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改革開放取得豐碩成果的今天，我們更加深切緬懷為中國改革開放作出過重要貢獻的習仲勳同志。從1978年4月初到廣東，到1980年11月到中央工作，習仲勳在廣東工作了兩年八個月。他在改革開放的歷史轉折時刻不負重托，平反冤假錯案，大膽探索，為廣東的改革開放奠定了基礎，使廣東成為中國改革開放的開路先鋒。

求真理 平反冤假錯案

作為祖國南大門的廣東省，歷經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動亂之後，國民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習仲勳到廣東工作後，深感自己責任重大，在廣東的兩年多時間裏，他以大無畏的氣魄和高度的歷史責任感，力主解決廣東的問題。他主政廣東作出的一項重大舉措，就是大力平反冤假錯案。

廣東省是“文化大革命”期間林彪、“四人幫”嚴重幹擾破壞的重災區，其中最令人髮指的冤案就是在海陸豐製造的反彭湃的反革命事件，致死160多人，傷3000多人。

彭湃，廣東海豐人，中國農民運動的開拓者和理論家，海陸豐蘇維埃政權的創始人，被毛澤東稱為“農民運動大王”，1929年8月30日在上海龍華英勇就義。就是這樣一名為中國革命作出重要貢獻、深受人民愛戴的革命家，在“文化大革命”中卻被誣陷為“叛徒”，彭湃烈士的親屬和維護革命烈士英名的幹部群眾也遭到殘酷的鎮壓。

生於1928年的彭洪，是彭湃的第三個兒子，20世紀50年代，彭洪先後擔任海豐縣委組織部長、縣委副書記、縣長等職。60年代，彭洪擔任華南農學院黨委委員。1966年6月，彭洪遭到批鬥。之後，彭洪被免去黨內外一切職務，到農場放牛。 彭洪入獄後，家人兩次給他送去了《毛澤東選集》和生活用品，他在獄中給家人複過兩次信之後，便再沒音信。1968年8月中下旬，彭洪的愛人陳平得知，彭洪被轉移到海豐去批鬥。十幾天後，傳來了彭洪“畏罪自殺”、“自絕於黨和人民”的消息。噩耗傳來，彭家人悲憤萬分。在彭洪去世後，陳平帶著兩個孩子被下放到粵北山區的一個幹校，在那裏待了五年，直到1973年才獲准返回廣州。陳平及彭家親屬始終不相信彭洪是自殺的，要求調查彭洪的死因，但每次都石沉大海。

1967年4月，與彭洪一起被關押的黃秀文在押送途中患病，他利用看病的機會逃離廣東，一路乞討到了北京。黃秀文在解放初期曾受國務院邀請，到北京參加國慶觀禮，到聶榮臻家作過客。當黃秀文到北京後就在聶家附近等候。一天，當聶榮臻的汽車出現時，黃秀文急忙上前攔車。當聶帥看見黃秀文時甚為驚訝，關切地把他拉上車。黃秀文向聶帥彙報了反彭湃事件和彭湃母親周鳳受迫害得不到醫治的情況。聶帥大為震驚，表示要解決好此事。不久，中央文革和國務院根據中央指示，聯合致函廣州軍區，要求儘快把周鳳接到廣州治病。但是，海豐縣極左勢力很快進京，前來阻撓。直到1967年11月中旬，廣東省革委會負責人才按照中央的指示，通過省民政廳，在海豐駐軍和群眾的幫助下，將周鳳從海豐接到廣州治病。周鳳於1973年3月12日在廣州辭世，享年102歲。

1967年8月26日，反彭的幾個頭目操縱群眾組織，向各公社發出電報，誣稱維護彭湃烈士英名的幹部群眾破壞學“毛著”積極分子代表大會，圍攻、毆打參加會議的代表。隨後，幾個公社立即組織了5000多人的武裝隊伍，攜帶機槍、衝鋒槍、步槍等進入海城鎮，沿途任意開槍。遭“圍剿”的群眾紛紛上山躲藏。彭湃的幾名親屬在這次暴行中相繼遇害。1967年“8‧26”事件後，周總理下令收繳槍支，停止殺人，不准圍捕上山群眾。然而，兇手竟然上街遊行示威，張貼“猛揪國務院後臺老闆”等反動標語。他們大搞株連，對死難者家屬進行慘無人道的迫害。

