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不少已故黨和國家領導人陸續遷出八寶山，但作為人生最後一項政治榮譽，八寶山仍一墓難求

這是八寶山革命公墓(以下簡稱“八寶山”)的“淡季”，沒有祭掃的人流，沒有接受愛國主義教育的學生，因為一紙通告，兩個月來，連申請存放骨灰的人也沒有了。

這張通告如今擺在八寶山革命公墓骨灰堂門口的顯要位置：截至2013年9月底，革命公墓骨灰臨時存放室已經存滿，無法繼續接收逝世骨灰存放。自2013年10月1日起，請家屬自行安排骨灰存放。待革命公墓北山骨灰廊工程完工後，將按照逝者在革命公墓辦理審批的時間順序，電話通知申請家屬辦理選位。2013年12月。

距八寶山西北約1公里的八寶山人民公墓常被與八寶山革命公墓混為一談。前者占地400余畝，完全面向公眾開放；而後者不對外開放，僅有特定級別的逝者方可安葬，家屬祭祀也需持證進入。

當不斷有家屬將骨灰安置申請遞交過來時，得到答復與用餐時服務員的回答一樣：對不起，您要領號排隊。

八寶山的級別

38歲的蔡小心每年至少兩次到八寶山看望父親。父親蔡長元是開國少將，也曾在抗美援朝的“鐵原阻擊戰”中，以一個師的兵力拖住數萬“聯合國軍”。1995年，蔡長元在北京逝世，根據生前級別，蔡長元的骨灰安放在八寶山革命公墓骨灰堂東1-3室。

在這個安放有120份骨灰的骨灰室內，每份骨灰被放置在八開紙張大小的玻璃格中，骨灰盒上放有遺像，擁簇在鮮花叢中。蔡小心熟悉地走到正中左下方盛放父親骨灰的玻璃格，輕輕地擦拭玻璃，與他人不同，蔡小心將父親的傳記也擺在了裏面。他指了指父親右上方的玻璃格，那是這間骨灰室內最好的位置，留給了著名詩人艾青。

蔡小心每次看望父親都要出示“八寶山革命公墓骨灰瞻仰證”，再由工作人員打開骨灰室。每個骨灰室都是一座獨立的古式建築，據八寶山工作人員介紹，這種骨灰室共有28個。20世紀60年代，在黨中央要求黨員火化的倡議下，公墓將原來八寶山護國寺的大殿和配殿改為骨灰堂。

“進入室內的至少是大軍區副職以上的或副部級以上的幹部。”工作人員說。

骨灰堂的佈置也有級別之分。比如，在中1室，集中了朱德、陳毅、董必武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在東西室內，一般正部級的位置在正面，副部級的分佈於兩側。

1950年，北京市政府根據周恩來的指示，在八寶山建起占地150畝的革命公墓。當年，任弼時逝世，成為安葬在八寶山的第一位黨和國家領導人，北坡頂上占地三百多平方米的墓地也被稱為“八寶山第一墓”。

公墓正門兩側則是二墓區和三墓區，安葬位共有530餘個，多是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逝世的縣團級領導幹部，和科教文衛領域知名人士。根據20世紀50年代北京市民政局的規定，墓地大小按照幹部級別分有三個等級。

另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骨灰牆。那些不夠級別進入骨灰堂的，會被安放在骨灰牆上，每個位置大約A4紙大小，牆上刻有逝者姓名，生卒年月和生前照片，有的還會粘上衣鉤，便於插放鮮花，骨灰則被封於牆內。

蔡小心有8位親屬安葬於八寶山，他深切感受到級別的差異。根據《北京市八寶山革命公墓骨灰安置審批工作若干規定》，八寶山的准入門檻是“司局(師)級以上幹部”，不過，像他父親這樣的副部級或大軍區副職以上的幹部，審批材料要交給中組部、總政治部或中央統戰部，而其他司局級逝者，反而只需交幹部任免表或待遇審批表。

級別不同，最大的差異是安放位置。蔡小心的父親生前是大軍區副職，可進入骨灰室，他的二姐因被評為見義勇為烈士，可以安葬於八寶山，但只能上骨灰牆，他的乾爹、開國上將楊得志則在一墓區擁有一塊占地面積三四平方米的墓地。

