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觀生
早前，立法會辯論社會文化範疇施政，議員們頗為關注發展與保育的問題，並就此進行了一定的爭論。隨著社會不斷進步，發展與保育間矛盾日漸凸顯，議員質疑現時可發展空間和土地不足，會採取甚麼切實措施，在發展與保育之間取得平衡？有議員指有世遺緩衝區內商戶想裝修，向文化局申請卻獲保留意見，質疑傳統和守舊是否等同活化？有議員認為，文化遺產保育最重要的是“育”即如何活化。文化局長吳衛鳴回應表示，城市發展可為文化保育提供新技術、新設施和新資源，保育則可為社會發展提供重要資源。一直以來，政府都希望並致力令社會相信，發展與保育可以魚和熊掌兼得。但是，要做到保育和發展兩不誤並不容易。社會上亦存在不同意見，甚至有人將保育當作政治騷，肆意將問題政治化。這不但無助理性討論，反而會激化矛盾，最終受損的還是廣大市民。
保育與發展矛盾老生常談
1999年回歸以來，尤其是2002年賭權開放以來，發展主義是澳門政府打造澳門成為現代化的博彩旅遊城市的主旨指導思想，也是特區政府向世人展現管治能力的重要載體。不可否認的是，這種發展主義有其積極的意義所在，因為早在回歸前的兩年，澳門的經濟局勢低迷，曾經連續數年經濟負增長，信心受挫、市面凋敝，但回歸後，特區政府抓住機遇，以經濟發展為主線，迅速扭轉頹勢，開始了澳門經濟發展史上最輝煌的黃金十年。這種發展為主導的經濟增長方式，無疑是卓有成效的，巨額的國際資本、洶湧的遊客隊伍，推動著澳門在五光十色的光環中飛速發展。然而，以審視的眼光看，政府的發展策略以經濟為主導卻欠缺人文關懷、著重全域需要卻忽略個體訴求、著眼現在卻忽視過去和未來，這種跛足前行的尷尬，隨著時間和征程的延續愈發顯現，引起的論爭和衝突也逐漸成為社會焦點，其中保育與發展的爭論成為近年來本澳社會一個老生常談的問題。
“過度的發展會造成不平衡”，這是過去二三十年人類在享受到經濟發展帶來的物質生活，同時遭受到因現代化工業化造成的環境破壞、氣候變化所得出來的總結。現今社會大眾都可以向環保、綠色、低碳等可持續發展概念靠攏，根據聯合國環境與發展世界委員會的定義，可持續發展是“既能滿足當代需求，同時又無損未來世代的需求的發展”。
過去數年間，澳門民間對保育本地社區和傳統文化的意識日漸高漲。近年來，從2006年保護“藍屋仔”，到2007年保護“松山燈塔”，以及近2年“保護鷺鳥林”、反對西灣湖設立夜市等，這些時有發生的保育運動說明，澳門人開始越來越多地關心起公共化議題，甚至相對獨立的社團間都會採用數家聯手的方式，呼籲民眾的共同參與，以達到令政府“收手”的目的。
這些活動催生了文遺法、城規法等法律的訂立或修改，但保育與發展的爭議仍不時出現。如新成立的文化遺產委員會有成員預期保育工作會面對利益之爭。委員之一的歷史文物關注協會理事長鄭國強稱，處理不動產建築物的保育，利益集團的施壓是顯然要面對的挑戰。鄭國強指出，2005年歷史城區成為世界文化遺產後，很多具價值的建築物都在短時間內被拆除，而保育東望洋燈塔和藍屋仔等事件都是深刻教訓，他期望更新文物清單時，避免重蹈覆轍。建築和文物保育專業的委員呂澤強稱，近年社會關注不動產的保育意識愈來愈高，他相信文遺委員即使只是諮詢機構，只要集合各方意見亦能發揮作用。
近期，本澳保育與發展的爭論經常在城規會的討論上，以其中一個個案為例，有委員認同政府要保護文物景觀，但認為同時需保障市民的權益。亦有委員認為訂定高度限制需考慮公平性，希望文化局和工務局再研究如何平衡社會發展和保育。
而文化局舉行的歷史城區保護及管理計劃框架公眾諮詢會也出現同樣的爭議。有與會者認為推出的保護方案只能維持歷史城區的存在，沒有鼓勵發展。文化局表示，在保持歷史城區應有面貌的前提下，業權人可發揮自己的創意，並強調當局一直與民間合作活化使用文物建築，“唔係保護左由得佢苟延殘喘”。
政府期望魚和熊掌兼得
每一個城市的興起，歷史的延續最重要的是它的城市地標建築，如同串珠形成了它的“文脈”。澳門歷史城區中老街區與建築群都是活生生的歷史化石，它的城市空間格局與建築風貌，形象地記錄了澳門中西文化交融歷史進程翻天覆地的一頁，見證了澳門“百載商埠”形成過程。具有特殊性、典型性和極高的文化價值。2005年澳門歷史城區成為世界文化遺產後，本澳社會就“保育”及“發展”的先後次序爭持不下，魚與熊掌能否兼得，多次成為大家熱議的話題。
從政府的角度來說，其政策出發點均是希望並致力讓社會相信，保育與發展可以並行。特首崔世安在今年施政報告中表示：政府充分發揮澳門中西文化交匯互融的特色，重視城市發展和文物保護的平衡，精心保育本地深厚的文化遺產，加強本土文化建設。完善文化場館，豐富居民的文化生活。培養本土文化人才，促進創意藝術。全力保護澳門歷史城區，讓世界文化遺產在現代生活中展現活力。
