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向認為周總理在文革中是累死的，氣死的，使他最生氣的事件之一，就是所謂“伍豪事件”。“伍豪事件”究竟是怎麼回事？讓我們先從文革中的後續事件說起，探討一下它的由來原委。

文革中伍豪事件的緣起

1967年的5月，天津南開大學造反派在20世紀30年代的舊報紙裏翻到一則“伍豪等脫離共黨啟事”。有人告訴他們，“伍豪”就是周恩來。他們把關於這則啟事的材料送到中央文革。

於是，江青等人就把它當作投向周恩來一發重磅炮彈，開始藉端發難。這就是文革中的“伍豪事件”。

周恩來為什麼又叫“伍豪”？據鄧穎超秘書趙煒的文章說，五四時期，周恩來和一些熱血青年在天津成立了覺悟社，他們不想用自己的真名，就以抓閹的形式取代號互相稱呼，鄧穎超當時抓到的是一號，就叫逸豪，周恩來抓到的是五號，就叫伍豪。年輕時，周恩來很喜歡這個名字，曾用它作為筆名在報刊上發表文章，國民黨也知道伍豪就是周恩來。

江青拿到這則啟事，5月17日，報送林彪、周恩來、康生，並附信說：“他們查到一個反共啟事，為首的是伍豪（周xx）,要求同我面談。”隨信附上紅衛兵交來的上海報紙上刊登的《伍豪等脫離共黨啟事》。

周總理收到江青的信後，把這件事告訴了夫人鄧穎超，他們二人都覺得有必要把這件事再一次搞清楚，給歷史留下一個真實的記錄。鄧穎超把西花廳的工作人員都召集到一起，包括秘書、衛士、司機和廚師。鄧穎超向大家簡單講了講這件事，讓秘書趙茂峰去北京圖書館借來 1931年和1932年上海出版的幾種報紙，大家就不分白天黑夜地找起來。

報紙太多，而且是豎排，找一條一二百字的小消息挺困難。大家耐著性子，堅持一張一張地翻。查到《時報》在1932年2月16日、17日兩天刊登了這則啟事，18、19日，《新聞報》刊登，《申報》——當時中國最大的報紙在20日、21日也登了。周總理很認真地閱讀了這則啟事，然後說：“再查，還有一條消息是當時在上海的黨中央反駁國民黨的。”於是大家又查，查了很多報紙都沒有找到這條消息，後來還是在2月22日的《申報》廣告欄裏查到了。那則只有45個字的啟事是這樣寫的：“伍豪先生鑒：承於本月十八日送來廣告啟事一則，因福昌床公司否認擔保，手續不合，致未刊出。申報館廣告處啟。”

見到這條消息，周總理高興地說：“這就清楚了。”同一張報紙在三天之內就同一事件刊出兩條不同的消息，明眼人都知道，第二條是對第一條的否定。兩條消息都找到後，周總理讓請來新華社的攝影師錢嗣傑，把所有登載那則啟事的舊報紙一一拍照。

周總理收到江青的信兩天后，即5月19日，在江青信上批道：“伍豪等脫離共黨啟事，純屬敵人偽造。我當時已在中央蘇區，在上海的康生、陳雲同志均知為敵人所為，故採取了措施。”

同日，周總理又為此寫信給毛澤東，將1931年至1932年的有關事件編為《大事記》，一併送毛澤東閱。信中說：“連日因忙於四川和內蒙問題，並同內蒙軍區請願戰士分批談話，直至今天才抽出一天工夫翻閱上海各報。”“現在弄清楚了所謂”伍豪等啟事”，就是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日的偽造啟事”，“偽造啟事和通過申報館設法的處置，均在我到江西後發生的。”毛澤東閱後批：“送林彪同志閱後，交文革小組各同志閱，存。”（據說還在“存”字旁邊劃了重重的兩道杠）

文革小組的各同志閱後，又交到江青這裏。毛主席的批示和周總理編制的《大事記》和有關材料，用一個包袱包著，在我（時任江青機要秘書）辦公室裏放了一個月左右的時間，一天又被中央文革辦事組的人取走。

1968年1月9日，我因受江青的誣陷為“坐探”，被隔離審查，以後又被投入秦城監獄。關於這件事情的後續情況我就不知道了。

文革後，確切地說，1997年退休後，我在從事文革回憶和研究的過程中，在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二冊上看到，1967年12月22日，北京大學歷史系一學生給毛澤東寫信，反映他在1932年上海的報紙上發現《伍豪等脫離共黨啟事》。毛澤東1968年1月16日在這封來信摘要上批示：“此事早已弄清，是國民黨的造謠污蔑。”

敵人是怎樣偽造“伍豪等脫離共黨啟事”的？

周總理說：“伍豪等脫離共黨啟事，純系敵人偽造。”敵人，即國民黨，是怎樣偽造這則啟事的？這是許多人都想弄清楚的問題——也是探討和研究“伍豪事件”應該和必須做的工作。有幸得很，最近收到馬雨農先生惠贈的由團結出版社2012年出版的大著《張沖傳》，在這本著作的第三章“中統幹將”中有一節《伍豪事件的始作俑者》，相當詳細地敍述了張沖炮製這則啟事的情況。“借花獻佛”，我據此向希望瞭解“伍豪事件”始發情況的人們做一介紹。

