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離中南海不足一公里的北京西長安街南側，坐落著一幢沒有任何標誌的大樓。

大樓坐北朝南，與東西兩側的配樓、南側的門樓合圍成一座三合院式的封閉院落。院內的中央綠地、東西兩側的下沉式庭院以及周邊寬闊的綠化帶，共同營造出一種寧靜氛圍。為了烘托這種寧靜，建築師甚至在南門樓頂部設計了一個在北方很少見的屋頂花園。整組建築，與西長安街對面繁華、喧囂的西單商圈形成了強烈的反差。

這裏，就是中共中央組織部(簡稱中組部)的所在地。

作為這座曾獲得中國建築工程最高獎——魯班獎的建築的設計者之一，華東建築設計研究院總建築師汪孝安曾將業主的設計要求概括為：“民族風格與現代風格相結合，莊重、實用、不豪華。”在樓內辦公的中組部又何嘗不是這樣?

作為幾乎與中共同時誕生的部門，中組部在過去90年間，形成了一套完整、嚴密的工作體系以及獨特的文化氛圍，成為中共執政必不可少的核心機構。但同時，隨著時代的發展，它又處於一個巨大的變革之中，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

有人將中組部比作全球最大的HR(人力資源部)，管理著全國8000多萬黨員、大約60萬黨政領導幹部。但這項工作的複雜性和不確定性，顯然是跨國公司的HR無法想像的。

幹部職務名單制的建立

中組部雖然成立很早，但正規的工作業務和工作秩序，一直到解放戰爭時期才建立起來，而真正成型，則要推遲到解放後的50年代。

1948年10月，毛澤東給當時的中組部部長彭真寫信，要求中組部應給各中央局、分局組織部門發一個通知，規定請示報告制度，並不斷督催，以建立起中組部的業務。11月，中組部發佈了《關於組織部門業務與報告請示制度的通知》，在彭真的領導下，由安子文具體負責，開始大力建設中組部的機構和業務。

建國以後，時任中組部常務副部長的安子文，向毛澤東和劉少奇建議，“擬仿照蘇共的幹部職務名單制的辦法”，建立中國的幹部管理制度。按照這套辦法，黨、政和社會團體中，所有重要職務以及任職幹部都必須登記在冊;調動任免時，需根據名單，對幹部進行預先審查、選拔推薦、批准任命。

1952年，劉少奇在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組織工作會議上說：“從最初級到最高級的幹部，每個人都要有一定的機關來管理。這個制度，我們稱之為幹部職務名單制。”

1955年1月，中共頒佈了第一份幹部名單——《中共中央管理的幹部職務名稱表》。這份名單囊括了當時地廳級以上所有幹部，全部交由中組部直接負責管理。在組織系統內部，這些幹部被統稱為“中管幹部”。

從1955年9月開始，各個省和部委仿效中央，制定了各自管理的幹部職務名稱表。全國逐步建立起了由中央和各級黨委領導、中組部和各級組織部統一管理的分部分級管理幹部的制度。

一位曾在中組部工作多年的幹部對《中國新聞週刊》記者說，簡單講，中國的幹部管理體制就是兩條，第一條是“党管幹部”，第二條是“職務名單表”。各級組織部按“權限”，管理自己“名單”上的幹部。“直到今天，這套制度基本沒有大的改變。”

下管兩級到下管一級

過去幾十年間，“名單”的範圍進行過幾次大的調整。

1984年，中央決定各級黨委對幹部的管理由原來的“下管兩級”調整為“下管一級”。中組部原部長張全景對《中國新聞週刊》記者說：“除了省部級幹部外，本來地廳級、司局級幹部也歸中組部管，當時把這個權力下放給了地方。這樣，中組部就只管省部級幹部了。”

隨著這次調整，中組部負責管理的“中管幹部”人數由13000多，縮減到4200多，擔子一下輕了很多。

據當時中組部的一位工作人員回憶，“文革”後經過撥亂反正，大批老幹部恢復了工作，但當時還沒有建立起正常的幹部離退休制度，幹部數量增長過快，以致各級組織部門不堪重負。中組部統計顯示，80年代初國務院26個部委的司局級幹部已達到1415名，比剛解放時翻了幾倍。

這位工作人員對《中國新聞週刊》記者說，建國初，各部委司局級以上的幹部開會，一個懷仁堂就可以全坐下。等到打倒“四人幫”，開會就不得不去人民大會堂了。

1984年之後，“中管幹部”的名單又經歷過幾次調整。期間，中組部一度曾將下放的權力收回，以遏制地方提拔幹部失控的局面。80年代末，各級組織部門的管理權限開始步入常態，並延續至今。

關於現在中組部的職能範圍，英國《金融時報》曾做過這樣一個對比。

美國通用公司是目前全球員工最多的公司，它擁有75萬名直屬雇員，這個數字超過美國海軍和海軍陸戰隊的人數之和。此外，還有50萬名經銷商和150萬左右的廠商雇員靠它吃飯。但與中組部相比，通用公司HR的管理範圍不值一提。

