，打算長期佔據公共道路。到本欄截稿時，警方已使用揚聲器宣稱，根據集會權示威權》法律，集會時間到淩晨零時三十分止，請各位市民合作讓出公共道路。這是警方要依法執行清場任務的「預先警告」。
善豐小業主的苦況，確實值得同情。由於在事件發生已經一年五個月之後，政府仍然未能提出一個全面而又妥善的解決方案，令到處於「流離失所」狀態的受災戶，無論是日常生活還是工作、學習，都大受困擾。因此，他們的煩躁及焦急心情，可以理解；將心比心，更值得同情。因而他們採取較為「脫序」的方式表達自己的合理訴求，人們不忍苛責。但政府也並非沒有做事，一直有在跟進。包括每週與善豐花園小業主代表會面，聽取小業主代表所反映的訴求，並在合法的前提下，致力為受影響的小業主提供援助，以及在司法訴訟、大廈重建等方面提供協助等，謀求事件得以盡早解決等。而既然要釐責任，當然是要嚴肅認真，不能草莽輕率。尤其是否涉及刑事責任，更應小心謹慎。畢竟，澳門特區是個法治地區，《澳門基本法》和在中國澳門適用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以及澳門特區的相關法律，對刑事責任都有嚴謹的規定，實行「無罪推定」。因此，要說政府在「拖」，也未必符合事實。
而就在善豐花園小業主在善豐花園門前馬路「集結」之後，法務局局長張永春和社會工作局局長容光耀到現場與善豐花園小業主對話，建議他們到工務局開會，並指出他們聚集的現場是馬路，不便於交流溝通，希望他們能夠撤離；但仍有堅持留守的小業主表示不滿，認為在善豐花園門前開會最適合，或者到附近的坊眾學校開會。由於他們已經訂購約一百個帳篷準備日夜留守，而未有訂購帳篷的小業主就用紙皮舖在路面，看來是打算長期「佔領」善豐花園門前的馬路，不顧其所佔據的沙莉頭海邊街是本澳交通極為繁忙的主要交通幹道的事實，而迫使警方不得不將善豐花園門前的一段馬路予以封閉。昨日是週日休息日，尚未做成交通混亂；今日開始是工作日，勢必會嚴重影響經濟和民生，尤其是早晨學生返學，職員返工。因此，警方的依法清場，是有道理並完全合法的。善豐小業主們也應當懂得「局部利益」要服從「全局利益」，及一切維權行動必須合法進行並不妨礙他人正常權益的道理。因此，我們期望，當政府已表達誠意，與善豐小業主進行溝通之後，他們已經達到部份目的，就應當「見好就收」，盡快撤離其所佔據的馬路路面。當然，警方也應注意，在依法執行清場任務時，盡量不要使用武力，還是使採取柔性方法為好，注意盡量避免流血。
而且必須指出的是，不排除會有某些社會上的激進分子，藉此之機也來「插花」，並按照他們的政治立場，進行挑唆活動，催將使正當的維權活動也變了質。實際上，古今中外的事實已經證明，總是有人插手本來是合理的維權活動，而使得其嚴重變質。烏克蘭、泰國及目前我國台灣地區的混亂狀況，就是如此。本來群眾的集會提出訴求並非沒有道理，但一直拖延下去，未能「見好就收」，尤其是在被激進勢力「插花」之後，正當的維權行動成反對活動也就變了質，因而喪失社會的同情和支持。
實際上，類似「茉莉花革命」的事件，都具有以下兩種特點：一方面，是傳播工具發了翻天覆地式的變革，「自媒體」等網絡工具成為普羅大眾可以自行掌握並能發揮巨大作用的傳播工具，不受任何控制，而且傳播效率極其迅速，使得真實消息與謠言假消息齊飛，正當言論與煽動謾罵共鳴，成為激進勢力進行集結的重要召集工具；另一方面，激進分子到處尋找不滿情緒的發洩口，往往寄生於反對派發起的和平抗議運動，並反客為主，佔領和平抗議運動的主導權和發言權，使得和平抗議行動嚴重變質，釀成暴亂，一發不可收拾。烏克蘭、泰國及台灣地區的政局就是如此，反對派發起的抗議行動，原來是以和平訴求為手段的，反對派領袖也不希望超出和平抗議的範疇。但卻被激進勢力所利用，充分運用「自媒體」來進行煽動及召集，從「參與」反對派的和平抗議行動，到搶奪抗議行動的主導權和發言權，終於釀成暴亂，在重創了當地的經濟的同時，也重創了反對派本身及其所發起的和平抗議活動的形象，使得其原先目標無法實現，甚至是事態演變走向自己目標的反面。
現在有一個頗為值得懮慮的情況，就是這一套已開始在港澳地區產生「共鳴效應」。就以香港為例，不但是「佔中」的組織者，受到了台灣學生「佔領立法院」的「鼓舞」，竟然也提出要「佔領立法會」；而且一些人或團體，也籍著或是親自到「佔領立法院」的現場，或是在香港表態支持台灣學生之機，「唱衰」香港，聲稱什麼「香港的今日就是台灣的明天」。
這就更為凸顯了中央政府決定取消香港承辦「APEC」財政部長會議的做法，是正確的。這是因為，按照原定計劃，「佔中」將在七月間進行，而比照「佔領華盛頓」的模式，可能會延續較長的時間，甚至是好幾個月。而「APEC」財政部長會議是在九月間舉行，屆將會有數千外國記者前來採訪。屆時，將不排除會有個別激進分子，藉機進行破壞搗亂活動，而使得「佔中」變質。而前赴香港採訪的記者轉而集中報導暴亂事件，從而使得財政部長會議失焦。
實際上，當年「WTO」會議在香港舉行，韓國農民專程到此抗議，就是如此。當時還只是上演「文鬥」。而這次「佔中」，則有可能會超越「文鬥」，難免會爆發股體衝突甚至是暴亂。
台灣學生「佔領立法院」也讓個別澳門居民感到「歡欣鼓舞」並予以聲援，甚至去信馬英九，在侮辱「中共建立了一個極度貪汙腐敗的澳門政府和一個獨裁無能的香港政府，今天香港和澳門已淪為中共的狗奴才政治打手」的同時，也指責馬英九要「解放寶島、赤化台灣」。
由此，引伸一個更嚴重的問題，就是發起「佔領立法院」的總指揮林飛帆，是台灣大學政治研究所的學生。他除了是接受西方的政治學教育，包括政黨政治、「公投」等教材之外，還經常到各政黨尤其是民進黨的場子進行田野調查，其本人更是直接參與甚至是主導台灣地區的社會運動。而澳門的反對派青年正是衝著這麼一股教風，考進了台灣大學政治研究所。他們學成後，是否會將這些「教義」也帶回澳門？就不能不多警覺。
對此之下，就凸顯了愛國愛澳陣營培養青年人才的缺失。盡管做了很多工作，包括議政人才的訓練，也包括有不少人前往內地修讀，但內地高等院校所設置的「政治學」教程，未必能適合澳門的政制，更沒有適用於非社會主義制度的實踐實習或田野調查。因此，愛國愛澳陣營應及早籌謀，保送一些有潛質的高中畢業生，到哈佛大學、倫敦政經學院深造西方政治學的理論及實踐，以爭奪陣地，佔領高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