倉河下，是杭州市內一條僻靜街道的名字。童嵩珍在這裏的工作室，相距繁華的體育場路只有二三百米——這是絕對隱私與市井喧囂之間的距離。

委身於中西醫結合門診、胃腸病研究院等招搖的牌匾背後，“杭州寶善堂性福中心”，即“臺灣嵩馥性健康管理中心杭州分中心”沒有任何自己的標識。它用刻意的低調，盡可能為到訪這裏的人營造一種安全感。

即使走進診療區，也沒有文字指示這裏究竟是什麼科室，每個房間房門緊閉，門上都釘著一塊相同的牌子——治療室。為了避免來訪者相互遇到而帶來的尷尬，“看病”實行嚴格的預約制。因而，和普通醫院裏吵吵嚷嚷的情景不同，走廊裏看不到任何候診者，來訪的人一到這裏就“閃進”預定好的治療室。實際上，這裏根本就沒有“患者”或“病人”，每一位前來尋求治療的人，都被童嵩珍和她的同事稱為——“個案”。

在網絡上，41歲的童嵩珍有“臺灣第一性治療師”之稱。八年前，她首次在臺灣新北市的廣川醫院開設“性福門診”，隨後又把性健康管理中心開到臺北。近兩年，她分別在武漢和杭州拓展性治療業務。

進入大陸的時間雖然不長，但童嵩珍似乎已經是性學界的“圈兒裏人”。2014年8月29~31日，第六屆世界華人性學家學術大會暨性治療學術論壇在杭州召開。作為承辦者，童嵩珍請來了眾多來自海內外的華人性學家和各路從業人員。

一個隱秘的行業、一個龐雜的人群，他們在此聚首，把那些人們平時難以啟齒的話題拿到講臺上講，放在餐桌上談。

“抓小鳥”

童嵩珍在臺灣長庚醫院做過12年護士。她在骨科病房裏曾經看到，重傷的骨折病人打著繃帶，腿被高高吊起來，就在那種情況下，還不忘和前來探視的妻子親熱。這樣的情景觸發了她的思考，而不是鄙視和反感。

童嵩珍說，自己選擇從事這項工作，“好像上天賦予我的使命”。而後，她去臺灣樹德科技大學人類性學研究所讀了碩士學位——這是臺灣唯一一家專門設立性學專業的大學。後來，童嵩珍又先後取得美國性學會(ACS)臨床性學家學院、德國“談崔(Tantra)性能開發工作坊”等機構頒發的權威執業資格認證，成為在臺灣有名的性治療師。

相比在現實中的低調，性治療師們在虛擬世界裏都表現得異常活躍。他們在網上寫博客、開微博；講解各種各樣的性知識；勸導人們注重“性健康”；結合他們在工作中遇到的故事，分析各種性煩惱……

在杭州寶善堂的網站上，“童嵩珍——臺灣性治療第一人”“最大、最權威的性治療室”“華人性治療領域革命性突破”等字眼在首頁上來回滾動。作為一個在現實中保持隱秘的行業，性治療從業者在網絡上的高調，成為他們吸引人們前來診治的手段。

究竟什麼是性治療？童嵩珍的解釋很簡單：“性治療就是指導別人如何做愛。”她接著說，“當然，治療師並不會與患者發生性關係。而實際上，在美國，也有與患者發生性關係的性治療師，那主要是幫助殘障人士解決他們床笫間的生理需求，所以也叫做‘性替代者’。”說這番話的時候，她收起了臉上職業的笑容，神情嚴肅。

與醫院裏的各種治療手段不同，童嵩珍的性治療不用藥，也不開刀。在通常總共6次、每次1.5小時的療程裏，“個案”們只需要舒舒服服地坐在沙發上或躺在治療床上，在女治療師甜糯的國語引導下吐露心曲，化解心結，再接受行為治療，以期解決自己人生中難以言說但又至關重要的困擾。

當然，他們為此所花的代價也不菲——儘管童嵩珍不願意談及費用，但據知情人士透露，一個療程的費用大約在3萬~5萬元人民幣。

行為治療究竟如何進行？童嵩珍說，這是不可能讓外人觀摩的過程。尤其是在對“個案”進行“諮商”的時候，更是要絕對保證以“一對一”的方式進行，連她的助手也不能在場。

儘管如此，童嵩珍在《性治療師教你好好做愛》一書裏描述說：“目前，在華人世界裏，只有我的團隊在進行一對一‘抓小鳥’的性治療。”對這句話的最好解釋，是臺灣“嵩馥”官方網頁上的一張張“大尺度的”照片。

對於治療過程，童嵩珍解釋說，“我們的手也會動到他，但我們是戴手套的。我會告訴他，‘現在你要專注，我們會做性感的訓練，這是性治療中非常重要的一個觀念，叫做性感的集中訓練。你戴著眼罩，跟你自己的想法做愛，你不是跟我，你是跟你自己的意念。’”

實際上，這樣的治療，很大一部分需要“個案”在熟悉了過程以後回到家裏自己做，而不僅僅是在診室。在另一些性治療中心，有的治療師遵循“君子動口不動手”的原則，只進行講解和電視片演示，然後讓顧客回去做“家庭作業”。

還有一些治療需要特殊器具，那就只能在治療室裏進行了。比如，對於女性常見的陰道痙攣，一般會在性治療師的安撫與幫助下，嘗試從小號到大號的男性器具，讓受治者學會逐漸適應。

