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4年3月18日起，台灣部分大學生發起占領“立法院”行動，要求重新審查《兩岸服務貿易協議》、推動“兩岸協議監督條例”“立法”。這一事件愈演愈烈，發展成為所謂“太陽花學運”。雖然學生已於4月10日撤出“立法院”，但是此一運動並未徹底落幕，其後續發展及對島內政局、兩岸關系的影響令各界高度關注。4月3日，全國台灣研究會舉行座談會，邀集專家學者對此發表看法。

與會學者包括:全國台灣研究會常務副秘書長楊幽燕、中華全國台灣同胞聯誼會副會長楊毅周、北京聯合大學兩岸關系研究所所長朱松嶺、中國社會科學院台灣研究所社文研究室研究員王建民、綜合研究室研究員徐青、中華文化發展促進會學術研究部副主任孫京波、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台灣研究所助理教授鄭振清、全國台灣研究會研究部主任嚴峻、研究員劉宏、研究員高琛、研究部副主任李賀、助理研究員亢明宇、郭興禹。本刊將會議主要內容進行編輯整理，以饗讀者:

一、此次“學運”是台灣政治、經濟、社會、統“獨”矛盾的集中體現和爆發

楊毅周:此次學生運動之所以能興起並發展至今，主要是五大矛盾的產物:一是馬英九與台灣社會的矛盾。台灣經濟長期低迷，馬施政陷入危機，反馬成為社會主流。二是藍綠矛盾。民進黨與國民黨的鬥爭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民進黨借學生運動打擊國民黨，企圖在年底“七合一”選舉中獲利。三是統“獨”矛盾。由於歷史和現實的原因，特別是台灣社會經過李登輝、陳水扁長達20多年的“去中國化”教育，台灣社會形成一股“逢中必反”的風氣。四是國民黨內部矛盾。馬英九與王金乎鬥爭延續，助長了學生運動。王金平聽之任之，不僅在《服貿協議》上不作為，反而任由學生長期佔據“立法院”。五是世代矛盾。由於台灣經濟發展遲緩，島內新生代對台灣現狀十分不滿，對發展前景悲觀焦慮，在一些別有用心人土的帶領下，做出情緒性反應。

王建民:引發此次學生運動還有三個原因，一是目前島內存在一股強烈的“恐中”、“懼中”與“反中”的情緒或意識，這是對中國大陸崛起的一種焦慮。二是國民黨失去輿論話語權，導致《服貿協議》被徹底汙名化，負面沖擊被過度放大。三是島內社會思潮發生變化，民粹主義、失敗主義、保守主義等負面思潮上升。

朱松嶺:島內權力和政黨之爭是朋艮貿協議》久拖不絕，進而引爆學生運動的另一個潛在因素。一是立法權與行政權之爭。台灣行政部門與立法部門權力之爭從台當局兩岸關系制度框架設計之初就存在，只是到《服貿協議》審議時進一步爆發出來而已。兩個部門鬥爭中本身就摻雜著政黨利益、政黨內部小團體的利益、政黨和立法部門個別人的利益等等。二是兩岸協議的“備查”與“審議”之爭。行政權與立法權在爭奪權力的過程中披上道貌岸然的外衣，這就是對兩岸協議法律效力的賦予方式進行法律術語的包裝，即兩岸協議到底是已具法律效力後的“備查”還是賦予法律效力前的“審議”。三是在野黨與執政黨之爭。民進黨是反對《服貿協議》的最大勢力，根本原因是沒有在兩岸交流中分一杯羹。民進黨也有自己的算計，不敢公然反對內容，其式器主要是訴諸“民意”和“程式”，因而顯得“猶抱琵琶半遮面”。

徐青:此次“學運”的一個重要背景是，在兩岸關系和平發展5年多後，“台獨”勢力的危機感與焦慮感大大上升，另外夾雜著民進党主席選舉和年底“七合一選舉”等因素，島內“獨派”和民進黨操弄學生運動，散佈“反中”、反國民黨情緒，企圖改變兩岸和平發展的大方向，並借機撈取選票。

孫京波:該事件是藍綠矛盾在《服貿協議》問題上的演化升級，發展至此有以下原因:一是民進黨幕後策劃和鼓動聲援，意在打壓馬英九當局，與國民黨爭奪“立法權”。二是馬當局在《服貿協議》審議上處理手法粗糙，被民進黨抓住了把柄，借機發難。三是台灣民眾經過民進黨長期“去中國化”教育，對大陸仍持懷疑、敵視態度。四是國民黨內部矛盾積聚，王金平有意縱容學生。五是學生和民眾受到當前國際上出現的各類民眾抗議事件的鼓動，起而效仿。

劉宏:這次事件反映出深層次背景，即在台灣經濟衰退、社會撕裂的情況下臺灣弱勢群體尤其是年輕人缺少安全感、缺少信任感的表現。因此，這幾年台灣許多社會團體反對馬當局施政。這也是全球性的問題。

嚴峻:一方面，由於兩岸關系的特殊性，國際上的一些慣例難以在兩岸協議中落實。因此，在台灣一些人看來，《服貿協議》不僅是一個法律問題，更是政治問題。馬當局雖然自認為按照法律辦事，卻仍然遭到民進黨等在野勢力的反對，不被部分民眾認可。另一方面，近些年台灣遭遇全球經濟危機的沖擊，馬當局施政持續低迷，島內貧富差距拉大、失業率上升、薪資收入降低，造成學生對自己未來前景不確定性的忐忑心理。

