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媒體報道，全國政協常委、復旦大學教授葛劍雄透露,他在全國兩會上關於制定離任國家領導人禮儀規定,明確退休官員待遇的提案已經得到答復。提案承辦單位稱,正在對省部級幹部生活待遇規定進行修訂,黨和國家領導人生活待遇規定也正在研究修訂。這則提案因提到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待遇問題，所以備受關注。此前，媒體也曾透露過有關領導人待遇的新聞，最受關注的一次是2011年6月20日，時任中央政治局委員、上海市委書記俞正聲在上海交通大學黨的會議上，公開了自己月薪為11000元人民幣。他還說，“不高也不低，比韓正市長稍低些。”
國家領導人工資是多少？他們的花銷是多少？下麵我們就來扒一扒開國領袖們的工資和他們的花銷情況。
毛澤東：“錢這個東西是很討厭的……總歸還得有”
1955年，國家公務人員結束過去供給制和工資制並存的雙軌制，開始執行等級工資制。以周恩來為首的領導小組開始編制工資方案，實行“四定”，即“定職、定級、定銜、定薪”。按照國務院第一次擬定的工資方案，行政級從1級到24級，一級是軍委主席毛澤東（大元帥）600元；二級是副主席、總理，550元，包括朱德、劉少奇、周恩來等；三級是元帥，500元，包括陳雲、鄧小平和各位元帥；四級是大將，450元；五級是上將和大軍區、省、部級正職，400元。方案呈報到毛澤東那裏，他在看後說：“我看不妥，這樣不利於團結，貧富差距要縮小嘛！”其後，在一次會議上，毛澤東又說“你們讓我當大元帥，是把我放在火爐子上烤我呀!一級幹部就我毛澤東一個人，你們都是二級、三級，我毛澤東太不夠意思、太不夠朋友!我們把一級讓給馬克思、恩格斯，把二級讓給列寧、斯大林，我和你們一樣，都是三級幹部。”
於是，周恩來等又想出了一個折中方案，原劃分的24個行政級別未變，工資稍有改動。最終的方案是：一級594元，二、三、四、五級依次為536、478、425、387元。級與級之間最多相差50多元，最少只相差5元。因地區類別不同（全國劃分為4－11類），同級地方幹部相差10－40元。按照“血比汗值錢”的原則，軍隊幹部比地方幹部平均高出30元左右。
這套等級工資制是從老大哥蘇聯那裏學來的，毛澤東雖不滿意，但也很無奈。1956年蘇共二十大後，蘇聯模式的弊端日益暴露，毛澤東在八屆二中全會上又對等級工資制提出了批評：“現在高級幹部拿的薪金和人民生活水平相比，懸殊是太大了，將來可以考慮減少一些薪金。”國務院據此迅速擬訂了降薪方案：黨政高級幹部，即行政十級以上幹部全面降薪。降薪後，行政一級降為504元；二級降為454元；三級降為405元。
評級、評銜涉及個人利益，經常需要做出平衡調整。為了照顧那些資歷老、戰功大，但職務、軍銜較低的人，也對特定的人給予“低職、低銜、高行政級”待遇。如山東大學前校長成仿吾，行政級評為五級，相當於上將和正省級。對於統戰對象——擔任重要職務的非党人士，有所照顧，待遇甚至略高。最突出的事例是宋慶齡，被評為行政一級，當時全國被評為一級的僅有她和毛澤東兩人。其他的如著名僑領陳嘉庚被評為三級；章伯鈞為交通部長，工資為行政三級等等。
但在次授銜評級中，也有主動要求降級的。大將許光達就曾兩次給中央軍委毛澤東和周恩來寫信、打電話，申請降銜、降級，雖未獲批准，但在全軍傳為佳話。
三年經濟困難時期，國內經濟蕭條，出現了饑荒。身為黨中央副主席的陳雲帶頭提出給自己降級、降薪，毛主席拍手稱好，說：“要降，我們一起降嘛！與全國人民共渡難關！”1960年9月26日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發出通知：三級降12%，四級降10%，五級降8%，六級降6%，七級降4%，八級降2%，九至十七級降 1%。毛澤東、周恩來等主動把工資降到三級，統一調整為404.8元，自此直到毛澤東周恩來等去世，這個標準就一直未動。
毛澤東家是“月光族”
當時城市居民每人每月的平均生活費僅為八九元，三四十元的月工資能養活一個五口之家。按這個標準，領導們的工資也不算低，但由於各種原因，他們的生活並不寬裕。
