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用語“任性”的標準英文翻譯，想必大家都已經知道了，“capricious”。

3月2日下午，全國政協新聞發言人呂新華在回答香港衛視記者關於反腐問題時，竟然引用了一句時下流行的“大家都很任性”。身邊的女翻譯在與呂新華簡單交流確認自己聽到的真的是“任性”後，隨即精准地翻譯出一個英文單詞“capricious”。

自此，這位一襲白衣的女翻譯張蕾成了網民口中的“任性姐”，“任性”一詞也有了標準版官方英文翻譯。

近年來，在各種國際會議上，領導人身邊的翻譯或因相貌出眾、或因翻譯精准專業而頻頻走紅。尤其是每年的全國兩會期間，反應機智、顏值又高的美女翻譯們成為一道獨特風景。

看似年輕的翻譯們，其實都是至少有著十幾年的翻譯經驗的“老人”了。

當然，翻譯並不是那麼容易當的。1966年，唐聞生第一次給毛澤東做翻譯時，還未開口就因無法控制過度緊張的情緒而暈厥過去。還有文章將領導人身邊的翻譯形容為，需要的時候在身邊，不需要的時候看不見。尤其不能跟領導人“搶鏡頭”。當遇到直播畫面時，翻譯跟領導人之間需要保持在“既不會被拍攝到，也能聽到領導人說話聲音、並讓領導人聽見翻譯”的適當距離。

外交部翻譯戴慶利曾表示，“一個時態錯誤就是一個政策問題”。

翻譯當與時俱進

現在的中國領導人發言很多都非常貼近百姓的生活，偶爾會在講話中使用接地氣的網絡用語，有時候也會引用古詩詞。

在今年全國政協十二屆三次會議上，新聞發言人呂新華以一如既往的幽默風格，憑藉一句“大家都很任性”，引發了現場笑聲一片，同時，這也考驗了現場翻譯的隨機應變能力。

“任性”引發了廣大網友的熱烈討論，不少網友都認為這種語境中的“任性”非常難翻譯，其中不乏英語專業的學生，大家都對張蕾的翻譯給予了肯定。

另外，在這次兩會上，和“很任性”一起走紅的還有“鐵帽子王”一詞。“鐵帽子王”一詞在呂新華講話中的原話是：“在反腐鬥爭中，發現一起查處一起，發現多少查處多少，絕不封頂設限，沒有不受查處的‘鐵帽子王’。”

“鐵帽子王”其實是對清代世襲罔替的王爵的俗稱，鐵帽子王和其他親王相比，享有隔代不降爵的特權，此詞的現成翻譯是“Iron-cap Prince”。但是為了能讓現場的人很快理解此處“鐵帽子王”的含義，現場翻譯沒有採取直譯，而是採取意譯，翻譯出的內容大意為：“在反腐鬥爭中，不放過任何一個進入我們視野的腐敗案件，這非常重要，反腐鬥爭中不應該有封頂限制，沒有人可以免罪。”

北京外國語大學專門用途英語學院副教授彭萍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網絡用語和古詩詞的翻譯難度較大，這考驗了翻譯人員的兩種能力：語內翻譯和語際翻譯。語內翻譯就是把網絡熱詞和古詩詞要表達的基本意思翻譯成準確易懂的漢語本意；語際翻譯就是用外語中的詞彙去描述這個漢語詞彙、語句的本意，並非簡單的字面上的直譯就夠。

而作為一名領導人身邊的高級翻譯，應該是翻譯裏的“限量版”。兩會翻譯更應是“限量版”中的“高級定製版”。怎樣譯好有中國特色的詞彙，特別是政治詞彙，正是他們要思索的問題。

據悉，兩會上這些“高級定製版”翻譯們均來自中國外交部翻譯室。他們是負責中國領導人重要外事活動翻譯工作的骨幹力量，這支中國領導人“高翻”隊伍平均年齡只有31歲，其中女幹部占全體人數的七成。

嚴格篩選與高淘汰率

2013年12月10日曼德拉的追悼會上，各國首腦上臺致辭，莊嚴肅穆。旁邊一位手語翻譯一直在努力工作。但很快觀眾們發現，這位手語翻譯“用力過猛”，瞬間破壞了現場嚴肅的氣氛。事後大家恍然大悟，是的，他並不是什麼翻譯，他的手語完全是在“瞎比劃”，毫無意義。假翻譯曝光後，甚至有人猜測這是一次“行為藝術”，後來這個矮胖男人回應說，自己是“精神疾病突然發作，沒法集中注意力，開始出現幻覺和幻聽”。

中國是一個經常開會的國家，大會上安排在領導人身邊的翻譯，都是端莊、大方又技藝精湛的。像曼德拉追悼會上的這種戲劇性場面，幾乎不可能出現。

一般來說，各國翻譯官大都受過良好的語言教育，多數有海外學習的經歷。今次走紅的“任性姐”張蕾也不例外。她曾經的中學班主任評價她為：“聰明、嚴謹。雖然是文科生，但數理化也很好。她的數學作業，每道題每一步的推理過程都很完整……”

同樣的，近年來被媒體報道過的張璐、張京、朱彤等翻譯，在學生時代都擁有光鮮的履歷。但僅僅如此還遠遠不夠——當年周恩來總理定下16字的高翻選拔標準，即“站穩立場、熟悉業務、掌握政策、嚴守紀律”。

