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富滿

從20世紀50年代末開始，中國經濟特別是外貿出口面臨新的嚴重困難。中國政府高度重視對港澳市場的供應，逐步探索出成熟的對港澳市場供應體系和政策措施。對此，現有學術成果或偏重於對“三趟快車”和“東深供水工程”等宏觀層面和重大事件的分析，或從經濟角度集中分析出口創匯問題，綜合考察比較少。本文擬在解讀大量第一手材料的基礎上，結合新中國對外貿易特別是對資本主義貿易的實踐，就內地對港澳市場供應體系和政策措施的基本成熟作一系統的歷史考察。

一

新中國成立伊始，對港澳市場的出口供應工作，就受到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視。20世紀50年代，為了確保外貿出口貨源，中國政府在處理內外銷關係上，逐步明確了“內銷服從外銷”的方針政策。1954年7月，由陳雲起草的中央文件明確規定：“關於商品內銷和出口的關係，除糧食、油料等物資特殊規定限量出口外，其他物資在今後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國內市場的銷售應服從出口的需要。有些商品如肉類，應壓縮國內市場的銷售，保證出口；有些商品如水果、茶葉和各種小土產，應儘先出口，多餘的供國內市場銷售。”這樣，內銷服從外銷成為對外貿易的方針政策之一，在事實上也充當了外貿部門爭取貨源的“尚方寶劍”。

1958年“大躍進”運動，中央明確“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的社會主義建設總方針，一定程度上衝擊了“內銷服從外銷”的方針。1958年12月，對外貿易部部長葉季壯在廣東省外貿工作會議中強調要堅持“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國內市場為主，國外市場為輔”。他說：有的同志喜歡把進出口擺在第一位，這是錯誤的。進出口的重要性絕不能超過六億五千萬人口之上。“搞出口，不能和國內自力更生需要的東西抵觸。”這種變化給外貿出口造成了一定困難。據廣東省佛山地區外貿系統的基層工作人員反映：這一方針提出後，該區的生豬、三鳥、蛋品都不出口，塘魚也有所減少，水果、蔬菜、木蓍、澱粉也減縮出口。原先主要供應出口的小土產也強調內銷為主。因此感到方針政策是變了。也有人說，即使方針政策不變，但實際情況是變了。有的認為，當前提出內銷為主、外銷為輔這個方針，對我們爭取貨源是很不利的，年度計劃也不好制訂了，銜接貨源時，人家就說，現在是內銷為主了。

而“大躍進”運動的負面影響，使得對港澳供應的農副產品貨源問題更加嚴重，且在相當一段時期內無法得到解決。“大躍進”運動期間，全國各行各業競放“衛星”，導致畝產成倍、幾倍、甚至幾十倍地“增長”。全國還掀起全民大煉鋼鐵運動，農村勞動力短缺，大量成熟的莊稼爛在地裏沒有收入倉，導致豐產不豐收。另一方面，受浮誇風的影響，外貿部門對於貨源問題盲目樂觀。這不僅導致外貿出口計劃過於“躍進”，而且造成嚴重的浪費。1958年冬，內地蔬菜水果對香港的輸出，部分口岸在某些品種上大量集中，以致市場銷售價格大幅度下降，甚至銷售不完而積壓腐爛。例如，全國果菜會議安排廣西10月份對港輸出板栗為150噸，而實出591噸；11月份輸港配額100噸，1—9日即出200餘噸。香蕉是廣東單一出口的商品，10月份出口實際5274．3噸，為安排數的159．32，雖然降價銷售，但仍不能每次銷清，以致積壓腐爛，11月上旬到港仍達2918．6噸。對此，廣州特派員通電有關各省不得“只注意本口岸數量上的增相輸出”，要求掌握均勻發運。農副產品的出產總量是有限的，前期的冒進和浪費預示著新一輪貨源不足的週期將要來臨。

在各種因素的共同作用下，1958年末至1959年初，內地對港澳市場主要副食品的出口供應，都無預警地出現短缺性危機。如澳門方面，據南光公司報告，自1958年12月至1959年2月初，豬肉、家禽、塘魚及蔬菜等鮮活副食品晚到或無到，市場呈現緊張，不能滿足市場需要。據廣東省委反映，各地對港澳副食品出口的供應情況不大好，主要是各地都未能完成供貨計劃。按照中央分配的配額數字，各地1959年2月份完成情況很不理想：廣西家禽僅完成8．32%；湖南生豬完成35．72%，家禽8．45%；福建生豬完成35．96%，牛1．6%；湖北家禽完成0．6%。3月份的情況更糟：廣西生豬完成34．75%，家禽7．11%；湖南生豬完成33．84%；福建生豬完成20．45%，牛9．6%。

由此可見，截至1959年，中國政府對港澳市場的供應體系與政策措施尚未成熟，無法做到充足而均勻地供應。以上危機的湧現，亟需一套完整而成熟的制度來應對。

二

到20世紀60年代初，中國政府採取強有力措施，迅速恢復了對港澳市場的穩定供應；同時堅持標本兼治，逐步探索出較為完善的供應體系和管理制度。其中最具成效的，是出口商品生產基地的建設和配額管理制度的完善。

