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至1953年冬春之交，新中國政壇發生一件盛事：“五馬進京”，即五大行政區首腦調入中央任職，包括西南局書記鄧小平、西北局書記習仲勳、東北局書記高崗、中南局書記鄧子恢、華東局書記饒漱石。

董必武稱讚他們為“千里駒”。尤以高崗位高權重，統管全國經濟，一度與劉少奇、周恩來並駕齊驅，故時人稱為“五馬進京，一馬當先”。

始料未及的是，不到一年就爆發了“高饒事件”，“五馬”之中二人落馬，直接促成大區的徹底撤銷，這一過程既按部就班水到渠成，也翻雲覆雨驚心動魄。

“什麼都是西花廳，哪有頤年堂！”

1952年4月18日，中央批准了華北行政委員會和華北事務部撤銷的決議。原華北人民政府管轄範圍就是北京及其周邊省份，新中國成立後即歸中央直屬，此次撤銷華北機構順理成章。以此為標誌，針對大區的一系列裁撤措施開始了。

為什麼要調整剛剛設立兩年多的大行政區？新中國成立三年，經濟基本恢復，政權趨於穩定，朝鮮戰爭也度過最困難時期，中共中央決定放棄新民主主義過渡階段，提前向社會主義改造邁進，準備從1953年開始效法蘇聯實行計劃經濟。要想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優化資源配置，實現“全國一盤棋”，就要加強中央集權，不能各自為政。

經濟建設是客觀原因，從主觀上說，“分散主義”苗頭令毛澤東十分擔憂。戰爭時期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各解放區有相當的主動性和獨立性。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之後，這種情況仍然在一定程度延續，大區領導人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繼承戰時體制實行一元化領導，極具個人權威；大區擁有立法權，對於中央制定的政策法規，並非都無條件貫徹執行。

毛澤東認為，分散主義不僅地方上有，中央也有。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以來，劉少奇負責組織人事和財經事務，周恩來領導的政務院負責除軍事以外幾乎一切政務。周恩來和董必武等人主張黨政分開，黨的方針政策要通過政府實施，党不能直接向群眾發號施令，因此政務院所屬各部門工作，通常不向毛澤東及中央書記處請示彙報就推行。

毛澤東身為中共中央委員會主席，對許多工作都不經手甚至不知情，楊奎松在《建國初期中共幹部任用政策之考察》中，引用高崗秘書趙家梁的回憶，毛澤東曾發牢騷說“什麼都是西花廳，哪有頤年堂！”

一方面，中央繁重的工作集中在少數領導人身上，且政府工作脫離黨的領導；另一方面，各大行政區都有一套五臟俱全的龐大機構，封疆大吏身兼數職，儼然在北京之外又有多個中央。這種矛盾形態，使毛澤東深感加強中央集權的必要性和緊迫性。將大區領導人調入中央任職則一舉兩得，既可以從地方收權，又可以分擔劉少奇、周恩來的權責，於是便有了調“五馬”進京的構想。

“五馬進京”

1952年7月，劉少奇批轉《關於加強黨中央辦事機構的意見》，“擬於明年初將各中央局的書記抽調回來，以加強中央領導。”

最先赴命的是西南局第一書記鄧小平。因為周恩來和陳雲8月將出訪蘇聯，急需鄧小平出任政務院副總理主持工作，劉少奇7月中旬給鄧小平發電報，鄧二話不說7月下旬就攜全家到了北京。在重慶到北京的飛機上，鄧楠想到在重慶別人都管爸爸叫“首長”，好奇地問“到了北京爸爸是什麼長”？鄧小平回答：“腳掌”。

9月習仲勳到崗，擔任中央宣傳部部長兼政務院文教委副主任。原部長陸定一降職為副部長。習仲勳時年僅39歲，是“五馬”中最年輕的。毛澤東曾問薄一波對習仲勳的看法，薄回答：“年輕有為”，毛說是“爐火純青”。毛澤東堅持“中宣部的班子要動一動”，習仲勳同志“雖然不是知識分子，但是他很善於做這個工作”。