1973年，黃秀文再次逃到北京，在聶榮臻元帥辦公室周秘書的幫助下，到中南海見到了敬愛的周恩來總理，周總理仍然記得黃秀文。1927年10月南昌起義失敗之後，當時周恩來、葉挺、聶榮臻等人在擔任南塘區委書記的黃秀文和他父親黃依成等當地同志幫助下，渡海赴香港。周恩來身患瘧疾，連日高燒，處於半昏迷狀態，一直住在黃秀文家，是黃依成、黃秀文父子每天背著周恩來去找郎中看病。周恩來的病治好後，黃秀文等人用小漁船將周恩來、葉挺、聶榮臻等人搖渡護送到香港。當黃秀文向周總理彙報了海陸豐發生的令人髮指的反彭湃血腥事件以及彭湃遺屬慘遭不幸和自己遭到批鬥的詳情時，周總理極為震驚，親批了字條交給葉劍英。

1978年6月18日，習仲勳和省委有關負責人專項聽取關於海陸豐問題以及南路（即湛江、茂名等地）地下黨問題的彙報。習仲勳結合所掌握的大量證據和事實，認為為彭湃及親友平反的時機到了，下決心要為在反彭湃冤案中死難的和受迫害的幹部群眾平反昭雪。

根據習仲勳的指示，1978年夏天，聯合調查組進駐海豐。調查組歷經半年多調查，查明了反彭湃烈士事件的真相。1978年11月，調查組通過走訪，找到一名曾參與掩埋彭洪屍體的農民，並根據他提供的線索，找到了一具遺骸。再根據陳平描述的彭洪特徵，調查人員判定，這正是彭洪的遺骸。1978年11月10日，海豐縣委為彭洪舉行了追悼大會，其他受株連的幹部、群眾也得到平反。參與迫害的人，受到了嚴懲。

促改革 廣東先行試驗

在改革開放的初期，習仲勳為在困境中的廣東省贏得中央的政策支持，為使廣東成為中國改革開放的窗口打下了基礎。

1978年7月上旬，習仲勳到寶安視察。他看到深圳河兩岸反差很大，百感交集。廣東省在歷史上曾為中國革命作出過巨大貢獻，但解放後由於處於南海前線的特殊原因，又經十年動亂的幹擾破壞，廣東經濟遭到嚴重的挫折。

1978年12月，中央召開了具有深遠意義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這次會議之前，中央在北京召開中央工作會議，習仲勳在會上作了題為《廣東的建設如何大幹快上》的工作彙報。他說：“從廣東來看，要大幹快上，當前面臨的困難還很多……我們也希望，中央能給廣東更大的支持，同時多給地方處理問題的機動餘地。比如農業機械化，如果中央允許我們吸收港澳、華僑資金，從香港引進一批先進設備和技術，購進電力，進口部分飼料，就可以一方面先把國營農場、畜牧場、海水養殖場等武裝起來，作為示範，培養人才，取得經驗……”這是習仲勳希望突破舊體制的構想，也代表了當時對改革經濟管理體制和發展生產力的渴求。

1979年4月，習仲勳赴京出席中央工作會議。這次會議主要是討論國民經濟調整問題。習仲勳在發言中說：“廣東作為一個省，等於人家一個或幾個國。但現在省的地方機動權力太小，國家和中央統得過死，不利於國民經濟的發展。我們的要求是在全國的集中統一領導下，放手一點，搞活一點。這樣做，對地方有利，對國家也有利。”

他直截了當地向參加會議的中央領導同志提出：廣東省的發展應針對其特色地理位置，廣東鄰近港澳，華僑眾多，鑒於港澳地區對廣東省的影響以及台海軍事對峙態勢的變化，希望能夠充分利用這個有利條件，積極開展對外經濟技術交流。

他還提出建立“貿易合作區”的設想，在毗鄰港澳的深圳市、珠海市和重要僑鄉汕頭市劃出一塊地方，單獨進行管理，作為華僑港澳同胞和外商的投資場所，按照國際市場的需要組織生產。他的提議，“中央領導同志很重視”，鄧小平更進一步要求廣東大膽實驗，創辦特區，作為開放的窗口，“殺出一條血路來”。

1979年7月，黨中央、國務院正式批准廣東在改革開放中實行特殊政策、靈活措施，決定先在深圳、珠海兩市劃出部分地區試辦出口特區，待取得經驗後，再考慮在汕頭和福建的廈門設置特區。 1980年8月26日，葉劍英主持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五次會議，批准頒佈《廣東省經濟特區條例》。

今天，當我們重新回顧共和國那段不尋常的歷史，回顧習仲勳面對廣東“文化大革命”的創傷，堅持真理、實事求是，力挽狂瀾，撥亂反正，推動廣東省生產建設走上快速發展的軌道的功績，這位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光輝形象又浮現在我們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