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的一天下午，解放軍305醫院一層西側的周恩來病房。

周恩來望著坐在床邊軟椅上的鄧穎超，忽然開口說：“我肚子裏有很多很多話沒和你講。”鄧穎超看著他的眼睛，語調深沉地說：“我也有很多的話沒給你講。”

兩人沒再說話，只是對望著。過了一會，鄧穎超說：“只好都帶走嘛！”

近40年後，82歲的趙煒向《中國新聞週刊》講述了她目睹的這一幕。

“什麼《鄧穎超日記》，你說是不是胡扯、荒謬？鄧大姐這麼有黨性，怎麼可能會寫那種日記？我在她身邊呆了27年，沒見她寫過一頁日記！有些人就是為了借此攻擊總理！”曾任全國政協副秘書長的趙煒有些激動地說。

周恩來的衛士、後任中共中央警衛局副局長的高振普同樣告訴《中國新聞週刊》：“我們後來清理他們倆的遺物，沒有看到任何日記。”

所謂的《鄧穎超日記》，早在8年前周恩來逝世30周年時，時任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室務委員、第二編研部主任，現任周恩來、鄧穎超研究中心主任的廖心文就聽說了。她告訴《中國新聞週刊》，她當時特意向據稱啟封了日記的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求證，對方明確否認了這一說法。而消息中提到的另一個單位“中央理論研究室”，根本不存在。

今年2月4日是鄧穎超誕辰110周年，日記之說捲土重來，更加添枝加葉，如說到周恩來向鄧穎超傾吐了自己一生的若干遺憾云云。在生命的最後歲月，周恩來確實惦記著幾件心事，但絕非如“日記”所說的那樣。

“鄧大姐表現得和平時一模一樣”

1972年5月12日，周恩來的尿常規中第一次檢驗出4個紅細胞。醫生馬上向鄧穎超報告，並跟她共同商量了說服周恩來進行尿液複檢而不讓他起疑心的辦法。

副衛士長張樹迎和衛士高振普負責協助醫療組留尿樣。高振普記得，有一次他們陪同周恩來去廣州，還在當地買了一個暖水瓶，送尿樣回北京。

隨著尿常規中紅細胞的逐步增加，一段時間後，經京津滬專家會診，由著名泌尿科專家吳階平任組長的周恩來醫療組向中共中央呈交了書面報告，稱其病情確診為“膀胱移行上皮細胞癌”，力陳及早治療的好處。

按照黨內保健制度，凡是政治局委員以上領導人的治病方案，須經毛澤東批准後才能實施。根據中央文獻研究室出版的《毛澤東傳》和《周恩來傳》所載，毛澤東叮囑這件事對外要保密，並建議不要開刀。“開刀容易擴散，有危險，是否可通過中醫的方法，用中藥來控制病情？”遵照指示，醫療組沒有將確診結果告訴周恩來。

“總理心裏很清楚病情，我們也清楚。總理知道我們很清楚，我們也知道總理很清楚。但誰都沒有捅破。”高振普告訴《中國新聞週刊》。

1973年1月13日清晨，通宵批閱文件後的周恩來出現全程血尿，這是他確診後發生的首次血尿。

醫療組立即向中央寫了病情報告，同時採用內科保守療法維持，又勉強地拖了一段時間。

3月10日，經中央批准，周恩來終於在玉泉山進行了第一次膀胱鏡檢查和電灼術治療。鄧穎超陪同前往。

雖然鄧穎超從來沒有透露過，但此時西花廳的工作人員私下都已知道了，周恩來得了重症。“鄧大姐表現得和平時一模一樣，無論表情還是動作，都沒有表露出什麼。”趙煒不禁感歎，鄧穎超做地下黨工作出身，自製力遠非常人可比。

這次手術後，周恩來只休息了兩周，便返回了西花廳。因工作繁忙，後續治療斷斷續續。

當年10月的一個晚上，周恩來再次出現血尿，惡性腫瘤復發。1974年3月12日，他做了第二次膀胱鏡檢查和電灼術治療，但效果極不理想，病症很快又復發了。

1974年6月，周恩來終於住進了解放軍305醫院。這一去，他再也沒能回到西花廳。

手術室前突然要“伍豪事件”的材料

1975年9月20日，周恩來要進行第四次大手術。

鄧穎超一早就到了醫院。留在西花廳的趙煒突然接到高振普的電話，說周恩來要看關於“伍豪事件”的文件，讓她趕緊把記錄稿送到醫院。她愣了愣，不知道周恩來為什麼在這種時刻忽然想起這份文件。

1932年2月，上海《申報》刊登了一則《伍豪等脫離共黨啟事》（伍豪是周恩來曾用過的筆名）。啟事系國民黨特務偽造，三天后在上海的中共地下黨就設法在該報刊登了闢謠啟事，1942年延安整風時再次得到澄清。但是，1967年5月，紅衛兵從舊報紙上看到此事後上報，江青等人又開始借題發揮。

鄧穎超將西花廳工作人員全部召到一起，包括秘書、衛士、服務員、司機和廚師都來了。她介紹了“伍豪事件”的經過，要秘書趙茂峰從北京圖書館借出1931年和1932年間上海出版的幾種報紙，查找關於此事的原始資料。

工作人員不分晝夜地翻報紙。舊報紙堆在一起有一人高，而且是豎版，找起來很是困難。但最終，他們從《申報》上找到了這兩則啟事的原件。

周恩來讓趙煒請來新華社的攝影師錢嗣傑，將這兩張舊報紙一一拍照留證。1967年5月19日，他親筆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說明情況。毛澤東沒有表態，只簡單批示：“送林彪同志閱後，交文革小組各同志閱，存。”