在“嵩馥”的網站上，可以看到童嵩珍手拿一個布縫的男性陽具，解釋如何自我按摩。

自“挺進”大陸以來，童嵩珍已接待了來自全國各地的大約300例“個案”。相比之下，面積大約只有浙江省三分之一大小的臺灣，一年的接診量就有兩三百例。童嵩珍覺得，大陸的性治療市場仍有待開發。

這種性治療究竟會起到什麼樣的效果？對此，外人無從知曉。有一位重慶男子曾經是童嵩珍那裏的“個案”，對於自己接受治療的經歷，他說，“其實就是在她們的幫助下‘打飛機’。”

這是否超出了性治療的範疇？對此，國內資深的性學家馬曉年表示，“那位患者此前已經有兩年沒有勃起了，如果能夠在性治療師那裏獲得成功，也算是一種改善。”

“偉哥革命”

杭州寶善堂的網站，把馬曉年與童嵩珍的合影照片掛在首頁，以此來證明這家性治療機構的權威性。由此可見馬曉年在中國性學領域的“江湖地位”。然而，如果你走進馬曉年在北京玉泉醫院的性醫學門診，會發現他的“老巢”和他的“地位”並不相稱。這裏遠沒有童嵩珍的治療室“高大上”。坐在牆面油漆斑駁、面積只有幾平方米的診室裏，滿頭白髮的馬曉年用從嗓子眼兒裏擠出來的低緩聲音說，“我的這個性醫學科，算是沒搞起來。”

1996年，51歲的馬曉年自願申請從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科研所調出，到北京西四環外的玉泉醫院開設了性醫學門診。從那時到現在近20年過去了，迄今全國仍僅有兩家公立醫院設有性醫學門診——除了玉泉醫院，還有張濱在廣州主持的中山大學第三附屬醫院的不育與性醫學科。

馬曉年介紹說，科室創建之初，作為醫院的特色門診，得到了北京市衛生局與院方的支持。但在2003年，玉泉醫院被清華大學收編為附屬醫院，調整了發展重心，性醫學被邊緣化，經費也就捉襟見肘了。如今，相比北京各家“三甲”醫院人滿為患的情形，只是“二甲”的玉泉醫院病人不多，門庭有些冷清，性醫學科更是坐上了冷板凳——加上馬曉年一共只有兩名醫生，每天大約有兩三個病人“慕名”前來。

馬曉年畢竟擁有中國性學會副理事長、性醫學專業委員會主任委員的頭銜，他的照片不僅出現在杭州寶善堂的網站上，也出現在北京五洲婦兒醫院的出診專家介紹裏。照片下面羅列著他的博客文章，打頭的一篇就是論述女性“性福”的問題。

相比其他醫生平均幾分鐘或者十幾分鐘就能打發一名病人，馬曉年給患者看病的時間每次至少都需要半小時。“要先問性史，找出問題，有的需要普及性知識，還有的需要心理疏導。”不過，作為一名正規醫院的男科大夫，馬曉年和其他性治療師不同，他最主要的治療手段還是——開藥。

有統計數字顯示，40歲~70歲的男性，陽痿發生率高達52%，也就是說，平均每兩名男性就有1人陽痿。1998年，能夠治療男性性功能障礙的藥物萬艾可(偉哥)誕生，馬曉年稱之為“現代性學的第三座里程碑和性治療的一場革命”。

在美國，偉哥上市後的第一周，每天就開出1.5萬張處方，第二周上升到每天2.5萬張，第三周每天3.5萬張，至第七周，達到每天27萬張，創下了全球藥物史上的最新紀錄。生產偉哥並擁有其專利的輝瑞制藥公司的股票隨之暴漲。過去，美國陽痿患者的就診率只有7%，而在偉哥上市之後很快增長到40%。

2000年，偉哥進入中國。一粒50毫克的藍色小藥丸，身價高達人民幣99元，而且不在醫保範圍內。但它依然受到了男科醫生們的青睞。

截至2005年退休時，馬曉年一共看過2萬多病人，其中有83%是男性，在他看過的男病人中，又有90%以上都被開了藥，而且大部分是偉哥。馬曉年說，即使是心因性(心理因素造成的)陽痿，也需要使用偉哥來輔助治療。“光有心理輔導不見得有用，但只要他能夠在性事上成功一次，心理上的焦慮就會因此一掃而空。”

在杭州召開的世界華人性學家學術大會上，很難遇見潘綏銘。要想找到他，有一個竅門，那就是多到牆角、垃圾箱等能夠自由抽煙的地方轉悠——會議期間，他更多的時間是躲在一旁抽煙，而不是去和其他參會者交流。

潘綏銘退休前一直擔任中國人民大學性社會學研究所所長。作為一名與實踐領域相聚較遠的性社會學家，潘綏銘在大會上保持的“高冷”，就像他對待偉哥的冷眼相看一樣。他認為，在歷史上，陽痿、早洩之所以被當作“病”，其實是因為不利於懷孕，因而損害了“性的惟生殖目的論”。而當今，則主要是因為庸醫們要賺錢。潘綏銘說，陽痿早洩其實只是一個性生活不和諧的問題，靠雙方的性技巧完全可以解決。可是一些醫生卻只“治療”男人，根本不問女人的情況。這難道不荒謬嗎？大家為什麼還要給他們白白送錢呢？

性治療江湖

然而，在現實中，為了性健康而“白白送錢”的人卻並不少見。

加拿大籍華人陳見在上海一家名叫“臻景國際再生醫學中心”的醫療機構裏做性健康顧問。這家機構坐落於上海最有格調酒店之一興國賓館，陳見說，她的工作，主要就是為高端中年人群提供定制化的性健康治療方案。實際上，這種方案的核心，就是使用性激素。

在陳見治療的案例中，有一位40多歲的男性企業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