1952年10月8日，高崗進京，毛澤東對他的殷切盼望之情非比尋常。9月毛澤東給高崗發了三次電報催促速速來京，25日的電報還問，到京具體是哪一天、什麼時間，以便前去迎接。毛澤東對高崗信任有加，不止一次表揚他，對他也很寬容。對於高崗有很強的權力欲，毛澤東早就知道，但他認為“高麻子這人能幹事”，因此並無過多計較。

一邊翹首以待，另一邊舉棋不定。高崗覺得去中央人生地不熟，而且在東北幹得正起勁，不甘放棄。但任命已經決定，不得不去。他對秘書說，以後到中央工作，要小心謹慎，少說話，不寫文章，搞好自己所管轄的工作。

到北京之後高崗也許很快就忘記了憂慮。他受命籌建中央人民政府國家計劃委員會，這個機構與政務院平行，中央所有工業和經濟部門先後劃歸計委管理，堪稱“經濟內閣”。

1953年1月鄧子恢離開武漢舉家入京，出任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國家計劃委員會副主任。鄧子恢是“五馬”中年齡最大的，老成持重，長期從事農村工作，與富於工業經驗的高崗搭檔正好是一農一工。高崗秘書趙家梁回憶，高崗當時暫住在翠花灣的東北駐京辦事處，公務極為繁忙，通常不出來迎接訪客，唯獨鄧子恢來的時候他特意叫秘書出門迎候。

最後一個到位的是饒漱石，1952年秋他隨同劉少奇赴蘇聯參加蘇共十九大，耽誤了進京行程，1953年春才正式就職，擔任中央組織部部長並兼管工會、青年團、婦聯工作。

饒漱石也許也是帶著幾分彷徨的。因為在 “三反”“五反”等運動中，饒漱石態度不夠積極。後來“高饒事件”後，饒漱石花半年時間寫了份兩萬字檢查，他承認當時自己患得患失，無端懷疑中央讓他來京休養是“調虎離山”。

高饒事件促使大區最終撤銷

“五馬進京”各就各位，對大行政區的調整也在同步進行。至1953年2月，以東北為首，各大區相繼撤銷軍政委員會，改為行政委員會。大區軍管制度結束，行政委員會不再是地方最高一級國家行政機關，而成為“虛級”，僅作為中央領導地方工作的代表機關，即中央人民政府的組成部分和派出機構。

權力收歸中央之後，毛澤東認為“在很多部門中極端缺乏思想領導和政治領導的狀況是完全不能容忍的”。1953年上半年毛澤東指示政府各部門開展“反分散主義”鬥爭，批判離開總路線的“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傾向”，並對黨和國家機關的領導機構和人事安排做了大幅度的調整，八個全國主要工業部門劃歸給高崗任主席的國家計委領導。

這一安排改變了周恩來及政務院主管一切國家事務的局面，周恩來實際負責的工作只有外事和統戰，劉少奇負責的財經委員會工作也部分劃歸高崗。 一時間，劉周高在中央呈三足鼎立之勢，高崗某種程度上甚至比劉、周更耀眼。

高崗個性好強，行事高調，身上帶著草莽氣，毛澤東的信任使他得意忘形，他多次向中央及地方的重要領導人透露毛對劉的不滿，進行“私下串連”，在若干事件中對劉少奇間接發難。這種非組織活動觸犯中共紀律的大忌。

饒漱石恰好在同一時期與劉少奇發生一些爭論和衝突，引起了毛澤東的注意。其間穿插蘇區幹部與白區幹部的矛盾，原華北局幹部與其他地區幹部的矛盾，“山頭”政治影響黨內團結。為阻止黨內分裂的趨勢，毛澤東發起對高饒的批判。

高饒“分裂黨的活動”正好是“反分散主義”、加強中央集權的反面教材。對高饒兩人的批判及他們個人的檢討中，都提到了被調來中央工作時，疑心是“調虎離山”，等於說他們在地方有占山為王之勢。這對各大行政區都有敲山震虎的效果，各大區紛紛向中央表決心。

範曉春總結道：“儘管‘高饒事件’不是導致大行政區撤銷的直接原因，但它卻是‘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1954年4月開始，中共中央討論了撤銷大行政區的具體問題，6月通過撤銷大區的最終決議。8月17日，高崗自殺身亡。至1954年底，五大行政區先後撤銷。

（李響／文）