張沖何許人也？現今中國知道的人不多了——我這個七八十歲的人都不知道。張沖，字淮南，1904年2月生，浙江樂清人。除了已經說到的“中統幹將”，他還是促成國共第二次合作的國民黨談判代表，周恩來稱讚他“不愧為國家民族之棟樑”。在《張沖傳》的封面上，有這樣醒目地介紹：“蔣介石的親密信使”、“周恩來的摯友良朋”。然而，就是他製造了幾將置周恩來於死地的所謂“伍豪事件”。這就是歷史真實過程的吊詭之處、複雜之處。研究歷史用“直線思維”和“平面思維”的方法是絕對不行的。

張沖究竟為什麼製造和怎樣製造所謂“伍豪事件”？預先申明一點，請讀者原諒，談這個問題我不能不比較多地引用馬雨農先生在《張沖傳》中所提供的材料。

學習過中共黨史的人都知道顧順章（1904年－1935年）這個人。他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協助周恩來領導中央特科。1931年4月被捕後叛變，他向抓住他的國民黨特務蔡孟堅表示：“我可以把所有的一切都說出來。這是個大計劃。可以在三天內，把上海的中共中央機關和中國共產黨的負責人全部消滅掉。不過，我不能對你講，請你儘快安排，我要面見蔣委員長本人。”顧順章叛變對中國共產黨造成了嚴重的破壞。而顧順章向國民黨邀功的最主要目標是中國共產黨實際的最高領導人周恩來。而張沖也就是利用這一點製造了所謂“伍豪事件”。

張沖時任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黨務調查科（“中統”前身）總幹事，是這個特務組織的二號人物。顧順章叛變後，張沖曾帶人到上海搜捕周恩來等中共要人，但由於潛伏在調查科的中共地下黨員錢壯飛及時通風報信，都撲了空。張沖受挫後不甘心，到1932年2月間，見中共處於困境，就與他的部下調查科派駐上海的特派員黃凱密謀設計，他提出：“可以試用周恩來的化名伍豪，冒充刊登脫黨啟事”，以此來吸引更多人自首。黃凱很贊同他的想法。張沖連夜起草一份《伍豪等脫離共黨啟事》，第二天由黃凱派人送上海幾家主要大報刊登。

伍豪等脫離共黨啟事

敝人等深信中國共產黨目前所取之手段，所謂發展紅軍牽制現政府者，無異消殺中國抗日之力量，其結果必為日本之傀儡，而陷於中國民族於萬劫不回之境地，有違本人從事革命之初衷。況該黨所采之國際路線，乃蘇聯利己之政策。蘇聯口口聲聲之要反對帝國主義，而自己卻與帝國主義妥協。試觀目前日本侵略中國，蘇聯不但不嚴守中立，而且將中東路借日運兵，且與日本訂立互不侵犯條約，以助長其侵略之氣焰。平時所謂扶助弱小民族者，皆為欺騙國人之口號。敝人本良心之覺悟，特此退出國際指導之中國共產黨。

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啟

張沖炮製這個啟事，頗費了一番心思。他這個啟事對共產黨不用惡言惡語，也不刻意醜化，完全是一個為國家、為民族著想者的幡然醒悟，詞意分寸，似乎比較符合周恩來這樣地位、身份的人所言。正因為如此，這個偽造的啟事，極具迷惑性。

中國共產黨在當時對這則“啟事”所

採取的措施

張沖挖空心思在炮製這則啟事的時候，他根本不知道周恩來此時不在上海。周恩來早在兩個月前已撤到江西蘇區。這則啟事見諸報端後，留守上海的中共臨時中央局負責人，立即識破了這個陰謀，採取嚴正有力措施，予以反擊闢謠。

前面已經說過2月22日在《申報》上登了一條45個字的“伍豪先生鑒”的啟事，這是中共上海地下黨所採取的第一個行動。不過應該指出，周恩來說登這條啟事“……明眼人都知道，第二條是對第一條的否定”——實際上人們並不能一下子看得那樣明白。1972年6月13日，親身經歷此事的陳雲回憶40年前的這段往事說：“當時臨時中央設法登了一個小廣告，間接說明伍豪有一個否認並揭穿國民黨造謠的聲明……”（黑體為筆者加）——這樣說比較合理些。

中共上海地下黨所採取的第二個行動，就是散發傳單闢謠。2月20日。即以中共江蘇省委宣傳部名義，在上海廣為散發《反對國民黨的無恥造謠》的傳單。傳單說：“最近在《時報》、《新聞報》各反動報紙堆中所登載的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脫離共產黨廣告，就是帝國主義走狗國民黨無恥造謠的一例……無論這些狗東西怎樣造謠誣衊，並不能動搖共產黨在勞苦群眾中的威信！”

第三個行動，是利用自己的宣傳陣地闢謠。2月27日，在上海秘密出版的黨報《實報》第11期，刊登了一篇由黨組織代寫的《伍豪啟事》。鄭重聲明：所謂《伍豪等脫離共黨啟事》“是國民黨造謠誣衊的新把戲”，“一切國民黨對共產國際、中國共產黨和我個人自己的造謠誣衊，絕對不能拯救國民黨於滅亡的！”這一期《實報》還發表了題為《國民黨造謠誣衊的又一標本》的評論文章。指出：“瘋狂的白色恐怖……假借伍豪同志的名義誣衊伍豪同志（共產黨的領袖之一），污蔑中國共產黨。”

第四個更有力的措施，是聘請外籍名律師代言闢謠。黨組織通過關係，請當時著名的法國律師、《申報》常年法律顧問巴和出面，在3月4日《申報》廣告欄的顯要位置，刊出了一則《巴和律師代表周少山緊要啟事》。文曰：

茲據周少山來所聲稱：渠撰投文稿曾用別名伍豪二字。近日報載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脫離共產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