二、此次“學運”有民粹、“反中”、破壞體制等特點

楊毅周:此次學生運動有三個特點:第一，此次所謂“公民運動”的主體是學生，與以前政黨推動的運動有區隔。從反“大埔拆遷”到“洪仲丘案”，以學生為主的台灣社會運動逐步形成氣候，對台灣政局沖擊很大。這些運動絕大多數是大學生，通過網絡聚散，帶有明顯的“後現代政治”的色彩，即具有反權威、反主流、去中心化的特點。第二，“學運”具有非理性的因素，卻得到多數台灣民眾的支持。學生運動打著民主旗號反民主，沖擊法治，帶有強烈的非理性、民粹主義的特徵，連美國學者都出面批評，卻得到台灣社會民眾的支持，體現出民眾對現有體制的失望。

王建民:這次“反服貿學運”實質上是綠營青年學生的“反中”運動。第一，“學運”的骨幹是偏綠的激進派學生代表。林飛帆、陳為廷、黃鬱芬等積極參與民進黨各項助選及社會活動。第二，“學運”的訴求不斷變化與升級，充滿矛盾。訴求從“反服貿黑箱審議”逐漸向“召開公民憲政會議”等政治訴求轉變，多次拒絕馬當局善意回應，導致僵局無法破解。第三，綠營強力介入“學運”，為其提供資訊、設備與物資等。特別是“台灣教授協會”等“台獨”團體為其捐款，提供資金支援。第四，“學運”處處充滿反民主、踐踏法治的現象。“美國在台協會”官員公開表示，不論是民進黨霸佔“立法院”主席臺還是學生占領“立法院”都是非法行為。第五，“學運”具有明顯的“反馬”、反台當局的特徵。第六，“學運”極力爭取國際社會的支持。第七，“反服貿”的主體不是工商企業界人士，反而是學生和社運團體。

徐青:此次“學運”折射出現階段台灣社會意識形態和價值觀特點。一是“反中”、反國民黨的意識形態已經與“民主、自由、人權”所謂“普世價值”緊密結合，成為一體兩面。“民主、自由、人權”取代了“台獨”成為台灣社會的“神主牌”，也成為一切政黨政爭、統“獨”鬥爭操作的幌子。二是島內部分對政治有高度興趣的年輕人受到惡質政治文化影響，理盲濫情，缺乏理性，但這次“學運”標志著他們已經進入台灣政治核心，將成為新的政治世代。三是網絡對“學運”的增強、擴展效應較為突出，未來在社運中無疑是快捷而有效的操作工具。

鄭振清:這次運動是“沒有階級分化的階級政治”。目前，台灣存在貧富分化，但沒有階級分化。這不同於西方，歐洲的階級鬥爭背後都有階級分化，有階級勢力。第一，過去30年台灣的階級流動是暢通的。現在雖然有些變化，但基礎還在。第二，中小企業占台灣企業的98％，規模都比較小。而且其外包制度導致台灣的勞工比較分散，難以有效組織起來，勞工沒有明顯的階級凝聚力。第三，台灣的工會動員靠的還是所謂“兄弟義氣”，不是靠階級對抗情緒。第四，兩岸貿易具有完整的產業鏈，從最底層勞工到高層管理者都深深地參與到兩岸經濟活動中來，勞工很難走上街頭。因此，台灣沒有出現大規模勞工抗爭現象。這次學運不是簡單的公民社會運動，也不是一般的階級對抗表現，而是一種被操控的話語流傳，是沒有階級基礎的。因此，“反服貿”的主體不是勞工人士，反而是學生。

三、民進黨從“學運”中獲利，但缺乏掌控能力

楊毅周:盡管學生運動表面刻意與民進黨保持一定的距離，但顯然是得到了民進黨的大力支持，而且對民進党的發展較為有利。民進黨有可能最終收割學生運動沉澱下來的成果。其中最大的得益者是蔡英文，蔡可能借助學生運動在党主席之爭中獲勝，甚至沖擊2016年選舉。

孫京波:“反服貿”的學生領袖大多來自綠營，價值理念傾向“台獨”，與綠營比較接近，但民進党並未完全操控此次“學運”，兩者存在互相“奧援”成分。民進黨可借此拉抬聲勢。若《服貿協議》逐條審查，國民黨掌控兩岸議題的能力將下降，民進党和公民運動團體的反製作用會得到增強，這對民進黨和綠營“七合一”選戰更加有利。

徐青:這次民進黨以選舉操作為主，不讓國民黨通過朋艮貿協議》得分是其主要目的。其手法，一是瞭解兩岸經貿關系的重要性，不敢全盤“反服貿”；二是為掩蓋其政黨私利，在操作“反黑箱”作業中找到與“學運”連接的合理點，樹立所謂“正當性”，並從借“學運”之力發展到挾持“學運”，不斷的聲援、不斷提供人力物力財力、發動國際NGO支持，努力延續“學運”的勢頭不綴，主導選戰議題，累積選舉能量。三是各天王明星借機表演，撈取各自選票。特別是“學運”除了領頭者本身的政治背景之外，其口號、思路、作為都暗合蔡英文的“和平的民主台獨路線”以及蔡的個人政治風格。

鄭振清:這次運動與民進黨的關系是“若即若離”。民進黨有社會運動的基礎，但陳水扁執政時期背離台灣左派，導致民進黨不被民眾所信任。而蔡英文較為注重社會運動，不斷整合社會運動力量，這次“學運”中很多教師、學生都是與蔡英文有關聯的。但民進黨內其他大老不太重視社會運動，因此“學運”與民進黨是一種“若即若離”的關系。四、事件對島內政局及兩岸關系發展有重要影響

楊毅周:這次“學運”對台灣政局和兩岸關系都造成了沖擊。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