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雨凡 湯開建 朱壽桐 林廣志

澳門占地僅20多平方公里，曾有澳門鄉之稱。然而，就是這樣一個蕞爾半島，卻創造了影響近代世界進程的大歷史。她是16世紀中期至19世紀中期遠東地區最繁盛的貿易中轉口岸，吸引了亞洲、歐洲及美洲數十個國家的商賈、教土及移民停留與居住，是東西方各種宗教文化交匯碰撞之地。有學者將澳門喻為“世界型的土地與海洋”， 這一比喻準確地道出了澳門獨特、鮮明的歷史文化特色，凸現了澳門在世界歷史上的重要地位。確實，澳門狹小的空域連接著宏大的全球歷史，獨特的文化蘊藏著深厚的文明積累，這是澳門貢獻給中國和世界的學術財富。對這一財富的挖掘闡釋，使之形成對於人類社會發展有重要價值的知識體系，是建構中的澳門學面臨的艱巨而光榮的任務。

一、學術基礎

澳門學是由來已久的澳門研究的必然發展。作為澳門學的學術基礎，澳門研究從一開始就透溢著中國政治歷史乃至全球化文化交流的宏觀因素，這種關於澳門學的學術原生態決定了澳門學從最初產生之際就越出了澳門自身的內涵，蘊含著中國歷史乃至全球歷史的諸多深刻命題。

葡萄牙人在明朝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即開始進入澳門，並將澳門作為臨時貿易據點，從嘉靖三十六年開始，葡萄牙人已經正式定居澳門，並在澳門建屋築城，尚未對明朝構成隱患。清朝建立後，澳門歸順清朝，不久，清朝開始了圍困台灣鄭氏的遷海行動，並將澳門列入議遷之列。此時澳門葡萄牙人十分窮困，依靠康熙的開海恩例得以維持生活，康熙亦希望借助澳門獲得西方的資訊和舶來晶，澳門葡萄牙人得以承襲舊制，故與清廷相安無事。因此，終明一代，直至清康熙朝，澳門問題始終沒有被提到軍國大事的高度予以認識，也沒有出現對澳門問題展開認真研究的學者與著作。

澳門問題真正得到重視，始于雍正末至乾隆初期。從外部壓力來看，國際形勢的變化，英法、英西戰爭之火燒到了十字門海域，清廷對世界的認識以及來自西方的威脅逐漸加深，澳門也因此成為瞭解和接觸西方世界的前沿，同時成為防範英、法、西等國海上力量的屏障。從內部因素來看，1692年康熙頒布容教令，大批西洋傳教士以合法的身份通過澳門進人中國，除葡萄牙傳教士外，最主要的就是西斑牙和法國的傳教土。澳門成為天主教傳人中國的根據地和中轉站。乾隆即位以後，面對澳門作為外國傳教土主要集散地這一事實，加強對澳門的管治便理所當然地成為這一時期清廷重要的方略。為此，清政府對澳門採取了一系列管治措施:在政治上，在前山設澳門同知、縣丞進駐望廈；在司法上，定《管理澳夷章程》；在經濟上，定澳門額船。隨著清王朝對澳門問題的重視，一批研究澳門的著作開始出現，暴煜所修《香山縣志》，辟專章研究澳門，張甄陶著有《澳門圖說》等3篇長文，乾隆十六年(1751年)，印光任、張汝霖完成了第一部對澳門展開全面研究的著作－－《澳門記略》。該書從多角度對澳門的歷史、地理、民族、人口、政治、法律、經濟、社會、宗教、風俗及語言展開全方位的研究，並以澳門為立足點，以澳門與中國內地及歐、亞、美洲的關系為連接線全面展開，對當時澳門所有重大問題都給予了關注，不僅有相當篇幅對土生葡人的服飾、飲食、宗教、住宅、習慣、甚至語言均進行相當深入的研究，還涉及澳門的建築、音樂、美術、動植物等。毫無疑問，《澳門記略》是一部中國學者對澳門早期認識的百科全書，也可以說是澳門學之嚆矢。

從19世紀上半葉開始，西方學者亦開始對澳門予以關注。1810年，葡萄牙人幫助清政府剿滅華南海盜後，先後向清政府提出了“九請”、“十七請”，其根本問題就是要解決葡人在澳門的主權問題，但始終未獲清政府允許。於是，葡國學者為論証葡萄牙在澳門的主權問題展開了各方面的研究，出現了一批研究著作:薩賴瓦(Joaquim de Sousa Saraiva)主教有關澳門問題的手稿(1806–1814年)、弗雷塔斯(Jose deAquino Guio Guimaraes e Freitas)炮兵上校的《名城澳門史實記錄》(1828年，西方學者第一部研究澳門的著作)、龍思泰(Anders Liungstedt)的《早期澳門史》(1832年)、聖塔倫子爵(viseonde de Santarem)的《關於澳門居留地備忘錄)(1845年)、桑帕約(Manuel山CastroSam-paio)的《澳門的華人》(1867年)、庇利喇(AntbnioFell-eianoMarquesPereira)的《澳門大事記》、(澳門的中國海關》1870年)、費爾南德斯(Jos6GabrielFernandes)的《澳門歷史劄記》(1883年)、弗蘭薩(Bento da Franca)的《澳門歷史補遺》（1888年）等。值得注意的是，這一時期日本也出現了第一部澳門研究著作，即近藤守重的《阿媽港紀略》(1805-1816年)。這些著作雖然帶著明顯的西方立場，但不失為澳門研究的他山之石，使得澳門學在客觀上較早地進入了全球史研究視野。

