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4月1日至24日，中共“九大”在北京召開。北京電視台為慶祝“九大”勝利召開，組織了一台文藝演出，在“九大”閉幕後連夜上演。沒想到，此番好意卻惹下了塌天大禍。文藝廣播由此跌入最低穀，一派蕭殺!

對”九大”召開的報道要求

1969年，“文革”正如火如荼地開展中，已經醞釀了多年的黨的“九大”終於決定在4月召開。為此，中央專門作了部署，對迎接“九大”的宣傳報道提出了要求:“突出宣傳國內外大好革命形勢，突出宣傳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成績，突出宣傳毛澤東思想和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偉大勝利，突出宣傳以毛主席為領袖的中國共產黨的偉大、光榮、正確，突出宣傳毛主席對馬列主義的重大發展、世界革命進入了以毛澤東思想為偉大旗幟的新時代，突出宣傳召開九大的偉大意義。”一連串的六個“突出宣傳”，是“文革”中佈置重大宣傳的“定式 ”。

不過，對於此次會議如何開法，是封閉式地保密，還是半公開或公開，直到會前也定不下來。在這種情況下，為保險和主動起見，中央電台按照公開的方式做了報道的准備。

然而，4月1日，“九大”在北京召開，採取了當吋不多見的半公開報道的形式。當晚9點，中央電台播出了開幕的新聞公報，但會議什麼時間閉幕，中間還發什麼，如何進行報道，都不清楚。

中共“九大”到4月24日閉幕。在大半個月的時間裏，許多機關、單位、工廠、學校和群眾團體等，都在隨時准備著上街貼標語、遊行.有的搶先把空白紙貼在街上，強占有利地盤。

由於那時對外宣傳的媒體不多，中央電台廣播的群眾影響最大，毛主席的許多最新指示和重要消息都由中央電台首播。於是，幹部、群眾每天守到晚上10點多鐘的重要新聞節目之後，一直收聽中央電台的廣播.唯恐錯過時機。

24日晚，中央電台廣播了“九大”閉幕的消息，有的聽眾還沒有聽完、甚至沒有聽，就迫不及待地敲鑼打鼓走上了街頭：

北京電視台惹了“禍端”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慶祝“九大”的文藝活動惹出了大禍。

一直以來，文藝廣播在各電台，特別是中央電台一直佔有很大的比例，總計占整個播出時間的60％左右。而中央電台播出的文藝節目是按照“政治第一”、“藝術第二”的標准，經嚴格選取後播出的，盡可能包容各種品種和形武，體現“百花齊放”。所以，在當時電視很不普及的情況下，中央電台深受廣大聽眾歡迎。許多人隨身帶著收音機收聽，把收音機和大喇叭稱尤“戲匣子”。

然而，“文革”一開始，文藝遭到了浩劫，狂風驟雨般地橫攔“四舊”，歌曲、音樂、戲劇、曲藝、小說、詩歌等幾乎所有文藝作品統統被列入“封、資、修大毒草”的範疇，列入被批判、被打倒、被停播的行列。到“九大”之前，電台僅剩下革命歷史歌曲(主要是抗日戰爭中的歌曲)，歌頌毛主席、歌頌黨、歌頌毛主席革命路線、歌頌“文化大革命”的“歌頌文藝”，以及配合現實政治鬥爭、歌頌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政治文藝”，還有盛行一時的“毛主席語錄歌”和陸續形成出臺的“革命樣板戲”。

當時，每當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發表，重要會議召開，或“兩報一刊”等重要社論的發表，作為政治任務，中央電台就會和北京電視台合作，立即組織一批文藝創作和演出人員(主要是部隊文藝工作者)通宵創作、錄音、播出，密切配合政治，進行文藝宣傳。這次“九大”閉幕也不例外，北京電視台特意組織了一台文藝演出，連夜上演，並著重突出工農兵，不僅內容以反映工農兵為主體，而且由工農兵演出。

沒想到，“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看了電視台這場演出後，大加討伐。江青看到有人吹大喇叭、跳舞，大為光火，說污蔑了“九大”。她說:“下流輕佻，跳著搖擺舞，乾脆裸體算了廣‘小調不能搞，那是黃色的東西廣‘電視台再管不好，我就造你們的反，就關你們的門廠張春橋則說；“播公報就播公報，還配音樂!”陳伯達說:“寧可沒有，也要好的!”