香港發展局局長陳茂波去年底在其網上專欄發表的文章其實也可套用到澳門特區政府。陳茂波稱，香港地少人多，隨著經濟和社會的發展，可供發展的空間顯得很有限，致使不少舊建築要讓路，被拆卸以騰出可發展空間，改善我們的生活環境。另一方面，市民對保育歷史建築和文化很重視，一些人甚至不覺地把保育和發展對立起來，其實保育和發展並非零和遊戲。這些年來，政府透過政策制訂和投放資源，盡力做好保育工作。
他引述一個文物保育國際研討會專家指出，像香港一樣，一些經濟已高度發展的大城市如倫敦、巴黎等，都同樣面對艱難的取捨。對保育的定義、新舊共融的理解和期望、對不同年代歷史建築的保育方式等議題，近年都不斷有所演進並引發熱烈討論。另外，專家認為，保育和活化歷史建築的方式雖然時有新穎措施，但大多仍有爭議性，未達致社會上的共識，亦未尋找到一些放諸四海皆准的保育方程式。然而，面對重建發展的市場壓力下，在已發展城市進行保育，各地政府採取了各項不同「軟硬兼施」的手法，盡力在實際可行的情況下保育歷史建築，例如：在「硬」的方面，有透過城市規劃和環境及文物影響評估加強保育；在「軟」的方面，則透過不同的經濟誘因和資助計畫鼓勵保育。
前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曾蔭權亦曾就保育與發展表示，發展和保育不一定對立，香港要在發展和保育間求取平衡。曾蔭權表示，過去數十年，特區政府大力投資基建設施，除了令城市現代化和改善生活環境外，亦能維持香港的國際競爭力和創造就業。
他說，近年市民對政府保育文物建築的期望日益提高。發展和保育不一定對立，可以是一體兩面。我們可以在發展和文物保育之間求取平衡，也應該這樣做。要維持兩者平衡，有賴各有關方面齊心協力，互信互諒。
澳門特區政府政策一向有學習香港特區政府的傳統，將上文中的“香港”兩字換成“澳門”，會發現港澳在保育與發展的政策取向上，希望保育與發展並行，魚和熊掌兼得，表現出驚人的一致。
保育與發展爭議不宜政治化
透過近年來的保育運動，社會看到了澳門巿民對文物保育、集體回憶、生存空間及社區發展等議題的關注日益提高，這種“公益”意識的增強，當然可以歸結為澳門“公民意識的覺醒”，有學者用“家園意識”來做陳述和分析，也就是說，保育運動的參與者利用既有的文化資源與自然資源，把時間、空間和身份的不同想像注入其中，引發民眾反思這樣一個簡單而複雜的問題：自己生於斯、長於斯的這個城市究竟屬於誰？當這個城市逐漸變得陌生，陌生到自己都不認識時，能否問一句：誰的澳門？
學者指出，保育運動正是要利用集體回憶喚醒更多人的“家園意識”，告訴澳門民眾，自己腳下的這塊土地是自己的家，自己的家當然屬於自己，那麼對於這個城市的發展，不僅只能讓行政當局說了算，自己也應有發言權。正是透過一系列關於文化、空間和本土身份的反思、博弈和角力，歷次的保育運動漸漸地整合出一個以“家園意識”為核心價值的抗衡論述。
龍應台說過，“公民對一個社會的認同與愛，需要建基在歷史的認知之上，不尊重歷史的地方，難以長出根與認同。”通過保育運動，歷史建築和自然景觀被保留下來，澳門人心中的“家”被小心翼翼地保留了下來；保育運動則借力“集體記憶”去喚醒澳門人的“家園意識”，明確澳門人的身份架構。在這點上，澳門和香港的情況既有相同，也有差異，最大的差異則是，至少現階段看來，澳門保育運動的草根性，使其遠離政治訴求的漩渦。
本澳歷次的保育運動都帶有強烈的草根色彩，強調參加者的自發性，以鬆散式的臨時聯盟為基礎，即使有社團參與也均為小型社團，這與以往澳門的傳統社團佔據社會主流發言權有本質上的區別，這種自下而上的保育運動，沒有清晰的框架、策略和行動者，唯一的核心就是依託“家園意識”去凝聚全社會的合力，容納更多的社會參與者，產生爆炸性的異議聲音，以表達民眾對政府只顧經濟發展、罔顧民生訴求的不滿。
據學者分析，長久以來，澳門單邊的經濟發展已和多元的民生訴求構成了矛盾。為滿足國際資本的投資需求，政府不斷批出寸土寸金的建設用地，興建了一座又一座的堪比皇殿的賭場酒店，一方面，國際資本的進入給澳門帶來了更多的就業和收入；另一方面，大型娛樂場所的進入，擠佔了本來就逼仄的民生空間，不停的發展帶來不斷的破壞，越來越多的民眾似乎發現，因發展而使自己剛剛嘗到的甜頭竟夾雜著些許苦澀，全民就業的背後是工作的低質化，收入水準追不上物業升值，甚至難敵通脹，樓價高企、通脹逼人、階層固化、貧富差距，諸多的社會失序使得更多的人被邊緣化，在無力和無奈中，總有民眾會發出疑問，經濟發展，是社會唯一的道理嗎？經濟發展的目的難道就是這個城市越來越陌生，自己的“家”越來越模糊嗎？或許正是這種對發展主義強烈的質疑，使得澳門社會的“家園意識”極容易引起共鳴，能夠作為一種極具能量和號召力的社會動力逐漸浮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