吳連登，1964年至1976年在毛澤東家任管理員。據他回憶，毛澤東每月的固定開銷包括黨費10元；他的房屋包括傢具全是租用的，一月費用84元；兩個孩子的學費，原來每人15元，隨著物價上漲，提高到每人30元；江青還有一個姐姐住在這裏，每月生活費30元，也由主席支付；冬天還要取暖費30多元。大約固定花銷為200元。
毛澤東家裏的幾大開支，吃飯大約每月100元左右，吳連登說：“哪怕是從中南海供應科拿回一棵菜，也要付錢。主席還有很多民主黨派的朋友，請黃炎培、章士釗他們，也是主席自己掏錢。”
毛澤東唯一在生活上有要求的，就是煙和茶。抽煙要花去100元，還有幾十元的茶葉。吳連登說：“茶葉，主席一直喝龍井。但抽煙，卻讓我們費盡了心思。”“主席戰爭年代抽過旱煙，抽過從國民黨繳獲的紙煙和其他雜牌煙。解放後，還抽了幾年的三五牌香煙。也抽過中華、熊貓。1969年，主席對雪茄產生了興趣。”
“有一次，主席在游泳池召集領導開會，旁邊坐著的李先念抽著雪茄煙。主席總是看他，眼巴巴地看著。一般開會沒人給主席遞煙，李先念那天給了主席一根。主席接了過來說，‘先念啊，你抽這麼好的煙，也不告訴我。’”
據吳連登回憶，毛澤東與江青花錢上實行AA制，各花各的錢，各記各的賬，吳連登說江青最大的支出是購買攝影器材和沖洗膠捲。“江青經常讓我去給她改一些衣服。沒錢的時候，她也會把白色的衣服染成灰色，過段時間又染成黑色來穿。有人說江青拿牛奶洗澡，我負責採購，沒有買過那麼多牛奶。江青當年用過的比較奢侈的東西就是發膠，只有友誼商店可以買到。”
據1968年1月毛澤東的一份家庭生活收支賬目,他的日常支出一欄列有：
“月房租費125．02元；12月、1月黨費40元；日用消費品92．96元；液化氣9．6元；伙食659．13元”。由此可見，從收支上看，毛澤東加上江青的工資，“第一家庭”算是“月光族”。當然，除了工資，毛澤東還有一項大收入，就是稿費，他是有權支配的，但這個稿費是存在中辦特會室的名下，多用於公家的事務，毛的日常開支，還是自己的工資。
“你們怎麼多花了我一分錢?”
“第一家庭”的生活尚且如此，其他領導人也都差不多。據國務院原副總理紀登奎之子紀坡民回憶，中央領導人當中，劉少奇、朱德過得最“窮”，因為要照顧的子女人數眾多。葉劍英元帥愛書如命，大約八成的工資都用在買書，只剩下20%的工資用於生活開支。
作為“丁克家庭”，周恩來自己雖無子女，但他還要撫養他的侄兒，據周秉鈞（周恩來的弟弟周恩壽的孩子）回憶，在他小的時候，他們兄妹就和周恩來一起住在中南海西花廳。“伯父把我們當成他自己的小孩，我們家孩子多，他把每月工資分一半撫養我們。”
周恩來堅持凡個人事務，他都要自己付費。周恩來外出工作的時日較多，他工作到哪里，就在哪里簡單用餐。而且，這種工作餐周恩來都是如數付錢。一次，周恩來在北京飯店接見完外賓後，已過了晚飯時間，他便在飯店吃了頓便飯，一共是2.8元錢。上車後，周恩來問秘書飯錢結了沒有，秘書發現臨走時忘了。周恩來當即讓秘書下車去補上。再比如在用車上，他不僅在去公園、到飯店理髮等私事用車上堅持交費，而且把到民主人士家中拜訪，去賓館飯店看望外國朋友等這類在很大程度上應算是公事的用車，也都算作私人用車。一次，周恩來去人民大會堂接見外賓，他乘車由西花廳先去北京飯店刮臉理髮，之後再去人民大會堂。從北京飯店出來上車後，周恩來提醒司機說：“從西花廳到北京飯店算私事，從這裏到人民大會堂才是公事。你不要又籠統搞錯了。”1963年，周恩來赴杭州治病，鄧穎超為照顧他也到了杭州。她在杭州的住房和吃飯費用都是自己掏的。那一次，花費了他們好幾年的工資積蓄。
周恩來的司機楊金銘掌管家裏的一切收支。一天中午，總理突然對楊金銘提出要聽聽家裏近兩個月詳細的收支情況。楊金銘翻開賬本，一筆一筆的彙報。突然，周恩來喊了一句：“停，食鹽應該是每斤1毛4分錢，你們怎麼多花了我一分錢?”楊金銘趕忙放下手中的賬本，跑去找來了當初買鹽時的那張原始發票，只見上面清晰地寫著：“鹹鹽一斤，壹角伍分。”便把發票遞給周恩來看。周恩來接過發票仔細查看後，眉頭不經意皺了一下，示意楊金銘退出辦公室，接著便拿起電話打給北京市有關部門，詢問民用食鹽每斤為什麼比原來多了一分錢，原來是因北京衛生局為預防市民患甲亢而對食鹽普遍加了碘，根據成本對食用鹽價格每斤提高了一分錢。
（震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