文藝廣播雪上加霜

這一連珠炮式的重型批判，使本來就敏感、脆弱的“文藝戰線”極為恐慌。有些文藝單位紛紛給中央電台打來電話，要撤出正在錄制或准備錄制的歌曲、節目，並聲明“今後再也不給中央電台錄制節目了”；而電台、電視台更是驚恐不定，除了學習、檢討，立即清查正在播出和准備播出的所有節目，把凡是沒有絕對把握的統統禁播。

在白天黑夜連軸清查大量庫存節目和膠帶時，凡被懷疑為“小調的、不健康的、瘋狂的、黃色的、有問題的”統統銷毀，避免以後誤播出去。但是，文藝節目的把關非常困難，對文藝標准的認識也不統一。而且，20多年的積累，庫存量很大，一時很難清理。有些絕版錄音更捨不得銷毀，只好將其封存。

為保險起見，播出節目一概以服從中央、服從政治、服從紀律為標准，凡未被“中央文革小組”正式批准的，絕對禁播。這就使本來已經十分貧乏的文藝節目，更加淒慘、荒涼了，只能將經“中央文革”明確肯定的“優秀的、健康的”幾出革命樣板戲和幾首革命歌曲反復播出，電台空出的大量文藝播出時間只能用文字廣播來填充。自“九大”江青等人批判文藝後，“文革”以來的電台文藝廣播跌人最低谷，這段時間也是最緊張、最困難、最貧乏的時期。播出什麼，無人敢提，無人敢定，無人敢播，一派蕭殺。

文藝禁令艱難放開

面對這種局面，1969年4月28日，由周總理親自審定“五一”播出的歌曲時，批准了8首歌曲可以廣播:《東方紅》、《國際歌》、《大海航行靠舵手》、《歌唱社會主義祖國》、《我們走在大路上》、《敬祝毛主席萬壽無疆》、《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三八作風歌》。

於是，當時擁有8億聽眾的偌大個中央電台和全國各地電台，除了這幾首革命歌曲，能聽的還剩下幾個樣板戲(注:當時8個樣板戲《紅燈記》、《沙家　》、《智取威虎山》、《紅色娘子軍》、《奇襲白虎團》、《海港》、《龍江頌》、《杜鵑山》還沒有出齊)，以及允許試播的鋼琴協奏曲《黃河》。除此以外，什麼文藝創作都要控制、送審。

盡管毛主席曾經指示:“不要工農兵的戲，工農兵看不到，都是城市老爺看。凡是發表了的劇本，都可以演出。工廠、農村、學校都可以組織業餘演出隊演，光靠幾個樣板團不行。”但毛主席的指示沒有正式傳達，局面並沒有打開，地方不敢演，中央電台也不敢播。

而即便是播出已成形的樣板戲，張春橋、姚文元也是大為不滿，指手畫腳。1969年4月30日，張春橋在審閱中央電台“五一”活動轉播稿時，大發議論:“你們轉播樣板戲也那麼多解說詞，我都討厭了。”姚文元也附和:“人家都吃到嘴裏去了，你還在那裏說是甜的。”

其實他們是不懂。廣播轉播不同於現場演出，也不同於電視的轉播，聽眾看不到現場演出實況，只能靠聽來瞭解劇情，很需要通過電台解說傳達給聽眾，幫助聽眾欣賞和理解劇情，這正是廣播的特殊性和魅力所在。而按照他們的那一套去做，聽眾反映聽不懂，結果行不通。還是周恩來總理對電台是最瞭解的，1969年6月27日，周總理說:“實況錄音好，有氣氛。”

1971年7月1日，周總理又借審定西哈努克親王創作的《懷念中國》的歌曲時指出:現在光提革命歌曲，不敢提革命抒情歌曲。革命激情與革命抒情是對立的統一。不敢提革命抒情是一種偏向。

到了1972年7月23日，一張春橋、姚文元提出要“免去中央過重的負擔”，“歌曲不要都經過中央審定，推薦不要都經過中央批准”，但是，他們強調:“要保留推薦權、批評權和修改權廠也就是要保留他們“打棍子”的權力。

1975年10月下旬，有關部門舉辦了紀念人民音樂家聶耳、冼星海音樂會，中央電台播出了實況錄音，電視台轉播了實況，這是“文革”以來中央電台和電視台第一次轉播音樂會實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