一墓難求

然而，八寶山漸漸面臨著一個無法回避的現實，原有的150畝墓地已無法滿足需求。

61歲的陳曦至今還記得20年前在八寶山安放親人骨灰的情景。她是開國少將陳宜貴的女兒，家中有七八位親屬的骨灰安放在八寶山。

1994年1月，陳曦的公公逝世，按照級別，公公的骨灰可安放在骨灰室內。陳曦記得，當時的東3室裏空空蕩蕩，還為公公挑選了個好位置。3年後陳曦的父親去世，骨灰室裏已經放滿，以致父親骨灰不得不放在臨時安放處。2003年，陳曦的母親去世，骨灰牆上還能順利安放，但到2005年她的婆婆去世時，骨灰牆上已經沒有空位了，婆婆的骨灰被放置在八寶山一個簡陋的房子裏排隊等待，數月後終於排到位置。

墓地緊張帶來的是價格上漲。蔡小心告訴記者，家裏人一直想在北坡上為父親選一塊墓地，“本來覺得可以再等等，沒想到價格越來越高。”

陳曦也證實了這一說法。她的一位親屬在2000年左右花十多萬在八寶山買了不到3平方米的墓地，5年後另一位親屬逝世購買，價格已漲到20多萬，面積也縮小到幾平方尺。記者看到二墓區內仍有一些無字碑，一位工作人員告訴記者，現在的價格為30萬，“但早已經沒有了，那些無字碑是家屬早就買了，但骨灰還沒有遷進來。”

骨灰牆的價格也水漲船高。2005年前後，每20年的租位價格約3000元，8年後，價格是每20年1萬元。即便如此，八寶山每年仍會接到大約1000份骨灰存入申請。

2005年，八寶山新征得北面260畝山地，開始建設；一年後，東院也開始擴建，規劃的新骨灰牆可提供6800多個位置，一期工程結束，3500多個骨灰龕位投入使用時，曾有2000名逝者家屬通宵排隊選號。

2013年9月，北京市規劃委公佈了八寶山北院的規劃圖，新建的北院面積達17.6萬平方米，長達620米的骨灰廊可提供10020個骨灰龕位，預計於2014年6月完工。對於投入使用的具體時間和龕位價格，八寶山工作人員告訴記者，“要等上級通知”。

一墓難求之下，八寶山則實現了自收自支。據《南方週末》2005年報道，早在2005年，僅有50多名工作人員的八寶山年財政收入就達到1000萬元。

由“革命”向“國家”轉型

並不是所有逝者都想留在八寶山。近幾年，不少黨和國家領導人以及高級將領的後人，陸續將逝者骨灰從八寶山遷回故鄉，有的是滿足逝者遺願，有的是受到家鄉政府的邀請，更多的是出於葉落歸根的傳統考量。1999年，彭德懷的骨灰迂回湘潭老家；2009年，賀龍骨灰回到家鄉張家界的賀龍公園；2011年，陳賡的骨灰遷至湖南湘鄉的故居中安放；2013年，中共“五老”之一的林伯渠的骨灰也從八寶山遷出，回到湖南臨澧老家。

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家屬告訴記者，按照父親的遺囑，家人在20世紀90年代將骨灰遷回了南方老家。她說，父親級別為大軍區正職，按照八寶山管理規定，遷出也經過中組部和總政治部的程序批准，父親在老家的墓地有七八十平方米，安葬儀式嚴肅而莊重，父親生前單位領導和家鄉政府領導都出席並講話。

有的只是小規模“搬家”。2009年，開國上將蕭克的骨灰從八寶山的骨灰堂遷出，葬於一墓區；2011年，原中央黨校校長林楓的骨灰也從骨灰堂中一室遷入一墓區。“有些是為了政治榮譽，有的是為了重回故土，這些都無可厚非。”上述家屬對記者說，留在八寶山的好處是祭掃便利，墓地有人照料。

不過，在她的“紅二代”朋友圈中，遷出八寶山的還是少數。大部分遷出者都是級別較高，受到家鄉政府重視，並已修葺好故居、墓地或紀念公園，長期有專人管理。級別低的逝者顯然不會有這樣的殊榮，因此留守八寶山者占絕大多數。

八寶山隸屬於北京市民政局殯葬管理處，只是一個處級單位。由處級部門管理眾多高級別領導的公墓有時會顯得尷尬。2005年4月，北京市殯葬管理處就曾表示，北京市已開始重新規劃設計八寶山革命公墓，計劃將其建成中國首個國家公墓。然而，9年之後，這個由“革命”向“國家”的轉型仍未實現。

知名學者胡星斗告訴記者，因帶有強烈的政治色彩，八寶山成為人生終點榮譽的象徵。但他也注意到，2013年12月中旬，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於黨員幹部帶頭推動殯葬改革的意見》，其中要求，黨員、幹部要帶頭實行生態安葬，保護生態環境。“不與活人爭地應該是逝世崇高精神之一，換個角度來說，八寶山未來不應該成為關注的熱點。”

（劉子倩/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