(一)以強有力措施恢復供應

黨中央、國務院高度關注供應港澳地區副食品短缺問題。1959年2月，中央批轉糧食部和對外貿易部黨組“關於當前出口大米、食用油供貨情況的報告”，責成各有關省區黨委，立即採取緊急的有效措施，保證按照規定的數量、質量和時間完成國家出口計劃。3月11日，中央批轉“對外貿易部黨組關於執行對外貿易計劃中存在問題的請示報告”，提出外貿出口“五優先”的要求：對於出口商品，應當安排在先、生產在先、原材料和包裝物資供應在先、收購在先以及安排運輸力量在先。中央要求各省市自治區應成立一個對外小組管理這方面的工作。以上是針對整個外貿出口而言的，而對港澳市場供應是其中的重要目標之一。

1959年2月24日，中央批轉的一份報告明確指出：對港澳副食品供應問題極為重要，必須解決。我們通過對港澳的貿易，每年可以拿到2億以上的美元，單對港澳出口副食品一項，就有7000萬美元，必須引起重視。目前，港澳副食品價格上漲很多，當地商業界和居民都有抱怨情緒，反動報紙對我們大肆進行污蔑。這不僅是一個重要的經濟問題，而且是一個政治問題。我們要求各有關省市對中央已經佈置了的對港澳的出口任務，努力保證完成。

3月，中央又專門發出《關於保證供應對港澳副食品出口的緊急通知》，除要求“廣東應該盡最大的努力”外，其他有關各省(自治區)也必須將對港澳出口的副食品的供應工作作為一項政治任務來保證完成，必須立即採取有效措施，保證按照中央安排的對港澳副食品出口數字如期供應。 在政策的導向下，全國各供貨部門、交通運輸部門和各省、市、自治區都迅速行動起來，大力支持外貿出口工作，形成了轟轟烈烈的全國性外貿收購、調運和出口的突擊運動。例如廣東，1959年2月初，省委書記兼省政協主席陶鑄在與列席廣東省政協會議的港澳知名人士座談時，就特別提出“保證港澳副食品供應問題”。3月1日，省委又就檢查對港澳生豬和塘魚出口問題，給海南區黨委和各地、縣委發出通知：“要求所有有出口任務的地、縣委，立即檢查一下轄區完成出口任務的情況，並採取措施堅決按時完成任務，在首先保證出口任務的原則下，再安排內銷。” 　　但對港澳農副產品供應狀況仍繼續惡化。據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梁威林的報告，到1959年4月初，蔬菜、生豬、生牛、家禽、塘魚等的出口情況並未好轉，反而仍在減少。幾種主要副食品均未能按配額供應。我副食品在香港市場的比重有下降之勢，加以部分來貨質量較差，供應和售價都受到影響。對澳門的供應也未能滿足市場需求。據此，廣州特派員提出以下恢復對港澳供應的緊急措施：(1)大力組織貨源，積極解決必要而急需的原材料和包裝物料等，各地還應大力組織計劃外的適合外銷的品種出口。(2)堅決貫徹“重質先重量”和“重合同守信用”政策，嚴格檢查品質提高質量。(3)“趕前不拖後”，三季度要大趕，避免四季度過分集中。(4)認真調查研究國外市場的動向及各國的經濟政策、法令和措施。(5)積極爭取港澳華商和僑商，大力鞏固原來的推銷網，對於經營困難而支持不了的經銷商予以適當照顧。針對當前東南亞國家的實際情況和特殊環境，應充分發揮香港的轉口作用。(7)發揚全國一盤棋的精神，加強協作。(8)運輸問題仍是個關鍵性問題，必須充分重視及作好準備。

在此緊急措施下，貨源問題至1960年有所改善。例如廣東，出口比1959年增加10．83%，約600萬美元，占全國對港澳出口總值的38%，占全省對資出口的62%。部分鮮活商品也比上年有所增加，占全國供應香港總數的較大比重，如生豬占42．6%，塘魚占100%。但經營管理工作方面出現不少問題，特別是鮮活商品還是薄弱環節。此後，有關部門堅決貫徹執行恢復和保持在港澳市場優勢地位的方針，積極組織貨源，對港澳地區的副食品供應在1962年基本恢復正常。例如，中國糧油食品進出口公司1962年上半年對港澳出口實際4216萬美元，完成上半年計劃3950萬的106．7%不僅比1961年同期3071萬美元增加1145萬美元，而且還比1957年同期出口3938萬略有增加。幾項主要商品如活豬、鮮雞蛋已經能夠滿足市場的需要，逐步奪回被日本、泰國等佔據的市場。從副食品銷售金額來看，至6月20日已超額河北、雲南等口岸；已經完成90%。的有福建、上海、河南；進展較慢的如廣西、遼寧，也分別完成75%。和75．6%。

(二)建設出口商品生產基地

建立出口商品生產基地，是新中國擴大出口商品的重要舉措，也是穩定對港澳出口供應的戰略性措施之一。在中央作出決策並在全國範圍內推廣之前，“各省市自治區都已初步建立了一些出口商品生產基地(包括專廠、專礦生產)，積累了一些經驗，收到了一定的成效”其中，毗鄰港澳、供應港澳市場任務較重的廣東對此進行了早期探索。廣東順德縣的塘魚在1954年就已劃定外銷區，不過當時沒有冠以基地的稱號而已。1958年12月，廣東提出了建立出口蔬菜生產基地的方案。該方案認為，建立出口商品的生產基地，可解決內銷與外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