1972年6月23日，毛澤東讓周恩來在“批林批孔”整風彙報會上講一講“伍豪事件”，周恩來作了題為《關於國民黨造謠污蔑地登載所謂伍豪啟事真相》的報告。報告由中央辦公廳秘書局會議處做了錄音，並根據錄音整理出了文字記錄。

根據毛澤東和中央政治局的決定，會議記錄將由周恩來簽字，之後錄音、文字記錄和所有相關資料將存入中央檔案館，並發給各省市自治區和各大軍區黨委存檔。

但不知道為什麼，周恩來看完了會議記錄稿後，卻一直沒有簽字。記錄稿就在周恩來的辦公室裏保存起來。

趙煒來不及多想，立刻取了記錄稿，趕往離中南海不遠的305醫院。

當時，周恩來已躺在手術推車上，打了麻藥一段時間了。在等待趙煒送記錄的十幾分鐘裏，醫護人員和工作人員都緊張極了，生怕他進入全麻狀態。

趙煒一到，大家立刻把周恩來扶起來，高振普和趙煒將一塊木板托在他胸前，用手按住上面的記錄稿，鄧穎超扶著他的胳膊。周恩來握著鋼筆，顫抖著在報告的末尾簽上了自己的名字，並寫上：“於進入手術（前），一九七五、九、二十。”

簽完字，周恩來喘息著說：“我簽了字，就算辦完了這件事。”說完將文件遞給了鄧穎超。

隨後，周恩來被推向手術室。他忽然問道：“小平同志來了嗎？”聽到這一句，鄧小平、葉劍英、李先念、張春橋和汪東興都從休息室出來，走到了推車前。周恩來拉著鄧小平的手，十分費力地高聲說了一句：“小平同志，你這一年比我幹得好得多得多！”

趙煒告訴《中國新聞週刊》，她當時有一種感覺：總理心中十分清楚，自己也許下不了手術臺，所以一定要在這之前，了卻最重要的心事。

為“批周會議”上書

直到周恩來去世前三個月，1975年10月的一天下午，鄧穎超才把周恩來的秘書錢嘉東、趙茂峰、紀東和趙煒召集到一起，第一次告知他們周恩來的病情。

鄧穎超的聲音有些嘶啞，但卻很平靜。她說：“組織決定，讓我告訴你們四位秘書，應該知道有關恩來同志的病情。他得的是不治之症——癌症。據醫生判斷，不會超過明年春節，你們要有思想準備。”

12月起，趙煒開始每天陪著鄧穎超去305醫院。

周恩來去世後，鄧穎超告訴趙煒，在這期間，一向很少談自己工作的周恩來首次向她透露，1973年末他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曾受到批判。

關於這次會議，在中央文獻研究室出版的《周恩來傳》中，只有很簡略的記載。

這年十一月底、十二月初，毛澤東聽取有關人員的彙報，認為周恩來、葉劍英在中美會談中講了錯話。中央政治局會議錯誤地批評周恩來、葉劍英的所謂“右傾錯誤”。會上，江青、姚文元別有用心地提出這是“第十一次路線鬥爭”，污蔑周恩來是“錯誤路線的頭子”，是“迫不及待”地要取代毛澤東。會後，江青還向毛澤東建議增補她和姚文元為中央政治局常委。

十二月九日，毛澤東在瞭解中央政治局會議情況後，先後同周恩來、王洪文等談話，肯定了對周恩來的批評；同時又指出：就是有人講錯了兩句話。一個是講“第十一次路線鬥爭”，不應該那麼講，實際上也不是；一個是講總理“迫不及待”，他（周恩來）不是迫不及待，她（江青）自己才是迫不及待。對江青所提增補政治局常委的意見，毛澤東明確地表示：“不要。”

所謂“右傾錯誤”，是指1973年11月基辛格的第六次訪華結束時，基辛格臨時提議，希望就中美軍事合作的問題再同周恩來舉行一次單獨會談。由於毛澤東已入睡，周恩來來不及請示，遂連夜與對方舉行了會談，並表示：雙方今後可各指定一個人，繼續就此問題交換意見。

這次歷時10多天的會議，是周恩來晚年所經歷的最艱難、最痛苦的時刻。

趙煒告訴《中國新聞週刊》，那一陣他們都不知道出了什麼事情，但都看出，周恩來心情不好。

高振普送周恩來去人民大會堂開會時，曾在會場外聽服務員三言兩語地說過，知道周恩來在裏面挨批，至於是為什麼，大家都不清楚。

文革結束後，鄧穎超與葉劍英共同上書中央，請求為這次批判平反。經華國鋒批准，胡耀邦出面，找到了材料。

趙煒記得，兩大皮箱會議記錄被送到了西花廳。為了保密，鄧穎超獨自看了記錄。直到這時，她才完全瞭解到周恩來當時所承受的痛苦的程度。

事後，根據毛澤東生前的意見，會議記錄不再留存。

曾任中央文獻研究室室務委員、第二編研部主任的劉武生告訴《中國新聞週刊》，2004年他寫《周恩來的晚年歲月》，申請看這次會議的資料，被告知：“中央檔案部門沒有保存這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的記錄。”

撒骨灰

1976年1月8日9時57分，周恩來在305醫院去世。

當天上午11點，鄧小平等中央領導來到醫院。鄧穎超轉達了周恩來生前的三點請求：不保留骨灰，將骨灰撒掉；後事處理不要特殊；不開追悼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