從20世紀開始，澳門研究獲得了更為普遍的關注，逐漸成為漢學研究中頗為熱門的領域，一批著名的海外漢學家紛紛投入到澳門研究中來，如徐薩斯(MontaltodeJesus)、伯希和（P.Pelliot)、博克塞(C.R.Boxer)、白樂嘉0.M.Braga)、藤田豐八、岡本良知、松田毅一、文德泉（Manuel Teixeira)、潘日明(BenjaminAnt6nlo Videira Pires)等，中國學者張維華、梁嘉彬、戴裔、羅香林、朱傑勤、全漢異等亦投身其中，使澳門研究獲得了長足的發展。到20世紀肋年代以後，由於澳門回歸的政治效應，以歷史研究為中心的澳門研究驟然演變成中國學術界乃至國際學術界的顯學。一方面，澳門研究隊伍出現了大規模擴張；另一方面，湧現出繁雜而數量空前的研究成果。這一時期，澳門研究的主要特點是:中外學者對澳門文獻檔案資料的收集、整理、出版做了十分重要的初期准備，而且在利用新發掘的檔案、文獻資料而完成的研究成果中，明顯具有很大的創新性，更為可喜的是，澳門研究已從過去單一的歷史研究走向了多學科研究，範圍涉及歷史、地理、政治、經濟、宗教、教育、民族、社會、語言、醫療、體育、美術、音樂等領域，亦出現了一批在國際學術界具有影響力的傑出學者和重要著作。

澳門研究從18世紀中葉開始到今天，已經走過了250餘年的歷史，形成了一定的學術積累，但這樣的學術積累基本停留在具體的研究課題層面，不足以支撐－門叫作澳門學的學問。上世紀80年代以來，一批學者為提高澳門研究的學術地位，提出了建構澳門學的一系列設想，仍然未能跳出澳門研究的框架，未能從澳門之于全球文明互動發展的地位、作用和影響的角度展開宏觀的學術設計，因而未能取得面對世界學術發言的資格與效果。澳門學作為一種獨立的學問，須以澳門深厚的歷史及其研究為基礎，建構以澳門歷史和社會現實為核心內容同時又能豐富世界歷史認知的知識系統，擱示出人類文明進程中的澳門圖式及其學術範式，從而為人類文明的發展乃至世界和平的進程提供有價值的參照。

二、學術內涵

澳門學既可界定為關於澳門的學問，所研究的領域理應包括澳門政治、社會、文化、經濟等方面的歷史、現實與未來，更應界定為關於人類知識體系中澳門譜系的呈現，是以澳門為承載和中心的所有歷史認知、世界認知的知識系統的綜合。

任何一個區域都可能有其知識體系，人們因此而構建不同類型的“地區學”，譬如我們熟知的“上海學”、“西夏學”、“嶺南學。等，但是如果一種知識系統不具有縱向的深邃和橫向的寬廣，以及沒有蘊含人類文明發展的某種範式意義，則難以建構真正的學問，即便是已經建立，也難以持續而深入地發展。澳門學材料所呈示的連接歐亞、跨越古今的完整詳備的知識系統以及中西文化相融相交的發展路徑，使得澳門及其所負載的交融多姿的文化在中國乃至世界文明發展過程中都是一個鮮明而鮮活的個性存在，正因為如此，澳門學在知識系統的深邃和寬廣方面，不僅具有別的城市和地域無可比擬的個案優勢，而且其學術內涵和學術輻射力甚至比起早巳成為顯學的敦煌學以及具有鮮明個性的徽學也未遑多讓。敦煌學的內涵，“當以千佛岩、榆林窟諸石窟之造型藝術與千佛洞所出諸隋唐以來寫本、文書為主。”其學術體系承載於5萬餘件遺書、3萬餘件簡牘以及莫高窟、千佛岩、榆林窟等保存的壁畫、彩塑等，內容包括中國古代文化以及古絲綢之路的文化交流等。徽學以徽州文書檔案內基礎，以徽州古文化為研究對象，是具有徽州特色的區域性學術體系。顯然，無論是敦煌學還是徽學，其學術體系都呈現出“已經過去”的區域性、階段性的特徵，而澳門學的知識體系從時間上看，不僅是面對“已經過去”的歷史存在，而且隨著澳門特殊的政治形態和文化形式的存在和延續，更加關注澳門“正在發生”的政治、經濟、文化形態在現階段以及未來的表現形式及其走向，其內涵量既有歷史的文獻性，又有當代的鮮活性；從空間上看，在幾百年間，澳門外引歐洲，內聯中國，是中國與世界聯系的樞紐，也是中西文化相互傳播和影響的驛站，不間斷地記載著明清以來中國與世界交往的各種資訊，直接或間接對東西方近代歷史產生了重大影響。直至今天，澳門仍與以葡萄牙為主的葡語系國家有著廣泛的聯系。可見，其空間跨度既是歷史的，也是現實的。

明清以降，中國內地得領西風異俗及科技文明的風氣，西方世界領略中華文明與東方精神，皆從澳門開始，澳門學的內涵量包括中國近代對外交往的動因、動態及結晶等全部的資訊，因此更具國際化色彩。可以說，“澳門學”等同於“中西近代文化交流的所有知識系統”，其內涵量遠遠超越了小小的澳門本土。擁有如此完整和引人人勝的中國融人世界的知識系統，這是澳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