看似簡單的16個字，符合條件的人卻真的是萬裏挑一。周總理對口譯的要求標準更是精簡到8個字：完整、準確、通順、易懂。這也是為什麼每年兩會的翻譯都能因為精准的翻譯贏得聚焦的重要原因。

外交部翻譯室的一位工作人員曾向媒體透露，想進入外交部當一名優秀的高級翻譯，必須經得起三道考驗：嚴格篩選，瘋狂練習，周密準備。

據瞭解，外交部挑選翻譯人員要經過嚴格的初試和復試：初試一般要通過每年一次的國家公務員考試，或是去專業院校進行筆試，像北京外國語大學、外交學院都是選拔這類人才的首選地。通過了第一輪的筆試後還必須參加英語面試，綜合成績排在前10到15名，才有機會進入下一階段的“觀察培訓”。

所謂的“觀察培訓”，實質上就是“淘汰式培訓”。首先是強化訓練，由翻譯室的幾位前輩每天陪學員做大量的聽力、口譯和筆譯練習。“培訓的強度很大，所用的教材時效性很強，基本上都是當天的新聞和評論，或近期的熱點話題。”外交部還會邀請一些專家來授課，同時全面觀察學員的外語基本功、翻譯潛質、領悟力、語言表達習慣、聲音狀態、刻苦精神、承受高強度工作壓力的身體和心理素質、組織紀律性……通過初試的人中，只有不到4%的幸運兒能被最終錄用。

腦力與體力雙重考驗

被錄用後，更殘酷的競爭才剛剛開始。

曾經擔任外交部翻譯室主任的過家鼎（曾擔任中國駐馬耳他和葡萄牙大使）曾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除非跟隨領導出訪，翻譯室每天雷打不動的工作就是打開電視或收音機，什麼BBC、VOA、CNN，大家要一邊聽新聞，一邊把裏面的信息完整準確地復述或者翻譯出來。

其他的訓練還有，三個人一組，搭伴做交傳練習，一個人念一段材料，另一個負責速記，最後一個負責翻譯，然後角色互換。每天上午、下午都是不停的練習。慢慢地，在實踐積累中，翻譯水平就會不斷提高。

翻譯室的很多工作人員說，要不是內心真正喜歡這份職業，肯定無法堅持下來。他們通過這種練習，最後都能“不由自主，習慣成自然，看到中文時，嘴裏就能馬上條件反射出英文來”。

經過瘋狂練習，最後一道關，就是“戰前準備”。每年“兩會” 前，翻譯們會提前一個月左右接到通知，誰為外長做翻譯，誰為總理做翻譯等等，他們會利用這一個月的時間做準備，調研“兩會”熱點問題，琢磨記者們會提出什麼問題，猜測可能會用到的古詩詞。

前國家主席江澤民，常用詩詞古文。前總理朱鎔基是搞經濟出身的，所以經常會用到經濟、金融方面術語。而前總理溫家寶也喜歡用詩詞，但引用最多的是劉禹錫、王安石和屈原的詩詞。這些習慣，作為領導人的翻譯，都必須清楚。

在2010年兩會上，張璐就因成功翻譯時任總理溫家寶引用詩詞而名聲大噪。在翻譯行家看來，張璐的古詩詞翻譯達到了“信、達、雅”的標準。

而翻譯們長期與領導人一起工作，自然瞭解他們的語言表達。曾為3位法國總統當了20多年翻譯的阿曼達就是如此。

有一次，薩科齊與奧巴馬會談，阿曼達不停地翻譯，突然意識到自己把薩科齊還沒說出的話都“譯”了。薩科齊停下來看了她一眼，對奧巴馬說：“阿曼達把我沒說完的話都譯了，你看這樣行不行，下次我們會談時，她來說，我來譯。”奧巴馬哈哈大笑，阿曼達也有點不好意思。她自然明白，稱職的翻譯應該忠實地傳遞領導人的原意，不多說一句話。但能猜到領導人的內心所想，這其實也體現出作為翻譯的更高境界。

翻譯不僅是高強度的腦力工作，對臂力的要求也很高。領導人發言時，因為不可能讓他停下來，即使是連續10分鐘的講話，也得盡可能全部翻譯出來。因此，速記的本事是標配，手臂耐力這會兒就要發揮效力了。

此外，翻譯官還得有忍饑挨餓的體力。領導們吃飯的時候，中國的翻譯員們至少是可以上桌的，國外同行就沒有那麼幸福了。1943年斯大林同丘吉爾、羅斯福會談時，他的翻譯別列什科夫整整一天沒吃飯，當有人遞給他一塊牛排時，這位饑腸轆轆的翻譯趕緊塞了一大塊到嘴裏。恰巧此時丘吉爾向斯大林提了一個問題，別列什科夫嘴裏滿滿的，尷尬地坐在那兒，說不出話來。斯大林走過來耳語道：“你的任務是翻譯！”

但無論怎樣，國家領導人身邊的翻譯著實是一個非常吸引人的職位。正如國家高級翻譯雷甯所說，做國家領導人身邊的翻譯，“當後人在說起歷史上的某個重要時刻時，我足以跟他們說：‘我當時就在那兒。’那種感覺多好！”

（蒲琳／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