為了讓外國讀者瞭解中組部的職能範圍，文章假想在華盛頓有一個類似的部門。那麼它所負責的人事任命將包括：美國各州的州長和副州長，各大城市的市長，聯邦監管機構負責人，通用電氣、埃克森美孚、沃爾瑪及其他50來家最大公司的首席執行官，《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和《華盛頓郵報》的總編輯，各電視廣播公司和有線電視臺的老闆，耶魯、哈佛及其他重點大學的校長，以及布魯金斯學會和美國傳統基金會等智庫的領導。

後備幹部

在建立幹部職務名單制之初，中央就已經在考慮，將後備幹部的培養制度化。

1953年，中央就提到要仿效幹部職務名單制，建立後備幹部名單制度，“將發現培養和提高後備幹部的工作，看作各級黨委和一切管理幹部部門的經常任務之一”。

1964年，毛澤東多次提出了培養接班人的問題。中組部牽頭，啟動了“接班人”計劃。但這項工作被後來的“文化大革命”所中斷。

改革開放後，培養接班人，成為中組部一項極為重要的戰略任務。中共元老、曾在延安時期擔任中組部部長的陳雲曾多次強調：幹部隊伍保持梯隊的結構，可以使黨的事業後繼有人，代代相傳。

1982年，在陳雲的提議下，中組部成立了青年幹部局(簡稱青幹局)，專門負責後備幹部的選拔和任用。

青幹局對後備幹部的管理也是通過“名單”來實現的。中組部原青幹局局長李志民對《中國新聞週刊》記者回憶說，到1985年，“名單”上的各級後備幹部人數已超過了10萬。其中，中組部掌握的省部級後備幹部1054人，各省組織部、各部委人事司管理的地廳級後備幹部18000人，餘下的96000人則是地市州組織部負責的縣處級後備幹部。

不過，與“幹部職務名單”不同的是，“後備幹部名單”上的幹部本人並不知道自己在這份名單上。

談話與座談

組織部考察瞭解幹部的方式很多，但最有效的手段卻是一種老式做法：與被考察對象談話。事實上，直到現在，與被考察對象談話仍然是組織部考察瞭解幹部最主要的方式。

中組部原部長尉健行對組織工作有過這樣一段表述。他說，熟悉幹部是組織部的職業要求，必須親自接觸、親自談話。別的方法都可以研究，但都代替不了親自接觸、親自談話這個方法。

前述中組部幹部對《中國新聞週刊》記者說：“在我們組織部門的工作意識中，幹部考察是否深入，談話的人數多少、範圍大小，是個主要的衡量標準。考察幹部不談話或者少談話，這個考察就缺少有效性。”

據這位幹部介紹，為了考察一名正部級幹部人選，被中組部約談的對象有時可以達到上百人。“只要是被考察對象工作過的單位都要去，有工作關係的人都要找，一些有疑點的問題都要想辦法解開。”

1985年，為選拔北京市領導，中組部幹部考察組與北京市委工業部一位副部長進行了一次談話。

這次談話的地點在考察組下榻的北京大都飯店，三名中組部幹部參加談話，北京市委組織部的一名工作人員負責記錄。談話內容主要是被考察對象的工作、思想以及生活情況。

這位被考察幹部從他年輕時的經歷，一直談到當前的思想認識，中間還回憶了他父親對他的影響。他提到，父親的問題對他影響很大，他屬於幹部子弟裏面從小就有自卑感的人，可能一生都要在父親的身影下度過。

整個談話中間，沒有誰提什麼問題，只有被考察對象一個人在獨白。

直到今天，“組織部找談話”都是一件非常嚴肅、重要的事情。被考察對象說的每一句話，以及談話時所表現出的態度，甚至一個細微的動作表情，都有可能成為上級任免的依據。

談話中，有時還會讓被考察對象即興寫點東西，如開列一個自己讀過的書目、寫一個簡短的自我評價等等，以盡可能全面、詳細地掌握被考察對象的各方面情況。

座談會，也是組織部門考察瞭解幹部的一種傳統方式。

這種方式的優勢是，可以對多個被考察對象進行比較、篩選。如果有人在會上有一點特殊的表現——比如經過精心準備，使用非常生動的語言做了一個既簡明又系統的發言，或是發言中有一兩句比較生動的警句或引用了幾句朗朗上口的群眾語言，他就可能給會議主持者留下非常深的印象，影響到他日後的使用和提拔。

新方法

但中組部很早就意識到，僅靠談話瞭解幹部，有其局限性。

“敢說真話的人少了，當地關係也複雜，考察工作進行起來很困難。”張全景在幾年前的一次採訪中告訴記者，組織部門也不想用錯幹部，很多時候是考察不清，發現不出來。像貴州省原省委書記劉方仁、黑龍江省政協原主席韓桂芝的問題，過去就沒有考察出來。

1986年，為了更客觀、更科學地評價和選拔幹部，中組部啟動了一項名為“幹部工作新方法研究”的計劃。

王軍銜是當年中組部具體負責這項計劃的青年幹部。他告訴《中國新聞週刊》記者，這是一個很龐大的項目，研究內容包括對幹部能力素質的測評、考核幹部的方式和方法以及提高幹部能力素質的方法，等等。

這個計劃吸收了當時即便在發達國家都非常前沿的心理學量表測試和計算機應用技術。“大跨國公司當時有的，我們都有。”王軍銜說。

80年代，中組部在培養後備幹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